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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曾以各种方式尋找過中國共產党。下場各有不同。張志新是一個特例：已經有十几年党齡了，還要“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擋案里看到的。不管審訊者問她什么問題，她老是說：“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經不正常了，但這四個字內心獨白卻并不錯亂。她對于那個党的怀疑，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就開始了。現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為文革使她認清了毛澤東﹐知道這個黨走到邪路上去了。“她找黨”的結果是找到了死亡。
問題是當張志新被割斷喉管的時候，還有那么多中國人敲擊党的大門，要求加入。那是一個中國特有的、很值得研究的現象：五十年代以來，為什么有那么多中國人非要加入共產党不可？年年寫申請，月月寫（思想）匯報，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1986年，成都和重慶各有一位中學女教師被批准入党。那是多年夙愿，應該是大喜事了吧？可是兩位老人回到家中，卻不謀而合地都對儿女保起密來。因為她們心中有數，儿女的反應必是“這都什么時候啦，你還入那個党！”那确是當時青年中間相當流行的輿論。
但是又過去了十几年，那個党已經腐爛得面目全非，還在首都創造了殺人的歷史紀錄，現在大學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熱門！党永遠在“成長，壯大”！可怪就怪在党在“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又同時在不斷萎縮，退化。六千多万党員，十几年不交党費、不開會的占多數。又有多少不認為自己是党員，不記得自己入了党，宁愿自己當年沒入党，或者已經事實上退了党的呢？
1989年以來，世界上有十來個共產党已經喪失了政權，中共獨安然無恙。誰都知道，它那政權是靠政權本身維持著的。這個党實際上也就是一部國家机器了。沒有軍隊和警察，各級政府還能存在几天？而沒有党政官職帶來的各种好處，又有几個人還愿意做党員？沒有國庫的銀子，各級党委恐怕連一個月的水電費都交不起。
我說“尋找共產党”，一個意思是：共產党的主體已經只有干部，不當官、不吃俸祿的党員已經不多了。第二，真正執著于其党籍的党員，有兩种。大量的，不是進了牢房、尚未殺頭的貪官，就是已經被“雙規”或者可能被“雙規”的官員。但在另一個極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產党員，他們想盡其所能地減輕些百姓的痛苦。這是兩种完全不同的“人類”。這后一种人今天是太難了。一個干部若要保住清廉，不但要頂得住各种誘惑（台灣商人最近為“包二奶”事辯解時說，“在大陸，女人就往你怀里掉！”），還要頂住各方面的壓力，上級、下級和老婆孩子都把你朝相反的方向推。難免要得罪人，遭人猜疑、嫉恨，那就說不定有職業殺手等著你呢。
中國共產党從來是由兩种截然不同的人組成的。光說知識分子和農民兩大來源，還不夠确切。知識分子中也有康生、陳伯達這類惡人；農村出來的，也有胡耀邦、黃克誠這樣的好人。界限也許在：是從愛還是恨出發；是為他人謀解放，還是只圖個人翻身、發家和掌大權。王震和李先念是后一种人的代表。對中共不幸的是，后一种人總是得勢，總是吃掉前一种人。但是沒有前一种人，中共能維持其統治到半個世紀又是不可想象的。
到了八十年代，這种人就成了改革派。几年前國內一家報紙就提出個問題：改革派怎么不見了呢？在倒還在。如今，趙紫陽在軟禁中安度晚年。鮑彤在事實上的軟禁中飽讀群書。田紀云孤掌難鳴。朱厚澤，胡耀邦真正看對了的一個人，中宣部最好的一個部長，知識界目為中國未來的戈爾巴切夫的，在兩次被罷官（胡下台，他也下了。不久被趙啟用為全國總工會實際上的一把手，半年后又罷官）后，作了一陣國土工作，許是已退休了。鄧小平遲遲不走，完成了最后一大貢獻：把很多尚能有所作為的人不是拖老就是拖死了。但是共產党人多也有多的好處，畢竟還是有抱定革命理想入党、幸免于歷次清洗而又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在。他們勉力而為，尚能維持管下的一小塊淨土。
党內的好人，忠于理想的人，從來都被視為异類，一一予以清除，卻又老是除不干淨。八十年代以來的一個新趨向是凡因政治原因被打倒者，反得到民眾更大的支持。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勢頭，可以鼓舞人去同黑暗勢力作斗爭；党的領導人有遠見的話，本可借此潮流扭轉中共歷來的痼疾，使正气得以抬頭。湖南岳陽市副市長殷正高，八十年代末期搞了一點政治改革—讓市政府各局領導定期在電視上接受民間代表的質詢，使那些官員很難堪。殷又因揭露市長貪污惹了麻煩，結果是被借故撤除了副市長的職務。想不到被激怒的市民涌上街頭，兩三千人連續示威，要求殷正高复職。此事發生在1988年年底，為建國以來所未有，成了几個月后天安門運動的先聲。若不是“六四”的話，殷正高多半也就胜利了。但是重要的恰是：殷正高雖未复職，仍然是一個胜利者，因為自那以后，擁殷運動匯成強大潮流。一方面，殷正高從商，人們紛紛給以協助，同時不停地要求他官复原職，力量強大到一個新市委書記上任前竟把殷的复職作為一個前提條件。但在舊勢力抵制下終未成功。這已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這個故事證明，江澤民無意改變毛、鄧時代的与人民意志背道而馳的一貫路線。而正是這條路，把中共引向今天的頹勢和已經在望的敗局。
無論從組織上或思想上說，當年的中國共產党已不复存在了。真正的共產党員，不是已經出局（很多人在八十年間已被殘害），就是心存异見，已經或正在另覓他途。中共對中高層离退休干部的收買政策和整個社會的腐爛、衰頹气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為的人也退縮不前了。九十年代是繼文化大革命后中共的第二個解體過程。俄國變天之后，還有几個共產党，在議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共繼續衰敗下去，一旦政權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會是“尋找共產党”，不過這一回將不是投靠，而是算賬了。單是“六四”和鎮壓法輪功這兩筆帳，它就難以招架。每一個共產党員，特別是吃俸祿者，恐怕至少在道義上不能不分擔一份責任。至于滿朝文武，更難辭其咎。到那時，中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還能有多大影響力呢？有理想、有抱負的共產党員，恐怕現在就該考慮如何同江澤民集團划清界限，另立門戶了。不會對所有共產党人复仇，那是絕對不可取的。但罪犯例外。羅干之流要犯，逃到天涯海角也未必安全。海外遍地皆是的中外法輪功學員，頭一個要“尋找”的難道不就是閣下嗎？不過也不是毫無出路。改邪歸正，今日亦未為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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