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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5日訊】 二○○一年五月
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制度是經過歷史實踐，証明它是一種不適合人類社會的政治及經濟制度。
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列寧、斯大林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剪裁後，移植在俄國由沙皇統治的半封建農奴社會中，建立了一個蘇維埃式的共產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維埃帝國又通過戰爭及革命暴力，把這種制度推廣到東歐八個國家中去﹝包括南斯拉夫﹞。十月革命之後，蘇俄花了大量的金錢，武器及人員，包括軍事顧問到亞洲的中國、朝鮮、越南及中美洲的古巴推行共產主義制度。二十世紀中葉，世界上有一股潮流，似乎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最美好最理想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一時令許多追求理想的人為之赴湯蹈火，前仆後繼。也使一大批狂妄的政治野心家為攫取權力，占有統治地位而瘋狂一時。
曾幾何時，維持了七十五年的蘇維埃帝國最終紅星落地，隨之而去的是東歐八個衛星共產主義國家。
亞洲的三個，加上古巴，這四個存活到二十一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隨之崩潰，並不是它們的制度比蘇聯老大哥的更「合理」一些，而是因為這幾個國家原有的封建文化及專制傳統，被相當完整及巧妙的結合在現存的共產主義制度之中。譬如中國共產黨除了馬恩列斯的一套，還有毛澤東的那一套﹝包括封建政治中的權術﹞，及當今鄧小平的那一套﹝包括實用主義﹞。這種獨特的文化、歷史、傳統的因素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江澤民訪美被邀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我也被哈佛的學生社團邀請在江澤民講話之後，就在他所在的小教堂對面的紀念大廳(Memorial Hall) 前講話。我當時指出：「請大家回憶一下，四十年前的今天發生的一件事，即一九五七年的十一月，全世界的共產黨領袖雲集莫斯科，慶祝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週年。毛澤東當時對中國在蘇留學生發表講話，他說：『今天的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資本主義如同西落的太陽，社會主義卻如旭日東升。社會主義戰勝並取代資本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是，四十年後的今天，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蘇共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老大已消逝了。中共領袖江澤民今天跑到美國，這個資本主義老大的國家來了。四十年的時間對歷史來講實在太短了，你們相信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還會存在四十年嗎？請大家稍稍耐心一點，歷史會循著它的規律，無可阻擋地向前發展的！」
共產主義的興起，主要原因是人們對舊有制度的不滿及批判和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共產主義消逝的主要原因不是國際上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壓力，也不是因為共產黨內出現了一些暴君，引起了忍無可忍的反抗，或者出現了一些昏君使社會失序，而是共產主義學說本身的謬誤，以及這種制度從根本上不可能給人們提供一個在精神上物質上日益豐富，不斷滿足的社會環境。這在上個世紀在不同文化及傳統的國家中已經試驗過了，而且證明是失敗了的。
共產黨政權在面臨危機的時候，當然會產生新的領袖及新的對策，即所謂「改革」。例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赫魯雪夫公開譴責他。赫魯雪夫的「全民共產主義」相對來講，比斯大林時代開明多了。一九九九年我去西伯利亞遠東地區的馬加丹訪問，這裡是聞名的斯大林的「古拉格」之一。一九三二年以前，馬加丹是一個荒闢的小漁村，斯大林從莫斯科等地陸續遣送了一百萬囚犯來這裡開發鈾礦及稀有金屬。馬加丹這個城市的大部份工程建築，包括市政府都是犯人建的。直到今天，許多居民都是囚犯的後代。赫魯雪夫譴責斯大林以後，馬加丹勞動營在一九五六年廢止。應該說這是蘇維埃社會的一大「進步」，是赫魯雪夫的「德政」。但蘇維埃政權並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一九九一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紅星落地，列寧、斯大林的塑像大批的拆了下來，這才宣告共產制度在蘇俄的終結。學者們可以比較一下，當時赫魯雪夫的所作所為，恐怕比一九七九年後胡耀邦、趙紫陽所作還要深廣一些。赫魯雪夫及他的後繼者只是「改革」了一些前統治者的「錯誤」及給了人們「喘一口氣」的機會，其目的是延續共產黨的專制制度。
列寧、斯大林政權建立之後，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三十餘年中已經有難以計數的事實表明了這個蘇維埃政權的殘暴、荒謬及欺瞞。但還是有不少人，甚至一些廣受人們尊敬的人如蘇俄的高爾基，英國的蕭伯納，法國的羅曼羅蘭等大大小小的知名人士為它唱頌歌。當時有多少人嚮往著蘇聯，去莫斯科朝聖，景仰斯大林，說他是人間的太陽。
但最能說明問題的，最有震撼力的莫過於來自那個陣營內的人。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吉拉斯撰寫的「新階級」這本書遠比赫魯雪夫譴責斯大林，改變斯大林政策更有深遠意義。因為它指出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制度問題。自此，一九五六年布達佩斯的起義，波蘭工人的鬥爭，到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終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倒塌。
可惜吉拉斯的反叛並沒有對中國起多大影響。中國知識份子，他們的腳步總是不同於，或者說落後於世界發展的趨勢﹝他們是這個國家中，最可能接近真實歷史及世界發展潮流的一批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正是這一群人蜂擁加入共產黨的時期。包括當今在朝的江澤民、錢其琛、朱鎔基以及在西方流亡的劉賓雁、蘇紹智都是當年中國社會中的熱血青年。甚至一些已學有所長，知識淵博，對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如吳晗、傅雷等人都拜倒在毛澤東這種中國農業社會歷史中屢見不鮮的李自成、趙匡胤、洪秀全式的人物腳下。
中國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與比它早二十一年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相比較，在領袖人物的素質、思想成熟的程度及政治訴求的內涵等等方面都相差甚遠。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份子相對來說是較穩定的一個群體。因為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思想及情緒相當深厚，這個群體較其他群體在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中獲得的實質利益及機會更多。
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全國性的存在已五十一年了。以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為界，前後分為兩個模式。前者是毛澤東模式，包括絕對剝奪個人自由，絕對封殺一切個人生產方式，嚴密封鎖控制整個社會，不斷製造政治迫害及發動政治運動，經濟上完全不遵守規律，瘋狂的破壞性的摧毀經濟生產制度。一九七六年後是鄧小平模式，共產黨不得不接受嚴峻的現實，它面臨著「三信危機」– 即人民對共產主義沒有信仰，對共產黨不信任，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為此，鄧小平拋出「白猫黑貓」政策，實際上是承續中國歷史上的「讓步政策」。有限度的擴大個人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度，允許資本主義復辟，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給人民一個喘氣生息的機會，以使共產黨王朝延續下去。實則鄧本人對共產主義失去了信心，告訴大家以後一切靠「摸石頭過河」了。毛式或鄧式的共產黨政權在本質上並無區別，請看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定下的「六項標準」與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兩者沒有根本性區別。
昨天的趙紫陽、胡耀邦，今天的江澤民，明天的胡錦濤，或許在個人人品及某一事情的觀點上有差異，就如猫有白色黑色之分，但本質上都是「猫」，老共產黨人，新共產黨人都是共產黨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沒有出現戈爾巴喬夫，一個按電鈕轉動埋葬共產黨政權的機器的人。但是，並不是不可能出現。
張良的「六四事件真相」這本書，目前引起了三個爭論的問題，第一是所謂真實性及其內容的深度及廣度的問題。首先我們看到書中內容都是由某某人掌握某些文件之後，作了選擇及摘錄﹝姑且不論其中是否有偽造、竄改﹞。選擇及摘錄的結果必然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圖，而這個思想意圖在張良的英文版序言中已表達得十分明確，不必贅述。書中的內容應該大都是真實的，但對整個歷史來說，書中所搜集及引載的文件還是有其侷限性及片面性。第二個問題是所謂震撼度。六四真相這本書再次曝露了六四鎮壓的實際過程，包括誰是元兇及決策過程，提供了一些有助於認識全貌的細節，這是有益的。其描述的整個輪廓及實質性，與多年來各方面的報導及相關資料相去不遠。例如趙紫陽的檢討書，一九九四年香港「信報」已報導，鄧小平及幾個元老的決策情況，一九九七年「開放雜誌」已作過相似的報導。所以該書並不會帶來多大的政治衝擊。第三個問題是張良通過這本書提出的政治訴求及展望。張良指出，第一，中共內部有一種健康的政治力量，即存在著自由派、民主派，例如趙紫陽就是代表之一；第二，這種黨內「民主派」是具有實力及能力的，是目前國內唯一政治力量；第三，只有這個派別上台才可能為「六四」事件平反；第四，海內外的所有異議份子、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應團結在這個共產黨的民主派別之下，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張良的書中還有其他一些分析及觀點暫且不加討論。
概括的說，張良的分析及展望是缺乏根據的，他的結論及訴求是對歷史的反動。
首先，共產主義制度是制度問題，不是那個領導人好壞的問題；第二，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目前確實存在一些派別，應該說這是權力場內鬥爭過程中的常規現象。各派別之間也許有政治上政策上的差異，但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派別可能站到「體制」外來，更說不上有某派別真正是民主自由派；第三，把中共內部某一位領導人或某一派別放到「唯一政治力量」的位置上的說法是罔顧現實情況的。今天中國大陸農民求生存，工人們求變革，宗教活動蓬勃發展﹝法輪功是一例﹞，以藏族為首的少數民族尋求自由、反壓迫，知識份子的思想活躍與敢言等等形成了社會變革的巨大政治力量。難道一定要靠「黨內民主派」才能戰鬥嗎？第四，目前全國的形勢，正如蘇維埃列寧在十月革命前說過的一句話：「上層的人不能再用老的方法統治了，下層的人不再接受老的統治方法了。」共產黨為了順應形勢的發展有可能換上一批「形象好一些」的領導人，會對群眾運動掉眼淚的人。實際上共產黨已經這樣做了。例如，把一個曾經被定為反革命右派份子的朱鎔基放到總理及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上去，這對於傳統的共產黨人及他們的子女是很不能接受的。可是朱鎔基的形象給共產黨政權帶來了極大的好處。但對他有一個限度，就是不能跨出「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框框。這幾年來，朱鎔基不是精神抖擻，鞠躬盡瘁地為維護其共產政權勞累奔波嗎？第五，為什麼要犯了殘暴行為的中國共產黨來給六四事件平反？向當局提出要求平反，就首先承認了這個政權的合法及合理性。於是，只要當權者「認錯」，奴才們就會感到「皇恩浩大」了。中國的知識份子總是直不起腰桿來。我們應該要求的是正義的審判，公正的歷史結論。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東德的昂納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科的下場就是正義及公道的勝利。如果期待一個歷史上殘害了無數人命的政黨中的所謂民主派來給予平反，就是說人們還要在這個政黨統治下跪著生存。張良確實看準了一些奴才相的人求平反的心情，但是歷史絕不會這樣發展的；第六，目前，海外一些曾是北京政府通緝名單上的人，如今不僅他們的親屬得到各種來去自由的權利﹝相對某些人只要踏上中國大陸就被抓起來，他們的家屬怎麼也拿不到護照，這不是應該深思的現象嗎？﹞而且這些人本身也屢屢返國，安安全全，這不是給其他人立了一個鑽狗洞的榜樣嗎？第七，目前存在著一種「狼來了」的現象。有人說中國這麼大，這麼複雜，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自有特色，不搞個權威就會天下大亂，內戰饑荒跟著就來，這無益於全民族，所以不如有一個「好一點的，民主一點的」共產黨政權來過度一下。祈求整個社會和平的，漸進的提高自由民主及人權的思想意識，及注重改進經濟生活水平，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今天掌握著權力的人是否願意接受民主自由這個目標及漸進的過程。這些權力統治者有放棄權力，接受歷史潮流的願望嗎？目前掌握權力的共產黨政權不是在變本加厲的鎮壓人民嗎？有一條是最易做到，最好的測試，就是允許不同的人發表不同的意見及看法，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這可是和平的，漸進的方式。請問北京政權能做到嗎？
《“六四”真相大家谈》大纪元出版社六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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