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专访)前总统府秘书长、台联现任党主席黄昆辉受访指出，这次政府在执行八八水灾的救援过程中，一度拒绝外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岂是外交部次长、部长可以决策的？政府一定要厘清责任，否则无法对国人交代。
记者问：1999年你曾经与参谋总长汤曜明一起陪同李前总统参与九二一救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什么心得可以提供执政者借镜，好让人民的苦难不会一再重复？
黄昆辉：八八水灾已经十天了，现在讲这些，没有批评的意思，台湾已经成为生命共同体了，经验的传承是有必要的，希望马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每个日子都要争取时间，尽量多救一些人，包括在孤岛等待救援的人。
九二一救灾成功 主因领导有方
九二一不是没缺点，如果九二一救灾在今天让人觉得还不错，当年曾经协调日本政府捐赠一千个组合屋的日本众议员小池，从台湾回到日本后给他们的政府写了一份“台湾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台湾救灾成功的原因，她归纳出三点，一是李前总统领导有方，二是即时动用国军，第三是发布紧急命令。
所谓领导有方，九二一当天一点四十七分，李前总统在书房看到灯泡由明转暗，而后摇晃了一阵子，他知道要出大事了，接着就接到了灾害报告，当场就决定这不动用军队救灾是没办法的，于是立刻告知汤总长由国军投入救灾。因此，地震结束后，重要的灾区大约两个钟头内国军就全部进驻了，中区的军团行动更为快速。
李前总统天一亮出门，大约八点多钟到达清泉岗，然后转往南投，到指挥中心听完简报后，有几项裁示，第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抢救生命，营救伤亡，第二是安置灾民，第三抢通道路，最重要的是国军要全体动员救灾。
当时的灾民安置都在军营，比安排在学校好，因为有人炊煮，有床可睡，军营有教室，可让孩子上课，一应俱全；所有的医院也协调出来安置伤患。
因此，作为一位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争取机先，身先士卒，站在第一线来宣示、做决策，第一时间发号施令，让救灾的方向、目标、重点都出来了。LEADER就是要SHOW DIRECTION，否则全国茫茫渺渺，怎么可以呢？
当天回到台北后，晚上我安排记者会由李前总统公开讲话，八点半召开国安会议，当次会上王金平就已经提出了是否考虑应发布紧急命令？李前总统于是交办行政院评估。
八八水灾多日 看不到指挥系统
第一天，参谋本部就在灾区成立了八个指挥中心，陆军总司令陈镇湘当总指挥官，各军团供他指挥调度，当天就确立了指挥系统。但这次水灾直到现在我看不到指挥系统在哪里？说有中央应变中心，但指挥是谁？问为什么不动用军队？说申请要照步骤来，又说由地方救灾，若不足，中央再来支援，唉！等地方层层上报，你再下去，人都不知死多少了。
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不能分中央与地方，非常事件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能以普通时候的官僚体制来处理，这次这个应变中心既无应、也无变；这种灾难不靠军队怎么可能？但动用军队，这是总统权，统帅一定要下令，地方只有警义消，怎么可能应付？责任是很清楚的。
此外，中央银行立刻拿出一千亿元作为紧急融资之用，以低息协助灾民重建，这些第一天就做了。
所以刘兆玄说九二八行政院才启动，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讲这种话？
元首安定民心 不要和灾民对呛
问：这次勘灾，马英九受到外界很大的批评，你对他有何建设性建议？
黄：记得九二一第一天，李前总统也转到丰原，在向阳永照大楼倒塌现场，一位妇人喊叫着她的儿子在里面，声音夹杂着挖土机的轰隆声，非常凄惨，李前总统当场告诉她，他一定尽全力抢救她儿子，只要有一丝生还希望的都要全部救出来。我讲这段在说明元首出去也具有安定民心的作用，要设身处地，不是在和灾民对呛。因此李总统下去遇到灾民不论做如何反应，他都完全接受，给予安慰，并以行动具体实行。故而当时全国上下一致，朝野团结，中央与地方充分协调合作，这奠定了救灾顺利的基础。
再举一个例子，灾后重建过程中，大里的灾民酝酿要到总统府夜宿抗议，李前总统知道后认为灾民已经够可怜了，怎么还让他们这样奔波到台北？于是他自己跑下去，把有意见的人尽量全请来，与灾民一对一对话，灾民排了长队，一个一个轮流上座，逐一请问有何问题，没有一位遗漏，从上午十点开始，大约花了三个小时，下午一点半我们才一起到军营吃饭。因此，作为一位元首，我认为慈悲心、同理心、耐心，是很重要的。
问：你认为针对八八水灾的救灾与复建，总统应否发布紧急命令？
黄：九二一时，李前总统是在第四天巡灾回来晚上召开高层会议，签署紧急命令的，第五天开始生效。这两次灾难有些不同，一是震灾，大部分灾区可以进入，这次是水灾，如果未能取得机先，再进去就要有不同的方法；上次军令与军政分开，因此汤总长说救灾视同作战，未达目标一律以军法论处，现在国防法修改后，军政军令一元，但也没有说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不能带国防部长；当年没有灾害防救法，现在则有，因此就牵涉到需不需要发布紧急命令？
发布紧急命令 有多元化的综效
以我的经验，这可分三个面向讨论。从法律面来讲，九二一的紧急命令内容大部分都有在灾害防救法之中，但仍有些未纳入，例如公用非公有的土地，可租用作为灾民安置之用，又如灾害鉴定的补助款发放认定，现在并没有。由于大部分有涵盖在内，因此就法论法或许不需要。
但是在政治面，紧急命令在六个月内目标集中就是要救灾与复建，这容易整合朝野的意见共识，容易整合政府内部各部会的本位主义，避免各相关部会协调流程拖延，有助行政效率。同时在人民的心理面向，觉得以紧急命令在做，大家比较安心，这些他们比较没有看到。
因此虽然从法的角度不急切，但法是人在执行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以及朝野共识，确实不是法本身可以产生的，因此我个人偏向应该发布紧急命令，紧急命令在此时有其多元的综效。
问：政府一度“暂时”婉拒外国提供物资与救援队，拖到13日才开出清单，你如何看待？
黄：我很惊讶政府为什么会做这么离谱的事情？拒绝外援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国际人道救援，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地理隔阂、政治藩篱的，人命就是紧急，凡是要救人就是紧急，这也是互相的，过去台湾在人道救援上做得不少，除了踊跃捐款，我们的中华搜救总队、慈济功德会等各方面都前往各地协助。因此这是不能拒绝的，明明美国从琉球可以有相关机具运来协助，也明明灾民急切等待救援，你居然对它拒绝，不但损害自己，更是无礼。
九二一时有来自二十一个国家，三十八个团体，超过五百位救难人员前来协助，记得虽然七十二小时的黄金时间过了，但是韩国的救难队在台中大里用仪器测出倒塌的大楼下还有生命，立即开挖后发现一个孩子，这些都是外界协助的实例，就算国际救援到台湾没有救到人，也有人道关怀的意思，这怎么可以这么做？
担心得罪中国？ 拒绝国际救援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他为什么拒绝？政府有此决策，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我想到九二一时，中国有什么动作？阻碍、干扰我们，当时联合国要派员前来协助救援，中国说联合国必须先照会它，经过它同意；每个国家要汇款帮助台湾救灾，中国说不可以用中华民国；俄罗斯的救援专机和约旦的救援货机要来，中国百般阻挠，等飞机辗转到达时，时间都快过了。
因此这件事我实在不想这么想，但是让人觉得有高度合理的怀疑，你是不是就是担心怕得罪中国？倾中的思维导引了你做错决策？这错误的决策影响非常重大，这么多人要救，你自己没办法，又不让人来救，所以这责任一定要查明，以厘清责任，做决策的层级在哪里？这么重要的事情，到底谁做了这个决定？外交部的次长、甚至部长，有这个决策权吗？尤其这是救灾的事情，他们有这个权力吗？
我不愿意武断说是什么，但这决策的层级大家可以公评的，这一定要弄清楚，若不厘清责任，对国人是无法交代的，必须有人负起严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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