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28日訊】最近，一些海外學者撰文分析中國未來政局變動的可能。他們指出，中國政治發展正面臨著空前大變局，大變局的動力可能主要來自於民間。
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成員，現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今年4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胡耀邦趙紫陽研討會》上，就「中國政治變革的路徑」做了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出一個民變促發官變的觀點，說的是老百姓在現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剝奪和壓榨，要求改變現有的這套規則；對於老百姓的要求，當局的反應就是鎮壓；過去十幾年民變不斷增加，當局不斷鎮壓，但當民變壓力達到一定程度，官方的應對思路就出現分歧，分歧導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後促成官變。溫家寶、薄熙來等近期表現，就是精英分裂的信號。
吳國光相信，中國未來變革的主力軍在民間。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轉型，不同於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高層開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轉型類型。他認為，在二十二年前，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就已經顯示，中國的從上到下推動政治變革的希望，已經破滅了，但在還有人寄希望於溫家寶或習近平，而他的看法是，這個希望是沒有根據的，「只有民變才能促進政治制度的變化」。
余英時在自由亞洲電臺撰文，談中國大陸近10年內發生巨大變化的可能性時，也談到了民變問題。他說他有個朋友曾對中共黨內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現在很失望，余認為，共產黨的未來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這反映在三個主要現像上，一是整個中國出現了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的運動，而中共正在試圖阻止；二是各類民變風起雲湧，三是中共高層內部出現分化。
這裡，民變指的就是中國官方字典裡的「群體性事件」。那麼中國在現在的超級維穩模式下，發生大規模民變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這要從2008年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大維穩模式說起。那一年中國發生的民變特別多，那一年也是中國維穩政策的轉捩點。為了保證2008年奧運會的順利進行，也為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局採取了調動整個官僚系統參與維穩的政治動員方式，嚴厲對待上訪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員警的作用，使其淩駕於司法，地方官員在維穩名義下可以為所欲為等。這就是大維穩模式。之後，凡是在敏感時間舉辦大型活動，如2009年國慶60週年、2010年世博會和亞運會，當局就採取大維穩模式。
大維穩模式管用嗎？6月28日，《財經》記者以《新觀群體性事件》為題，採訪了幾位中國社科院和大學的學者。他們說，這種辦法在短期內減少民變的升級，使人員大規模聚集變得困難，從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群體性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呈現增勢趨緩的態勢。但從長期來看，可能引起更大規模、更持久的對立。今年發生在廣州、上海、湖北、內蒙等地的事件就是嚴重警告。
在我看來，這種大維穩模式實際上對民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用政治鎮壓對付經濟訴求，用國家暴力對付和平抗議，其惡果之一，就是憑空製造出許多國家敵人。大陸學者說，本來許多人的上訪、抗議是為了自己的經濟物質利益，訴求非常明確，而且行為合法，但是在現有的維穩模式下，這些上訪人或抗議者往往被勞教、被關進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們最終演變成了敵人。
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說，評價現階段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要看三個標準，一是組織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續時間長短，三是訴求的性質。他說，今年中國大部分群體性事件的訴求還是民生經濟利益，如綏江、上海寶山等地的群體性事件，而不是以體制外的行動謀求體制內權利再分配的政治行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經濟利益、追求公平正義訴求的群體性事件在增加，如錫盟、利川事件。
總之，根據這些海外學者的研究與大陸學者的分析，當局的政治鎮壓手段，導致中國發生較大民變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可以肯定，胡錦濤的用鎮壓防止大規模民變的維穩思路是「飲鴆止渴」，其結果，一定是越飲越渴。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