【大紀元2026年06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趙彬、顧曉華採訪報導）「天天都想在這裡結束一切。這座橋足夠高......但我又不敢跳。」33歲的高芷萱在深夜獨自站在燈光昏暗的大橋上。她背對江水，臉上泛著淚光，聲音沙啞地訴說著內心的絕望。
她略帶停頓，對著視頻（「未公開的中國」頻道）說，「我曾經也是一個擁有上千萬家產的小老闆，我有三家玩具廠、兩輛車、兩套房......如今負債200多萬，現在連一碗麵的錢都拿不出來。」
高芷萱的哽咽聲被深夜的江風吞噬。在當下的中國，這並非一個孤立的悲劇。她是那1.1億個同樣陷入債務絕境的不幸者之一，但在官方冷冰冰的數據裡，他們的命運，已經被徹底抹得不留痕跡。
被粉飾的「3%」與水面下的「技術性破產」
在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中，中國家庭的不良貸款率「不足3%」，低於美國的4.8%，似乎一切風險可控。然而，在會計指標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微觀落差。彭博社報導，截至2025年底，在11億成年人口中，已有高達10.6%，約1.1億人陷入債務逾期困境，累積個人不良貸款突破2.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儘管官方已於2025年夏季停止發布個人違約的匯總數據，但這1.1億名處於逾期狀態的個體，正成為觀測中國實體經濟最真實的縮影。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在當局的帳面中，只要借款人還在按期支付利息，或者通過債務展期、借新還舊把不良債權打包轉移，這筆貸款在帳面上就依然是「健康」的。他直言，這種官方數據與民間感知的巨大落差，是一場徹底的「數據錯覺」。
「它並未反映大量家庭因房地產價值縮水導致的『技術性破產』。」黃大衛指出，中國家庭財富極大程度鎖定在房地產中，當房市暴跌、資產流動性喪失時，真實風險並不體現在不良貸款率（NPL）上，而是體現在消費能力的永久性喪失。
中年男子徐子航就是這場「技術性破產」的犧牲品。2019年，他花費135萬元買下一套公寓，首付42萬，貸款93萬，月供5,360元。
他在「底層在中國」頻道講述自己的遭遇。視頻中，他深夜站在被查封的公寓門外，長嘆一聲後說，「前兩年，生意失敗，不得已斷供了房貸。但我整整還了三年多，共還了18萬多，結果去銀行一查，近16萬全都是付的利息，本金只還了2萬多！」
這場狂飆的房地產盛宴，最終給他留下的只有重度抑鬱症和一張法院的傳票。斷供半年後，徐子航被銀行起訴。法院通知他，房子評估價100萬，起拍價打7折，只有70萬。微信錢包中僅剩的幾百元也被法院凍結了。
徐子航說，不僅首付款和三年血汗月供打了水漂，還倒欠銀行二十幾萬，還有這場官司的十幾萬的律師費、訴訟費和保全費。「現在房子沒了，我的損失竟然有80多萬，真的很無奈，很心酸。我每天陷入深度憂鬱中。」
網絡視頻「人民報」顯示，一家做貸款中介的中年男子發出感嘆：「現在中產返貧的越來越多。之前接觸的客戶，身價500萬、1,000萬以上的，現在很多負債累累，真的太多了。」
從失信黑戶到「你不仁我不義」的躺平反叛
「由於沒有《個人破產法》為他們（債務人）解套，可能很多人就一輩子困在債務裡，永遠也走不出來。」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創辦人兼理事長吳紹平律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他指出，與此相應，會產生大量無法收回的「呆債」，從而形成「死債」，債務人就被鎖定在「失信人員黑名單」中，限制他們的高消費。
同樣在低谷中痛苦掙扎的還有1997年出生的安徽女孩。「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在「人民報」頻道中28歲的她在視頻裡哭訴，「想到當初好的時候，我有千萬的家產，擁有三家餐飲店、一家口罩廠、一家網紅孵化公司。現在的我破產了，不僅一無所有，還成了一個負債227萬的『老賴』。」
「爆通訊錄」是國內倍受爭議的催收手段。催收人員非法獲得借貸人的手機通訊錄，持續騷擾其親友與同事，以此施加心理壓力並逼迫還款。然而，這種行為也常引發借貸人的逆反心理，進而催生出抗債情緒。
來自江蘇南京、現年32歲的陳智翔，同時受到「爆通訊錄」與「抽貸（提前收回貸款）」的催貸。對此，他選擇了「擺爛抗債」的對抗方式。他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自己曾向借唄、抖音、美團等多個平台及信用卡累計借款45萬元，如今已逾期一年。
「他們都讓我身邊人知道我欠錢了，為啥要還？」陳智翔說。他選擇了不接電話、置之不理的態度。他說，身邊的親友都被騷擾遍了，這些錄音都保存著的，「而且他們（放貸平台）的利息也都是不正規的。現在一天給我發3個短信，打2個電話來催款，我電話一個都不接。」陳智翔說。
這種「你不仁、我不義」的暴力反彈心理，正在債務人群體中蔓延。另一位獨自一人在外漂泊、身負300多萬債務的母親王思妤在「未公開的中國」頻道表示，自己已經「完全扛不住了」，因為負債連累了家人，如今只能撕下面子在外流浪漂泊。
吳紹平表示，在國內時經常接到這種借貸當事人的諮詢求援。他說，「一些催債公司應運而生，採用讓人難以接受的手段催債，比如，暴力催債，暴力騷擾債務人所有的親朋好友，他們的個人生活受到巨大影響，還有親友的生活也受到影響。生活很快就跌入低谷狀態中。」
吳紹平指出，這些債務相關的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就像給社會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各種社會矛盾。
網絡論壇流傳的數據，正殘酷地印證著這種空氣中的絕望。疫情後高企的欠債融資，與近年來樓市暴跌、股市震盪交織，正將無數普通人推向高樓的天台。有估算指出，近年跳樓群體最集中的五大誘因分別為：炒股套牢、暫時待業、房子爛尾、陷入「四無」絕境，還有就是沉重的債務。那些最揪心的社會痛點，在短短幾年內集中爆發，那些背負債務的群體「走上了天台」。
正如吳紹平所言，這群龐大且得不到救助的債務群體，「就像社會的定時炸彈一樣，隨時可能引發群體性的社會事件。」
「資產負債表衰退」下的百億補貼黑洞
面對實體經濟的冷清與下滑的內需，中共政府推出了各類針對汽車、家電的消費貸款補貼，試圖重新激活內需。然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下跌0.6%，為2022年12月以來首次單月錄得跌幅。這些政策如同「泥牛入海」，激不起一絲漣漪。
「效果不彰，是因為經濟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陷阱。」黃大衛分析道。當大眾對未來的收入預期降至冰點、隨時面臨裁員降薪風險時，個體的理性選擇是「去槓桿（還債）」而非「加槓桿（消費）」。
「對於消費者而言，痛點不是融資成本高不高，而是收入預期低。」黃大衛直言。
他指出，政府的補貼資金通常設有信用門檻，往往只能流向仍具備信用能力的人；而真正陷入債務泥淖、急需現金流舒緩的1.1億人根本不具備申請補貼後再跨入大宗消費的門檻。這是補貼對象錯配。
另一名身背177萬元債務的女性葉子晴，在「未公開的中國」頻道發出了近乎絕望的質問：「不知道我到底要怎麼樣做，社會才能善待我？我不怕吃苦，不怕幹活，我最怕的是我拼到最後卻還是一無所有！到底要我怎麼樣，才能熬過這無人問津的低谷？」
互聯網巨頭的「算法獵殺」與深層的監管恐懼
儘管壞帳風險的累積已引發廣泛關注，但網貸業務依然是數碼支付與短視頻巨頭的核心變現管道。在這些主流App介面上，針對脆弱群體的『極速放款』與『低門檻』信貸廣告依然高頻出現。
黃大衛對此分析指出，科技巨頭逆勢推廣信貸業務，本質上是「商業利益驅動」與「監管技術滯後」博弈的結果。「在廣告市場疲軟的背景下，信貸是少數能將巨大流量轉化為穩定現金流的「暴利」業務，成為維持巨頭財報增長的救命稻草。更隱蔽的是信貸平台的算法「精準收割」——大數據會自動篩選出那些已經「債台高築，但還剩下一點點還款能力和軟肋」的脆弱人群，進行精準信貸投放。」他說。
不少涉世不深、脆弱的年輕人成為了這種毫無節制的資本圍獵的對象。20多歲的女孩張倩因工資發到支付寶後被平台瞬間全額劃扣去還網貸，在「未公開的中國」視頻中哭得泣不成聲：「我現在沒有錢吃飯，沒有錢交房租……他們不給任何商量餘地。」
在這場算法圍獵的底層，越來越多像陳智翔、張倩這樣的債務人，正在從最初的不安演變成一種躺平與反叛。
山東濟南的劉洪濤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自己身上背著3萬多元的網貸，其中「放心借」2萬，「得物」5,000元。在遭遇催收人員瘋狂「爆通訊錄」甚至鬧到村委會後，懷著對抗情緒的劉洪濤選擇了另一種極端的抗債策略：「不還錢、不失聯」的無所謂態度。
「我一分錢都沒給，也不打算還了。打電話我就接，反正名譽已經被毀了，他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劉洪濤說。
市場消息指出，監管層強制要求將利率壓低至20%以下、並進行12%的壓力測試。黃大衛表示，這從深層反映了決策層對「金融風險向社會動盪傳導」的極度焦慮。
「1.1億人的債務體量一旦發生結構性集體違約，必將導致暴力催收激增、失信黑名單全面蔓延，極易點燃社會群體性衝突。」黃大衛說，「監管層既害怕利率過高導致借款人加速崩潰，又擔心利潤壓得太低讓平台失去放貸動力。12%的壓力測試，是在測試最極端壞帳情況下，平台有沒有足夠的「資本緩衝墊」來扛住風險，防止單一平台倒閉演變成連鎖金融海嘯。
吳紹平表示，中共極有可能扛不住這樣巨大的風險。「中共制度是剛性的，調節餘地很小，很難從根本上化解現實問題。」他說。
吳紹平推測，在經濟持續下行的危機下，為了防止這顆1.1億人的「定時炸彈」爆炸，中共可能依靠「權力說了算」的獨裁政權，採取「一刀切」的方式，「要麼給予豁免，或者是以其它方式把這些失信人員從失信徵信系統裡面給拉出來。因為大量民眾的收入來源沒有了，還款還不上。」
金融監管強度的提升與個人債務規模的調整仍在持續。在這1.1億逾期個體的償債壓力未實質舒緩前，旨在刺激內需的百億財政補貼與宏觀調控手段，其最終成效將取決於底層消費槓桿的修復程度。◇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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