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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香港明镜出版社推出大陆学者单少杰的新著《毛泽东执政春秋》,受到普遍好评。
读到华夏文摘上有篇倒江拥朱文章突然想起,为什么邓小平对杨尚昆那麽铁的关系被临危的江泽民破坏了呢?当时杨家将护驾保航,邓小平何乐而不为?我是问过知情人的。该消息来源非常权威,他告诉我是这样
“六四”文件竟然引起如此热烈反响,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看来“六四”还没有沦落到“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地步。我们不想就由此引发的争论及材料本身做任何评判,但我们庆幸又有了一个回顾和反思六四的机会
每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一套官方意识形态,如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北韩,这个官方意识形态是金日成的“主体思想”(Juchi或Subjectivity)。对“主体思想”的忠诚被列为北韩1972年宪法第四款,研究“主体思想”的“主体科学院”成为北韩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官方宣传甚至说要把整个国家“主体化”。 ...
以前听说过不少中国大陆的假药、假酒、假烟的传闻,在读完这个假人民币的故事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今日中国下层社会的“假”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与官场中的“贪”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一位美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专家萧邦奇(R.KEITH SCHOPPA),于九十年代初写了一本《血路——革命中国中沈定一的传奇》(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CINGYI IN REVOLVTIONARY CHINA)萧邦奇教授从事沈定一的研究,是一项冷门专案,所以他在序言中特别感谢家人...
为中共计,如果中共为一个严肃的政党,实事求是的政党,应当改弦更张。在建党八十周年之际,认真回顾中共八十年来的得失、成败、功过,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寻究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源,与人民一起加以评说以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并根据评论的结果认真改造党。只有把党改造成现代化的、民主化的、群众性的政党,才能提高党的威信,与人民...
北美知青联谊会发起人戴铭康先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文革”虽然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五年了﹐如果我们缺乏反思﹐文革发生的温床还可能依然存在。
讲起利用“群众运动”达到巩固政权﹐中共的手段恐怕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无论是文革残害无辜群众八百万﹐还是八九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到现在的镇压法轮功﹐其手法之下流已臻登峰造极。然而最可悲的并不是每台大戏中的无辜牺牲者﹐而是幸存者和看官的愚昧﹑麻木﹑还有奴性﹐因为这足以使他们在下一次屠杀中补回厄运。
一提到贪官,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们的“廉政语录”,比如成克杰“一想到广西尚有几百万人民没有脱贫,我这做主席的就睡不着觉啊”———这是平铺直叙的漂亮话儿;或者一提到贪官,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们临死前的乞求,比如胡长清“请你们转告党中央,最高人民法院,能给我留一条小命儿,我愿意在监狱里给人们免费写一辈子毛笔字”———这是法盲式哀鸣...
今日曾荫权率“富豪团”赴西部,一架包机二百多人,可说浩浩荡荡,场面是够大的了,北京领导人对于曾官的“组织能力”,必大为欣赏。如此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曾官孺子可教,仕途无限,绝无夸张。
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地方政坛,以假大空为特色的浮夸风炽热,既使贪污舞弊更加猖獗,也往往劳民伤财,给民众带来沉重灾难。
再有二个多月,就是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经过八十年,人民完全看清了中共是一个对人民敲骨吸髓的邪恶政党,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中共除了栽赃对手与异己外,其内部也是栽赃横行、血腥一片。我研究中共历史也曾达三十年之久,熟知中共各种内外栽赃案件。可以说,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栽赃历史。例证如下:
中国政治充满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其中一个就是极端的强大和极端的软弱。说中国政治制度极端强大,是因为国家还是一党执政,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能够挑战现存体制的统治,而且国家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之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中国的政府可说是无处不在的。
大家都知道自杀也是一种杀生,更何况是修学过佛教哲理的僧尼。逼 迫这些从不杀生的佛教僧尼跳河自杀,简直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一大耻 辱!
中共当局出于其力图在国际上扬名立万及以粉饰太平来遮掩百丑的目的,正在不断地大量耗费民脂民膏,紧锣密鼓地争取申办奥运。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学家,他所着的这本《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正如书名所示,对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对比。他认为,如果他不能正确认识二者间的巨大差别--用高尚的个体道去规范群体行为,或者反过来,个体仅用一般的群体道德去要求自己,可能会对两方面都构成损害:造成个人道德的平庸化和沦丧,也无助于...
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和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和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些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一亿农民离开了土地,到各大中城市寻找工作。其中百分之七十不可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其生存状况十分悲惨,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的外交常常被称为“面子外交”。从表面看,中国所进行的全部外交活动,似乎就是为了达到保全面子的目的,确切点说就是保全中国政府的形象,具体点说就是保住中国领导人的脸面。
一大早,赵紫阳就去见邓小平,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对后者说,小平同志,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您知道我们这次党代会对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昨天选举结果,邓力群等同志落选了,您看怎么办?邓小平沈吟少倾,坚定地说:“当然要尊重代表们的意见。”于是,邓力群没有当成内定要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连中共中央委员都没有被选上,失去了当政治...
近几年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和新闻媒体开始谈论中国威胁论。一九九九年底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潜在敌人,应当加以限制。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利。因为这已不是个别政治家和媒体的言论,而是美国人民的共识,它将影响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
如火如荼的八九民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也是世界历史上参与规模最广泛,参与人数最众多的一次争取自由民主的和平运动。当“六四”的枪声响起,成百上千的民众倒在血泊之中,那立时激起了世界舆论一边倒的谴责抗议。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最近,西藏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媒体上的新闻。中国官方媒体密集报导西藏的“成就”,因为今年5月23日是中共与西藏政府当年签署的关于西藏主权地位的著名“17条协议”50周年。而美国媒体报导西藏,是因为达赖喇嘛正在对美国七个城市进行访问,将在5月22日抵达华盛顿。
保护人身自由,首先是保护人的生命自由,这叫“人命关天”。但在共产党政权眼里,视农民生命轻于鸿毛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
2001年2月17日至18日,《美国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在洛杉矶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约1800名法轮功学员在此表达了他们反抗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心声,交流了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心得。
假如没有了朱学勤,上海在思想上就有些贫血了。源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既然是“让人走路”的,那就必须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学勤是自觉于此的,他多次谈到过这一问题。让我引述其《让人为难的罗素》中的一段话作结──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
周恩来与曹禺早年都是南开新剧团男扮女装的旦角演员,对於戏剧的共同爱好,是这对南开老校友缔交的重要基础。
中国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虽然老实驯顺(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达30年之久而居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亡和起义,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当他们的肚子吃饱以后,他们肯定会不停顿地提出下一个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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