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15日訊】 [一] 馬列主義是產生獨裁和專治的根本原因
縱觀近代歷史,所有信奉馬列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不和一黨專政、家族權力世襲、兄弟權力銜接、父輩子輩權力移交等獨裁、專治、腐畋現象緊密相聯。這是因為，馬列倡導的社會管理模式，是所謂的民主集中制,而在實踐過程中,民主又往往流於形式,或者連形式也不具有,留下的只是權力的高度集中,集中到幾個人甚至是一個人的手中。又由於馬列不主張三權（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立，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因而，它是產生獨裁和專治的根本原因。
蘇聯奉行馬列主義，很快便產生了一個新沙皇、新暴君—斯大林。他不但以革命的名義，屠殺、餓死上千萬的地主、資本家、集體農莊的農民,還集體屠殺幾萬名波蘭士兵。他疑神疑鬼，誅殺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黨內領導，搞極權主義。他組織御用文人，用文學出版、歌曲創作等文藝手段，頌揚自己，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
當蘇聯把馬列輸送到中國後，隨即也產生了一個新皇帝—毛澤東。他步斯大林之後塵，在土地革命時期，不但用「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財」的方式，搶奪地主、富農的財產，還用屠殺的方式，從肉體上消滅了幾百萬所謂的地主階級。在他執政的二十七年中，被他殺死、餓死的總人數，比起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有統計證明，在包括「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運動中，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八千萬之多，比起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的、死亡兩千多萬人的數字，要高出三倍。在國內餓殍遍野的慘況下，他依然堅持出口糧食和農副產品，用外匯換取軍需物資。在人民吃不飽飯，甚至出現餓死人的慘況下，他卻投入大量資金，研發原子彈、氫彈，以揚其所謂的「國威」。七十年代初，他也學蘇聯輸出革命的套路，向柬埔寨輸出革命，扶持、建立了以波爾布特、喬申潘為首的柬埔寨共產黨，使這個只有六百萬人口的小國，在短短幾年中，被殺戮的生命高達兩百萬之多。為此，國際法庭以「反人類罪」追究了柬共的刑事責任。他也有斯大林那樣的神經質，對與他共事的黨內領導，包括軍內領導，疑神疑鬼，總覺得每天都有人想搞政變，想奪他的權。他自己先後定下的三個接班人（劉少奇、鄧小平、林彪），不是被他打倒，就是被他弄死。所謂的十大開國元帥、十大將、甚至連舉世聞名的、在井岡山與他會師的朱德元帥，也不被他信任。臨死前，他還設想，讓他的侄子毛遠新接他的班，做黨中央主席；他的老婆江青做國家主席。滿清皇帝外出有行宮，他也有，而且多達六十一處。他外出巡視時，坐的是專機、專列。在他乘坐專機、專列時，國內的航線、列車的運行圖都要因他而改變，以保證他個人的絕對安全。他也豢養一批御用文人，用寫文章、編戲曲、唱頌歌等方式，為他個人歌功頌德、樹碑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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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斯大林、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只是一些特例，不能證明馬列就一定是產生獨裁和專治的原因，那麼，我們不妨用被東歐人民推翻的、所有前共產黨領導人的情況，來作一個補充證明：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因獨裁、專治、腐敗、暴戾而引發群眾抗議，一天之內雙雙被判處死刑並當場執行；前波蘭、東德、匈牙利等國的領導人因獨裁、濫用職權等罪行被起訴；前阿爾巴尼亞等國領導人雖巳去世，但由於其生前犯有獨裁、專治等罪行，被遷出烈士陵園；有的獨裁者，連遺骸都被人當垃圾扔掉，至今沒有著落。他們生前為自己樹立的銅像被人推倒，當廢銅爛鐵處理。他們那些曾經飛揚拔扈的妻兒，不是因貪污腐敗被定罪、就是因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起訴。
如果連同斯大林、毛澤東和前東歐所有共產國家領導人的表現，還不足以證明馬列主義是產生獨裁、專治的根本原因，那麼，我們還可以從金日成、金正日、金增恩祖孫三代世襲政權、在朝鮮活活餓死三百萬平民的前提下，金家王朝一面向中國、韓國、甚至美國求援,一面卻窮兵黷武、建造原子彈，以圓其「強盛大國」之夢，以及中美洲的古巴共產黨總書記卡斯特羅，在連續掌權五十餘年，年逾八十有五，身染重病，且不能進行正常工作的情況下，表面上宣佈放棄權力，但卻把權力交給他七十九歲的弟弟的事例，來進一步證明，馬列主義是產生獨裁和專治的根本原因。
[二]
馬列主義是摧殘中華文明，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
兩千年來,孔夫子一直被國人尊崇為民族的文化鼻祖、至高無上的「聖人」，但在「文革」期間，卻是被毛澤東和中共重點批判、打倒的對象。那時，全國所有的「孔廟」、「文廟」，幾乎全都被砸爛。孔孟所宣揚的「和為貴」、「忠孝節義」、「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等立國樹人的哲理,在「文革」中，卻被「造反有理」、「階級鬥爭」等馬列主義理論所取代，因而出現了兒女斗父母、學生打老師、親戚、鄰里、同事之間相互猜忌、相互揭發、相互鬥爭等一系列違反人倫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馬列主義毒害中國，我們中華民族孝敬父母、尊敬師長等傳統美德會遭到如此破壞嗎？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民族，之所以能代代相傳、綿延至今，不僅是因為我們民族生活在這片地廣物茂的國土，也不僅是因為我們民族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還因為我們民族有著自己特有的文化和道德的傳承。老莊思想、孔孟之道,這些被深嵌在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精神食糧，是我們民族世世代代推崇的道德標準，維繫著我們民族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避免了中華民族內部的互相殘殺、自生自滅。中國本土的道教、儒教，與非本土的佛教、回教、基督教，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對促進社會和諧、純淨民俗民風起到良好的作用。
可是，當九十年前的蘇聯（共產國際）把馬列主義這個「幽靈」送到中國後，中華民族就陷入到無窮無盡的災難之中：
—一九四九年之前，國共內戰時期，在「「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等馬列主義理論的蠱惑下，中國發生了人與人之間互相內鬥、互相殘殺的現象，連同被殺的地主、富農、國共雙方戰死的軍人等（都是自己的同胞），少說也有千萬計。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二十七間，在毛澤東「階級鬥爭」、「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繼續革命」、「防修反修」等馬列理論的鼓動下，全國大搞政治運動，連同被殺死的、被餓死的、走投無路而選擇自殺的，總數不下八千萬。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提出，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俗稱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造成表面上經濟飆升，但改革成果卻被少數極權利益集團所攫取，貧富差距加大，人民怨聲載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鄧小平將軍隊調往天安門廣場，用坦克和機槍，鎮壓以和平方式舉行抗議、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要求懲治腐敗、要求懲治官倒的愛國學生運動，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六四」血案。
—一九八九年，江澤民執政後，拉幫結派、營私舞弊、擴大腐敗、買官賣官、鎮壓良民（法輪功）。整個中國，包括在傳統上被尊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被尊為白衣天使的醫生，都「一切向錢看」，說假話、賣假貨、坑、蒙、拐、騙等醜陋現象蔚然成風。中華民族陷入嚴重的道德淪喪，整個民族成了金錢的奴隸。
[三]
政治改革是解決獨裁、專治、腐敗和社會對立的唯一途徑
二零零二年，胡錦濤執政後，全國人民曾寄希望於他進行政治改革，但人民的希望終成失望，因為直到他快要卸任的今天，也沒有一點觸及政治改革的意念和行動。他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其實並不科學，因為一黨獨大，一黨專政，不實行多黨競選、權力壟斷、立法司法都在黨的操控之下，如此這般的制度設計，本身就不科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不科學，何談發展？這樣的制度產生腐敗合情合理，並不讓人感到奇怪，不產生腐敗才會讓人迷惑不解。胡錦濤倡導的「和諧社會」，僅是他個人的美好願望，和實際狀況相差甚遠。你能設想，下崗人員能和日進斗金的貪官污吏和諧相處？你能設想，失房失地的平民百姓能和心狠手辣的不法官商和諧相處？你能設想，辛苦勞作、收入微薄的普通民工能和一擲千金的大款老闆們和諧相處？你能設想，工農子弟能和「我爸是李剛」、「我爸是李雙江」的官二代、現代版的八旗子弟和諧相處？
就胡錦濤、溫家寶，包括習近平、李克強個人的品行而言，民間對他們的評價，沒有太多的詬病，但這並不能改變人們對於共產黨整體腐敗的評價。蔣介石在大陸執政期間，僅就他個人而言，他信奉基督，生活簡樸，教子嚴格，不貪不腐，甚至連煙酒也不沾,但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貪污腐敗、民怨沸騰，最後喪失了執政權，被迫將政權轉移到台灣。可見，只憑個人一己之力，不從制度上進行改革，便很難杜絕腐敗的源泉,不可能贏得人心，而喪失人心，則必然喪失政權。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各共產政權的垮臺，不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目前的中國，表面上歌舞昇平，實際上暗流湧動，內憂大於外患。這一點，中共的領導們比誰都清楚，僅從中共用於維穩的經費，竟然超過國防經費這一現象便可證明。面對如此的嚴峻局面，中共高層中的少數領導者（如溫家寶總理），曾多次呼籲進行政治改革，然而，中共最高層的其它領導，要麼裝聾作啞，要麼充耳不聞，更有甚者,把前蘇聯和東歐人民所拋棄的馬列主義當著寶貝，組織姚文元式的筆桿子,在其掌控的宣傳機器上,大放厥詞,影射溫家寶，真是可笑可惡。
馬列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說，是否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否如毛澤東所鼓吹的那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這個問題，不是靠理論家的註解，也不靠演說家的宣傳，而要靠社會實踐才能作出判斷。如果說，三十年前，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命題的大討論，曾經為人們打破思想籠牢尋找到一把精神鑰匙，那麼，這一命題，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中國，對於中共不敢觸及的政治改革議題，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管用！
中共以「神舟」上天、「天宮」繞月、「國民生產總值位列世界第二」等所謂的成就，來標榜自己的政績，似乎不必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照樣可以繁榮昌盛。其實，這是站不住腳的。我們要反問一句，難道這些成就，是專治、腐敗帶來的結果？或者說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是一個適應專治腐敗，甚至喜愛專治、腐敗的民族？抑或說，沒有專治、腐敗，就沒有強大的中國？腐敗官員不但無罪，反而大大的有功？！如果用這種思維方式來判斷是非，那麼，中共應該為前德國的大獨裁者希特勒平反，因為二戰時期，德國的科技、軍事、國民生產總值都名列世界前茅。
中共以政治改革會造成動亂為由，拒絕政治改革，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在中國台灣執政的國民黨，於一九八五年，在蔣經國先生的領導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政治改革，廢除了國民黨一黨專政，開放了黨禁、報禁。台灣一夜之間新成立的大、小政黨多達百餘個，不同觀點的報刊多達幾百種，台灣不但沒有亂，還躋身於亞洲經濟四小龍。中共先前的政治老師、「蘇聯老大哥」，於一九九一年拋棄馬列，走上民主道路後，由於制度過渡需要一個適應期，經濟上曾一度出現過滯長甚至倒退，中共便將俄羅斯的這一短暫現象作為政治教材，作為中國不能進行政治改革的理由，但俄羅斯至二零一零年，人均收入達一萬四千至二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八萬至十三萬元，是政治改革前的五到六倍。俄羅斯大、小政黨幾百個，各種不同觀點的民辦報刊有幾百種，社會秩序並未引發混亂，中共為甚麼不將這些真實的情況告訴中國人民呢？為了表彰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的巨大貢獻，俄羅斯政府分別於二零零一年、二零一零年將「最高金質獎」和「俄羅斯最高榮譽勳章」，授予了這兩位既是前總統、同時也是帶頭退黨的「共產黨的叛徒」。在俄羅斯人民的心目中，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不但不是叛徒，而且還是永垂史冊的民族英雄、俄羅斯人民驕傲的兒子。
中共以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為由，拒絕政治改革，但這種說法能成立嗎？甚麼是政治，按照中山先生的解釋：「政治就是關乎大家的事」，按照馬克思的解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形式」。經濟和政治從來就很難分割，如同一個健全人，用兩條腿走路才能走得穩、走得遠。中共一方面在經濟上搞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抱著專治極權的馬列主義不放，使這種改革成了畸型兒；使各級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輕而易舉地將全民改革的成果，轉化為個人的財富；使貧富之間出現了天壤之別的差距。社會上出現的源源不斷的上訪潮，每年出現的幾萬起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正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帶來的惡果嗎？
中共以中國國民素質差為由，拒絕政治改革，但這種說法不能使人信服。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讓人民選舉、成立聯合政府等多項政治主張，而一九四五年當下，全國文盲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初中生便可納入知識份子範疇，全民素質不可謂不低，但毛澤東並未因此而廢止民主的主張，怎麼過了近七十年，到了全國普及義務教肓九年制的今天，中國人的素質反而下降了，不能搞民主選舉了，不能搞多黨聯合執政了，這能說得通嗎？
中共以國家大、人囗多、情況複雜為由，拒絕政治改革，但這種說法同樣沒有道理。印度人口與中國相差無幾 各種宗教名目繁多且信仰分歧，甚至對立，但並未妨礙人民應有的選舉權。印度也有腐敗現象，但人民有權上街遊行，用抗議、示威、甚至絕食的多種方式，迫使政府制定法律，並在實行法律的過程中，對腐敗分子依法懲治，絕不敢口是心非、忽悠人民。
中國政治改革的條件巳經成熟。從外部看，俄羅斯的政治改革並沒有引發動亂，反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軍事、經濟實力，民選政府受到人民的擁護，政局穩定；從內部看，除了有台灣的經驗外，大陸內部的大多數人，從知識份子到普通民眾，人心思改，人心思變。中共高層的有識之士，應該與時俱進,拋棄患得患失的雜念，勇敢地挑起政治改革的重擔，摒棄詒害中華的馬列主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優良傳統,融入世界民主潮流,只有這樣，才能根除官場的腐敗和社會生活中時常出現的官民對立現象，創建名副其實的和諧社會。
中華民族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中華民族的另一位蔣經國先生，遲早會出現,也一定會出現,他們的名字將永載史冊，萬古留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