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彬、顾晓华采访报导）“天天都想在这里结束一切。这座桥足够高......但我又不敢跳。”33岁的高芷萱在深夜独自站在灯光昏暗的大桥上。她背对江水，脸上泛着泪光，声音沙哑地诉说着内心的绝望。
她略带停顿，对着视频（“未公开的中国”频道）说，“我曾经也是一个拥有上千万家产的小老板，我有三家玩具厂、两辆车、两套房......如今负债200多万，现在连一碗面的钱都拿不出来。”
高芷萱的哽咽声被深夜的江风吞噬。在当下的中国，这并非一个孤立的悲剧。她是那1.1亿个同样陷入债务绝境的不幸者之一，但在官方冷冰冰的数据里，他们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抹得不留痕迹。
被粉饰的“3%”与水面下的“技术性破产”
在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中国家庭的不良贷款率“不足3%”，低于美国的4.8%，似乎一切风险可控。然而，在会计指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微观落差。彭博社报导，截至2025年底，在11亿成年人口中，已有高达10.6%，约1.1亿人陷入债务逾期困境，累积个人不良贷款突破2.2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尽管官方已于2025年夏季停止发布个人违约的汇总数据，但这1.1亿名处于逾期状态的个体，正成为观测中国实体经济最真实的缩影。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在当局的账面中，只要借款人还在按期支付利息，或者通过债务展期、借新还旧把不良债权打包转移，这笔贷款在账面上就依然是“健康”的。他直言，这种官方数据与民间感知的巨大落差，是一场彻底的“数据错觉”。
“它并未反映大量家庭因房地产价值缩水导致的‘技术性破产’。”黄大卫指出，中国家庭财富极大程度锁定在房地产中，当房市暴跌、资产流动性丧失时，真实风险并不体现在不良贷款率（NPL）上，而是体现在消费能力的永久性丧失。
中年男子徐子航就是这场“技术性破产”的牺牲品。2019年，他花费135万元买下一套公寓，首付42万，贷款93万，月供5,360元。
他在“底层在中国”频道讲述自己的遭遇。视频中，他深夜站在被查封的公寓门外，长叹一声后说，“前两年，生意失败，不得已断供了房贷。但我整整还了三年多，共还了18万多，结果去银行一查，近16万全都是付的利息，本金只还了2万多！”
这场狂飙的房地产盛宴，最终给他留下的只有重度抑郁症和一张法院的传票。断供半年后，徐子航被银行起诉。法院通知他，房子评估价100万，起拍价打7折，只有70万。微信钱包中仅剩的几百元也被法院冻结了。
徐子航说，不仅首付款和三年血汗月供打了水漂，还倒欠银行二十几万，还有这场官司的十几万的律师费、诉讼费和保全费。“现在房子没了，我的损失竟然有80多万，真的很无奈，很心酸。我每天陷入深度忧郁中。”
网络视频“人民报”显示，一家做贷款中介的中年男子发出感叹：“现在中产返贫的越来越多。之前接触的客户，身价500万、1,000万以上的，现在很多负债累累，真的太多了。”
从失信黑户到“你不仁我不义”的躺平反叛
“由于没有《个人破产法》为他们（债务人）解套，可能很多人就一辈子困在债务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创办人兼理事长吴绍平律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他指出，与此相应，会产生大量无法收回的“呆债”，从而形成“死债”，债务人就被锁定在“失信人员黑名单”中，限制他们的高消费。
同样在低谷中痛苦挣扎的还有1997年出生的安徽女孩。“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在“人民报”频道中28岁的她在视频里哭诉，“想到当初好的时候，我有千万的家产，拥有三家餐饮店、一家口罩厂、一家网红孵化公司。现在的我破产了，不仅一无所有，还成了一个负债227万的‘老赖’。”
“爆通讯录”是国内倍受争议的催收手段。催收人员非法获得借贷人的手机通讯录，持续骚扰其亲友与同事，以此施加心理压力并逼迫还款。然而，这种行为也常引发借贷人的逆反心理，进而催生出抗债情绪。
来自江苏南京、现年32岁的陈智翔，同时受到“爆通讯录”与“抽贷（提前收回贷款）”的催贷。对此，他选择了“摆烂抗债”的对抗方式。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自己曾向借呗、抖音、美团等多个平台及信用卡累计借款45万元，如今已逾期一年。
“他们都让我身边人知道我欠钱了，为啥要还？”陈智翔说。他选择了不接电话、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身边的亲友都被骚扰遍了，这些录音都保存着的，“而且他们（放贷平台）的利息也都是不正规的。现在一天给我发3个短信，打2个电话来催款，我电话一个都不接。”陈智翔说。
这种“你不仁、我不义”的暴力反弹心理，正在债务人群体中蔓延。另一位独自一人在外漂泊、身负300多万债务的母亲王思妤在“未公开的中国”频道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扛不住了”，因为负债连累了家人，如今只能撕下面子在外流浪漂泊。
吴绍平表示，在国内时经常接到这种借贷当事人的咨询求援。他说，“一些催债公司应运而生，采用让人难以接受的手段催债，比如，暴力催债，暴力骚扰债务人所有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个人生活受到巨大影响，还有亲友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生活很快就跌入低谷状态中。”
吴绍平指出，这些债务相关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像给社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各种社会矛盾。
网络论坛流传的数据，正残酷地印证着这种空气中的绝望。疫情后高企的欠债融资，与近年来楼市暴跌、股市震荡交织，正将无数普通人推向高楼的天台。有估算指出，近年跳楼群体最集中的五大诱因分别为：炒股套牢、暂时待业、房子烂尾、陷入“四无”绝境，还有就是沉重的债务。那些最揪心的社会痛点，在短短几年内集中爆发，那些背负债务的群体“走上了天台”。
正如吴绍平所言，这群庞大且得不到救助的债务群体，“就像社会的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发群体性的社会事件。”
“资产负债表衰退”下的百亿补贴黑洞
面对实体经济的冷清与下滑的内需，中共政府推出了各类针对汽车、家电的消费贷款补贴，试图重新激活内需。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下跌0.6%，为2022年12月以来首次单月录得跌幅。这些政策如同“泥牛入海”，激不起一丝涟漪。
“效果不彰，是因为经济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陷阱。”黄大卫分析道。当大众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降至冰点、随时面临裁员降薪风险时，个体的理性选择是“去杠杆（还债）”而非“加杠杆（消费）”。
“对于消费者而言，痛点不是融资成本高不高，而是收入预期低。”黄大卫直言。
他指出，政府的补贴资金通常设有信用门槛，往往只能流向仍具备信用能力的人；而真正陷入债务泥淖、急需现金流舒缓的1.1亿人根本不具备申请补贴后再跨入大宗消费的门槛。这是补贴对象错配。
另一名身背177万元债务的女性叶子晴，在“未公开的中国”频道发出了近乎绝望的质问：“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做，社会才能善待我？我不怕吃苦，不怕干活，我最怕的是我拼到最后却还是一无所有！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熬过这无人问津的低谷？”
互联网巨头的“算法猎杀”与深层的监管恐惧
尽管坏帐风险的累积已引发广泛关注，但网贷业务依然是数码支付与短视频巨头的核心变现管道。在这些主流App介面上，针对脆弱群体的‘极速放款’与‘低门槛’信贷广告依然高频出现。
黄大卫对此分析指出，科技巨头逆势推广信贷业务，本质上是“商业利益驱动”与“监管技术滞后”博弈的结果。“在广告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信贷是少数能将巨大流量转化为稳定现金流的“暴利”业务，成为维持巨头财报增长的救命稻草。更隐蔽的是信贷平台的算法“精准收割”——大数据会自动筛选出那些已经“债台高筑，但还剩下一点点还款能力和软肋”的脆弱人群，进行精准信贷投放。”他说。
不少涉世不深、脆弱的年轻人成为了这种毫无节制的资本围猎的对象。20多岁的女孩张倩因工资发到支付宝后被平台瞬间全额划扣去还网贷，在“未公开的中国”视频中哭得泣不成声：“我现在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交房租……他们不给任何商量余地。”
在这场算法围猎的底层，越来越多像陈智翔、张倩这样的债务人，正在从最初的不安演变成一种躺平与反叛。
山东济南的刘洪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自己身上背着3万多元的网贷，其中“放心借”2万，“得物”5,000元。在遭遇催收人员疯狂“爆通讯录”甚至闹到村委会后，怀着对抗情绪的刘洪涛选择了另一种极端的抗债策略：“不还钱、不失联”的无所谓态度。
“我一分钱都没给，也不打算还了。打电话我就接，反正名誉已经被毁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刘洪涛说。
市场消息指出，监管层强制要求将利率压低至20%以下、并进行12%的压力测试。黄大卫表示，这从深层反映了决策层对“金融风险向社会动荡传导”的极度焦虑。
“1.1亿人的债务体量一旦发生结构性集体违约，必将导致暴力催收激增、失信黑名单全面蔓延，极易点燃社会群体性冲突。”黄大卫说，“监管层既害怕利率过高导致借款人加速崩溃，又担心利润压得太低让平台失去放贷动力。12%的压力测试，是在测试最极端坏帐情况下，平台有没有足够的“资本缓冲垫”来扛住风险，防止单一平台倒闭演变成连锁金融海啸。
吴绍平表示，中共极有可能扛不住这样巨大的风险。“中共制度是刚性的，调节余地很小，很难从根本上化解现实问题。”他说。
吴绍平推测，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危机下，为了防止这颗1.1亿人的“定时炸弹”爆炸，中共可能依靠“权力说了算”的独裁政权，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要么给予豁免，或者是以其它方式把这些失信人员从失信征信系统里面给拉出来。因为大量民众的收入来源没有了，还款还不上。”
金融监管强度的提升与个人债务规模的调整仍在持续。在这1.1亿逾期个体的偿债压力未实质舒缓前，旨在刺激内需的百亿财政补贴与宏观调控手段，其最终成效将取决于底层消费杠杆的修复程度。◇
责任编辑：高静#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