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01日訊】1942年2月1日，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拉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中共標榜整風運動的宗旨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但實際上這場到1945年4月才結束的整風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整肅運動，採用了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
同時，也是中共在中國大陸系統建立「黨文化」的開始。這次「延安整風」運動歷來被中共所吹捧，也為中共竊取大陸政權以後、試圖全面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完成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以全面、詳實的歷史資料揭示了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發動這一運動的背景、過程和手段，以及最後確立了以毛為核心的「黨文化」的歷史過程。
延安整風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
自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隨紅軍逃往至陝北，經過數年的經營，在四十年代初，趁日本全面侵華、中華民國將士浴血奮戰之機，中共在延安已經建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
從外部環境看，在中共的設計下，依照瑞金時代的經驗，在邊區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邊區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一直下達到市、區、鄉黨組織，直至農村中的黨支部。在延安共有的3萬7、8千的人口中，共黨幹部就達到3萬多人，它們自成體系，與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來，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
從陝北的外部環境看，中共軍隊與日軍基本處於膠著狀態，自1940年8 月八路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發起「百團大戰」之後，八路軍與日軍沒有再發生大規模戰鬥，此種情況也使毛澤東騰出手加緊整肅內部。
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毛澤東發動黨內鬥爭的基本策略一向是，為了打擊主要敵人，團結依靠一部份人，利用他們作為貫徹自己意見的工具。劉少奇、康生、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及高崗等人成為毛黨內鬥爭的主要工具。
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就是毛這類鬥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在這次戰役中，毛的最堅定的盟友和幫手就是劉少奇及其班底。在此期間，劉少奇成為了毛鬥爭王明的得力助手。劉在許多場合不指名的對王明進行攻擊，稱其是「披了馬列主義招搖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
與毛、劉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結盟不同，康生與毛澤東的關係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康生是因其望風轉舵，出賣王明，和竭力撮和毛與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擁有的蘇聯「格伯烏」經驗，而得到毛的特別信任和重用，繼而成為毛手中的一把利劍。
毛的整風運動包含了「破」和「立」的雙重內容：一方面，毛要在這場黨內鬥爭中翦除其政治上的對手；另一方面，毛還要創立以自己思想為中心的中共新傳統，並將這兩方面的成效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為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而服務。而四十年代初，由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及其領導下的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扮演的就是毛的「內管家」的角色。
此外，扶植地方實力派也是毛當時的一個主要策略。在毛澤東集合中共黨內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發起進攻時，高崗作為陝北地方紅軍的代表，成為毛急欲爭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
初戰告捷後將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開始
毛澤東為在政治上徹底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小心翼翼，穩紮穩打，將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縮小包圍圈，已取得了對王明、博古等的絕對優勢。經過三年的精心策劃和細緻的準備，毛澤東在1941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向王明等下戰書。毛澤東向王明等攤牌的行動發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於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參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任弼時、王明、博古、康生、陳雲、張聞天、王稼祥、朱德、鄧發、凱豐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缺席會議。毛澤東為了確保自己在會議上取得絕對優勢，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崗、陳伯達、彭真以及楊尚昆、羅邁（李維漢）、林伯渠、王若飛、葉劍英列席會議。
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取得了對王明的決定性勝利後，在中央層陸續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擴大自己的勝利，同時開始調整戰略，積極佈置將反對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黨的中下層。
經過數月的準備，1942年2月1日，毛澤東正式登場，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動員全黨整風的報告——《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收入《毛選》時易名為《整頓黨的作風》），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傳部幹部會議上兩次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在此之後，毛親自主持制定了幾個有關整風學習的中央決議，至1942年4月3日，復以中宣部的名義，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向全黨正式提出開展「思想革命」的號召。
「延安文藝座談會」與「黨文化」的形成
毛澤東除極其熟悉並愛好唐詩宋詞、《昭明文選》、紅樓、水滸、三國、野史稗記一類古典文學，同時也嗜讀魯迅雜文，然而毛對魯迅之外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卻很少涉獵。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有兩個來源，一是他的助手為他準備的列寧、斯大林有關文藝問題的部份論述，第二是他在周揚、胡喬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上海左翼文藝活動的背景資料基礎上所作的總結。
1942年春，毛在胡喬木的協助下，分別召集了一批文藝界人士前來住處個別交談。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將自己已成熟的文藝主張公之於眾的時刻到來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餘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正式開始，毛澤東發表講話，5月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文幾經修改，發表於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標誌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
高華將毛氏的「黨文化」觀分解為五個核心概念：
一、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
二、和工農兵相比，知識份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份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
與這一「黨文化」體系格格不入的、在當時的文化思想界影響很大的王實味成為為毛思想祭旗的犧牲品。
王實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影響，滿懷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理想，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一代左翼知識份子的突出代表。1937年10月王實味來到延安，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幾年中譯述達百萬字左右。
從1942年2月始，年屆三十六歲的王實味受毛澤東整頓三風號召之鼓舞，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連續發表文章，並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份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顯然，王實味的文章是對毛思想的挑戰。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就已處於隔離狀態，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了頭。
「延安整風」所形成的「黨文化」貽害無窮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範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束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面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黨內上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思想改造、「黨文化」建立等。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沉重打擊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中共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系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經過多年的鬥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
正如《解體黨文化》序言中所闡述的：「今天的中國人和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同。從小學到大學，我們使用簡化字編成的教科書，我們的必修課是兩個德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創立的如何摧毀世界的理論和一個俄國人應用這個理論的暴力實踐，我們曾經被告知一切和歷史傳統有關的物品都叫做「四舊」而應該被燒燬或者砸爛。我們今天的語言、風俗、習慣、思維方式早已和自己的歷史格格不入，和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們不知道自己來自哪裡要去往何方，我們成了一個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儘管我們的血脈仍在延續，但是華夏文明的薪火承傳卻已被截斷。從文化上看，中國人已經是亡國奴，這並非危言聳聽。」
目前神州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天災人禍無不與中共徹底摧毀中華傳統文化，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黨文化」肆虐中華大地有關，那個在西方人的眼裡曾經的禮儀之邦已經墮落為一個危機四伏、哀號遍地、滿目滄桑的國度。
（責任編輯：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