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28日訊】據蔡文彬主編的《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一書披露，趙紫陽文革時期在四川工作時，曾為阿壩地區的所謂「新叛」民眾進行平反，以及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確定了達賴喇嘛回歸日期，讓外界看到了中共封鎖西藏的歷史和現狀的真相。
德國之聲27日的一篇署名文章寫道，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為蔡文彬主編的《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一書作序時，開篇四句話，一語中的。「眼前這五十多篇，不是詞章家的筆墨，不是旁觀者的詠歎，都是過來人的心血」。鮑彤說，主編蔡文彬對楊嶺多吉的採訪《一個民族幹部心中的趙紫陽》，對他產生極大的觸動。
胡趙時代確定達賴喇嘛回歸日期
文章說，趙紫陽離開四川之前，已經提升楊嶺多吉擔任副省長，後來又把他調到西藏擔任領導。趙紫陽對楊嶺多吉說過：經歷了文革，大徹大悟。就是要改變我們過去的那種執政方式，動則整人的方式。
楊嶺多吉說，他親身體會到胡趙時代是實現民族和解的最好時期，開始把人心凝聚起來。1980年12月至1985年6月，楊嶺多吉在西藏擔任自治區領導，他說：「那段時間，中央有五條對達賴喇嘛的政策，那是爭取達賴回歸，而不是不要他，當時談得具體，回歸時間都確定了，關係非常緩和，藏區也比較平靜。」
文革阿壩「新叛」源於「支左」殺人太多
文章還說，楊嶺多吉在阿壩州上任後，到馬爾康、理縣、汶川、黑水、松潘等地瞭解民情，一路問老百姓：「你家裏有多少人？是甚麼人？」他們的回答，不是說自己哥哥叛亂，就說自己父親或者舅舅叛亂了，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說自己家裏有叛亂分子。楊嶺多吉驚訝怎麼到處都是叛亂分子？就組織州委成立工作組，親自擔任組長，著手調查。
所謂的「叛亂」發生在1968年，涉及到四個縣：阿壩、紅原、若爾蓋、壤塘，還有松潘的一個藏區毛爾蓋區，總人口涉及十五、六萬，「叛亂分子」達到三萬。起因是阿壩地區兩派群眾在唸經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論和衝突。當時支左部隊支持一派，壓制一派，在一個小山坡上架起機槍，被打擊的一派心懷不滿，就組織一百多人的馬隊衝擊山坡，部隊竟然用機槍掃射。
按老百姓的說法當場打死了六十一個人，省裡政法部門調查確定打死了四十五個人，打傷的就更多了。向上級匯報後，因為死人太多，無法交賬，就定性為「叛亂」，經過層層上報，居然得到中央軍委、國務院批准為「新叛」，與五九年「老叛」加以區別，實行平叛。調查之後，楊嶺多吉把結果憋在心裏兩年沒敢說。
內地武鬥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定叛亂？
文章說，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召開民族工作會議，趙紫陽第一個點楊嶺多吉發言。楊嶺多吉就談到1968年阿壩地區的「新叛」，他以個人名義提出：「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應該平反。」
趙紫陽聽後很激動，馬上指著台下坐著的省委民族事務委員會副書記郜志遠說：「這些問題你以前怎麼沒說？」郜1972～1977年任中共阿壩州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此前到阿壩視察半個月，都由郜陪同，郜沒有向趙紫陽匯報「新叛」這件事，趙紫陽從沒聽說過，因此很生氣。
郜志遠說：「這個問題我們以前已經解決了。」楊嶺多吉反駁：「這個問題沒有根本解決，解決的只是『擴大化』的問題。這個要平反，這不是『叛亂』，為甚麼內地武鬥就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定成了叛亂？」
這次民族工作會議結束時，趙紫陽在做總結報告時說：「看來這不是叛亂，應該平反。」1979年又派省裡三家政法部門到阿壩調查，寫出「平反」的調查報告。
89之後民族政策大逆轉
但之後，198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下達33號文件《關於四川藏區反分裂的通知》，說藏區要叛亂。已經回到四川擔任省政協副主席的楊嶺多吉就到阿壩去看，他說：「哪裏有分裂？哪裏有叛亂？他們先說是寺廟，我就專門在兩個不同的寺廟裏睡了兩個晚上，安靜得很！怎麼會有叛亂？為甚麼要叛亂？我怎麼看不出一點要叛亂的情緒？」
文章說，到了2007年8月，情況就不同了。時任省委書記的杜青林開了三次會議分析藏區，認為「全國藏區分裂問題上隱蔽活動最嚴重、公開破壞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