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6日讯】黑龙江省鹤岗矿难已被认定为责任事故。
责任事故，这个定性听得已经非常多了。除了地震和洪旱灾害，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重大人员死伤事件，都会被定性为“责任事故”。
这样的定性，表明将有人为死伤而承担责任，但也明白地表示，死伤原本不是非发生不可。对于伤者，这是枉伤；对于死者，则是枉死。
责任事故，其实又是没有人能够负得起责的事故。事故的责任可以被追究，但谁能对伤者的疼痛有任何减缓，谁能对死亡有任何回转之力？责任事故，不过是告诉我们事故属于人祸，但没有人具备把事情恢复原状的责任能力，对生命来说，尤其不可能。
鹤岗矿难被认定为管理混乱所致。4年前，同属龙煤集团的七台河煤矿曾经发生瓦斯爆炸，索命170多条。今天，同样的原因，100多条生命又被断送在龙煤集团手中。
矿难在哪个矿里发生，原不分国有民有，大型小型。一直以来，我们得到的概念，似乎矿难就是民矿、小矿或者私矿的特产。我们的谴责，经常指向“黑心矿主”。然而，真实的情况或许是，矿大矿小只不过意味着矿难的规模，而国有民有，矿难的概率也是同态分布。矿难在各种矿的发生频次，只是显示各种矿的数量比例而已。
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谈到鹤岗矿难的原因时说，国有重点煤矿近四年安全形势比较平稳，一些煤矿企业思想麻痹；一些产煤市地方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发展和安全生产的关系。
这些话耳熟能详。如果更加本质一点，我想说，麻痹也好，不能妥善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也好，无非是把生命视为采掘的工具。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人不再是血肉之躯，不再是感情和希望的发生者，也不再是一切行为的目的，而仅仅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
谁在井下，谁在生产的现场，谁的生命将会置于危险？决策者、管理者显然不在那样的处境，但可以作出一种麻痹和危险的决策，而工作者是被决策和被管理的。这就是说，一些人决定了另一些人将要冒着危险去采掘煤炭，他们有资本麻痹和摆不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那些性命置于危险境地的人，是不会麻痹，不会摆不正关系的，但他们不能决定自己是否能够拥有安全的生产条件。有人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有人对自己的生命无法负责，从而，死亡的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体现了社会和阶层关系的现实。
这是怎样的社会分工？一部分人分工为决断他人的生死，将一部分人分工为“被迫死亡”。难道一个文明的、现代的、法治的、道德的社会，其社会分工可以允许这样进行吗？由此来思考，我们会明白“安全问题”，实际上仍然可以归结于权力问题。权力决断了生命，而当其作出决断之时，是自行其是的，可以麻痹，可以摆不正关系，它并不承担有人要求它不要麻痹并摆正关系的压力，而只能由“责任事故”的血腥来逼使其略略显示一下沉痛的脸色，但那种决断的权力并未被终结，从而下一次“责任事故”仍在孕育。
一种反道德、非人道、非法律的生产，其产品是否应当受到抵制，一种对他人生命加以轻妄决断的权力，其合法性是否应当被审视？采掘意味着死亡，权力意味着轻妄决断生死，这种状况极不人道，而且必须改变，无论我们要为此付出多么艰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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