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04日訊】（新紀元周刊247期，記者吳雪兒、梁珍報導）因為新檔案出臺，大饑荒的真面貌終於呈現於世人。馮克從新界定「大饑荒」實際上是一場「大屠殺」。當權者的一個誤判，讓幾千萬的民眾失去了生命，及更多的民眾人性扭曲。引發這場浩劫，當權者和其它配合執行任務者，誰來負責？
今年7月份，荷蘭史學家馮克（Frank Dikotter）發表了他的新書名為「Mao’s Great Famine」，中文版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亦於最近發表。
為了寫這本書，馮克參考了—千多份檔案文件。在幾年的收集中，他到過了數十個檔案館，收集到許多省的資料，如北京、河北、湖南、浙江、廣東等省，這些材料包括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刪節的重要領導人講話、農村工作研究、大規模死人事件分析、大躍進晚期派去的特別小組對饑荒真實程度的調查等。
書的出版商為新世紀出版社，負責人鮑樸說，馮克做為一個歷史研究學者，他去了幾十家中共檔案館，省市級、地縣級都有：「這是一個材料來源，檔案材料是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材料，還有一點，馮克做為歷史學家，他這本書，他不僅是給人留下一個歷史記錄，而且他提出了一個史學觀點：就是為大飢荒這事件的定位。」
鮑樸認為，這書有現實意義：「你不管是擁毛還是批毛，你都是要以事實為根據，這本書就奠定了一個基礎，他（馮克）把毛澤東時代中非常關鍵的幾年的脈絡搞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視野是全面的，他描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是農民，因為饑荒這個詞是有誤導因素的，饑荒這個詞好像天氣不好，老天爺不賞臉，糧食收成少因此沒吃的，問題不是在這裡，而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判斷性的問題，最後導致幾千萬人餓死，這個事情後果是嚴重的，……他的視野是非常開闊的，做為一個史學家他也明白不誤地把自己的觀點明確地闡述出來，這一點我覺得非常可貴。」
大饑荒的真實死亡人數到現在都不能被確認，無論是過去按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所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1,500萬到3,200萬，還是到現在根據大量祕密報告顯示至少有4,500萬人在那段時間非正常死亡，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中國社會的一場「浩劫」。「數字不重要，而是這些人是在什麼狀態下死去，如何死去才是最重要的。」馮克說。
對外公開的祕密檔案協助馮克更準確地對這場浩劫重新界定：「這不是一個大饑荒，而是更像一場大屠殺！」
食物變成對付人民的武器
他進一步解釋：「當人們講饑荒，在傳統的中國、在歐洲、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沒有足夠的食物所以人們會飢餓，但在『三年大饑荒』的處境中，那個時期是有食物的，但食物全操控在黨的手中，食物成了一種『武器』！……因為食物成為了一個『武器』，用『饑荒』這個詞就不太準確了，而應該是大屠殺。中共一直在稱那次的饑荒是三年自然災害，馮克說，這樣形容不準確，首先，那不只是三年，最起碼是四年，更可能是很多年，其實饑荒在49年前就存在，但49年後卻沒有停止，而且越來越是人為的，因為農夫不再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要把農作物以國家操控的價格賣給國家，他們得到的生計就越來越少，所以漸漸這種飢餓變得越來越人為。」
馮克進一步解釋說：「饑荒在58年發生，但一直都有人饑死，直到62年仍有人在四川饑死！第一宗饑死的個案記錄是於58年2月在雲南，這段期間所發生的饑荒是人為的，而不是自然災害。食物不單只是用來操控人民，而且是當作一種懲罰，試想一想當所有東西都是公有化的，或是以這種大型的人民公社來傷害人，土地被徵收，農夫要以低於成本價來出售他的穀物，工具被拿走，甚至家都充公，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動力！但另一邊，當地幹部要催趕生產力，他們要完成北京下達的要求，因此農夫和幹部就被鎖進一種暴力的惡性循環，所以食物作為『武器』就成了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
系統強制人們作可怕的抉擇
馮克說，在這場「大饑荒」中，基層的人們，如農民是最沒有特權的一群，他們力爭求存，去偷點穀物，去盡力保留自己的能量，但飢餓一直蔓延，他們需要作出一些很難的抉擇：「他們作出的妥協是我們很難理解的，這本書呈現了在大飢餓中，在層層的剝削中，道德妥協是隨之而來的事，你看到有人因此而針對自己家庭的成員，例如有很多女人不能做出抉擇，如哪個孩子該給食物，哪個孩子該讓他餓死，一些婦女不願意作出這種抉擇而自殺，寧願與孩子一起同歸於盡。結論是，人性的最劣性和最好性都在災難時表現出來，但最悲涼的是這個集體化系統強制人們作出絕對可怕的抉擇。」
在真正的饑荒，人們起碼可以自由活動去求助，他們可以從農村到城市，但三年「大饑荒」不是這樣，在一般正常的社會中，農民可以賣掉他們的東西，首飾、衣服來幫助他們面對困境，但在中國，所有東西都被公有化了，所以在那次的饑荒中，所有可以幫助人民面對饑荒的慣常解救方法都不存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遷移自由，沒有自由市場，也沒有慈善團體去幫助他們。
暴力訓練黨工具
馮克曾經說過，「大饑荒」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道德的滅盡才是最殘酷的，他表示，在「大饑荒」中，當人民被禁逃離時，他們會造假的離城批准證，或是以假的托詞離開，不再回來：「那個時期最恐怖的是什麼都是灰色地帶，證明這個系統迫使每人曾經需要作違背自己信念及道德價值的抉擇。」在採訪期間，馮克幾次提到暴力。中共以暴力統治，強迫扭曲人民的本性，最後成為黨執行命令的工具。
馮克說，在中國發生的政治運動是一浪接一浪的，都是相連的，去理解這些「因果」的關鍵，就是去看暴力所起的作用：「從49年開始，中國被軍事佔據了，一個通過暴力取得勢力的政權，必然會以暴力來維持。城市和農村的人們互相仇視，大躍進製造人們互相之間不滿的情緒，文革變成了報仇的機會，與鄰友算帳，那是一種暴力和報復的惡性循環，很難去打破。」
「大饑荒」到底誰應該負責？毛澤東還是共產黨？馮克說，問題的答案很顯然易見但又很難界定。他說，大饑荒發生是因為一個人想推動一個大躍進，饑荒停止是因為在61年底一個人下令要在經濟上進行改革，這個人就是毛澤東。這是一個簡易回答，但更複雜的是，在每一個層面上，人們都在支持毛，劉少奇於58年時很支持大躍進，周恩來不喜歡，但卻繼續幫毛去執行計劃，由北京到當地都有人很願意配合毛的見解！
自上而下的聯盟 糾纏不清
「可以看到自上而下的一種聯盟，糾纏不清。通常這就是在人性被侵犯時，你可以怪罪於頭目，你可以怪罪於那個系統，現實是，很多人在不同層面上在幹著他們自己都知道很清楚的錯事，所以到底誰應該負責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馮克說。
有人會認為現在社會已經改變了很多，為何要記住歷史？馮克對此卻有不同的想法，「一個社區或者國家有點像一個人，你可能不喜歡你的童年，但你的童年將會影響你的成年，你的行為，你如何對待他人，唯有通過回望過去，那是很痛苦的過程，你才能明白自己的行為，然後如何去改變。」
在收集資料過程中，馮克在翻閱那些檔案時，有時會看了讓他難以入睡：「誰殺了誰，為何被殺、如何被殺等，一些形容很可怕，可以讓人很沮喪」，但他認為，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有它的正面作用，寫書就是嘗試創造一樣東西，將所有的事件串連在一起，讓別人可以閱讀並分享，所以翻閱檔案的過程，情緒是很複雜又矛盾的。他說：「人們被殺，然後每個人保持沉默，那就猶如第二次的死亡。我們做不了什麼去幫助這些人，他們都死了，但最起碼我們可以閱讀有關的事情，並記住歷史，這是我出這本書所希望達到的效果。」
明白了中國大陸過去的社會事件，也許對最近發生的「小悅悅被輾事件」會有點瞭解，為什麼現代中國大陸社會會發生這樣的事。◇
本文轉自247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49/1001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