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04日訊】
【主持人：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
這講會非常的有意思，坐在我身邊的是任劍濤教授，他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政治學教授，他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裏面呢來給大家講一講中國的政治分析。
今年是換屆的一年，即將要召開18大，我們會選舉出下一屆的政府，所以今年是我們非常有興趣關注所有的這些政治發展的動態。所以，首先任教授會給大家做一個演講，那麼等一下會有問答環節，會用中文來演講。】
任：根據我跟陳先生的溝通，他要我儘量少講中國的經濟形勢，因為經濟形勢分析已經夠多了。但是其實我自己非常願意講宏觀經濟形勢，因為對中國來講，講政治分析是吃力不討好的，是吧，甚至有某種危險性。但是因為陳主管這個有明確的要求，我也不好賴在經濟主題上太多。
所以我想我的三個問題，對經濟的問題，我儘量這個提過就行了，因為實際上我們的這個討論主要在圍繞著宏觀及微觀的經濟形勢的判斷上和分析上，但是經濟形勢又不能不提，因為從1978年到現在啊，中國大陸的這個執政黨，把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基礎，牢牢扎根在經濟的土壤裡頭。是吧，所以他一切問題呢，不能不從經濟出發，但是，政治呢也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想分3個方面跟各位講講我的一些想法。
中國經濟明顯疲軟 三大支點都不利好
第一個呢首先我強調一個經濟學界公認的一些狀態，那就是中國經濟形勢整個一個成長已經呈現明顯的疲軟狀態。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經濟形勢是有3個支點，支撐起來的。經濟的增長甚至經濟的發展，都是由投資、消費和外貿來支撐。
那麼隨著政府可支配的資金在不引起CPI迅速上漲的情景下，可使用的投資手段已經不足，所以投資的明顯下降是必然的。
那麼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國政府試圖通過激活民資，來彌補國有資產的盤活和中央政府投資不足的弱點，但是難度是非常大，因為實際上越是想激活民資，一個大的問題在於民資的天生的市場敏感，對政府的這樣一種激活或者甚至利用，抱有一種極不信任的態度，所以藉著昨天大家都知道溫州在已經開放民間融資的情況下，又一個身負30億債務的老闆，跑出國外了。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消費的疲軟是很難拉動消費信心不足，消費市場很難激活，拉動內需如果沒有經濟形勢的這個改變，內需的拉動也非常困難。
那麼第三就是外貿，主要的貿易夥伴美國和歐盟，經濟形勢在某種程度上的一個惡化，所以外貿很難用這個東南亞、非洲和南美來替代，所以外貿形勢的惡化也是必然的。
所以正是因為如此呢，在中國的這個經濟社會的狀況裡頭啊，2種估計都是偏向於一個令人不太振奮的判斷。那麼哪2方面，一個從樂觀判斷上來講呢，其實大家都認為下行趨勢明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經濟宏觀分析的一個比較委婉的用語，下行趨勢，以避免說經濟的停滯、衰退甚至危機。
一種是悲觀的估計，悲觀的估計是認為崩潰可能會發生。最明顯的說法就是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出的這個《2012年中國經濟形勢的報告》，違背世行對中國經濟一貫的樂觀估計，替中國政府做出了一個危機性斷言，那就是可能無預警性停滯或衰退。這個佐利克一向判斷對中國都是比較樂觀的，但在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合作以後呢，他就不太好繼續違逆他的研究夥伴的斷言，只好這個出來宣佈，做惡人，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像歐美國家，在外部預期的那麼樂觀。
所以正是因為如此呢，我們可以看看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是否會夭折？
首先我們強調中國這個宏觀經濟學秘書長，半官方色彩的一個基本斷定，就是隨著上述三個指標啊，都不利好啊，所以中國經濟下行預估啊，是一個常態分析的結果。這是沒有辦法，因為在中國經濟30年發展趨勢當中，已經打破了一般的經濟週期，很難在35年以上還繼續維持著強勢的增長，而且所謂一支獨秀的這個期盼，在中國所謂2頭在外，大進大出的這樣一種經濟定位之下，是更難維持。
統治集團面臨三大難題 政治嘲弄了我們所有人
那麼與這個有關呢就是我們來分析，中國在這樣一種情形條件下，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的一種不吻合關係，越來越矛盾、尖銳，而突顯出難以控制的這個局面，所以政治非規範競爭的一個高漲，從年初的王立軍事件所引導出的薄熙來事件。其實，我們也可以通過近期出現的陳光誠事件以及重慶正在發展中的群體反抗運動，所以張德江最近也比較忙。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形條件下呢，統治集團內部對權力的權威認同，已經帶來嚴重的負面反應狀態。就是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事件雖然是偶發事件，但是對中共統治集團的3大問題，或者三大難題的解決，卻是具有必然的。
哪三大難題呢，第一，就是權力產生的合法性機制是甚麼？實際上，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事件給大家預告了這樣一個基本的現象，就是既定的黨內的合法性權力的授予機制啊，不能夠順利交接。大家尤其是政治強人啊，對指定接班人啊不太服從。
第二就是權力的和平交替啊越來越困難，因為，以往都是通過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來實現權力的交接啊。大家一到18大就可以去期盼19大或者20大會不會更好。
所以中國人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心理，甚麼特殊的政治心理呢，總是忘記當下，期盼明天會更好。所以我們今天在盼18大的時候，相當多的人評論的眼光已經轉移到了20大，我們去盯胡春華、孫政才、周強，我們去盯這些人了。好像習近平替我們塵埃落定了，這10年我們已經放心了。所以這樣的政治交替的和平機制以及社會的一種反應狀態呢，我把它稱為叫做跨時間的一個跳躍。我們總是在10年以後來談中國的問題，其實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那麼第三個就是這種權力交接方式的運行，越來越不可預期。如果說胡溫的10年，已經是一個相對於中國人期望得不到滿足的10年的話，那麼未來的10年，可能中國人的想法會更多，而兌現想法的可能性會越低。因為中國社會的矛盾已經積累了30多年，而從來以政治高壓使其不得緩解，那麼權力對社會矛盾所作出的反應呢因為受制於權力內部的牽扯，它是很難去治理。
所以在北京我的政治學圈有的朋友就講，大家近期講話盡可以膽大一點。為甚麼，原因很簡單，因為抓政治局委員都來不及了，所以抓大家更困難。當然這是一個政治玩笑。
但是它有某種暗示，那就是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我把它解讀為呢，這實際上是中國特殊的政黨政治的宮廷化和廣場化，已經是越來越嚴重。所以就有中共18大究竟是7個常委、9個常委、11個常委，誰也搞不清楚。大家都懷抱著一副敬重的樣子問我，你看是多少個，我說對不起，因為我還沒有去中南海。因為實際上這種宮廷政治不到水落石出的時候大家無法斷定，因此宮廷政治到了它的這個終結階段的時候呢，它一定會廣場化。
所以最近大家知道中國政治最忙的人啊，不是政治明星，而是演藝明星，因為廣場化的時候，大家無法對中國的公共政治進行判斷，於是把它娛樂化。今天傳聞這個女星跟10個高官上床，明天傳聞另一個女星跟20個高官上床；今天傳聞這個女星上床賺了7個億，明天傳聞另一個女星又賺了多少個億，於是大家把政治娛樂化，就覺得這樣還比較好玩。我們與其去追究薄熙來今天在哪裏，不如去追究是不是章子怡真跟薄熙來上了床，這是廣場化政治一個比較好玩的地方，這個發達國家可能也很難有這種體驗。所以大家也覺得比較中國政治還是有它過癮的地方。
那麼第三就是權力更迭的制度化跟無序化實際上在今天的中國政治當中，是相互伴隨。權力的制度化，就是中共在16大開始，每個人大致有10年的任期，如果中間不出甚麼政治夭折的話，徹底解決80年代困擾中共的權力終身制。
但是這樣一個制度，因為它不是通過選舉制度和立憲制度奠基的，而是通過權力的宮廷政治博弈來替換的，所以這個替換本身顯得無序化，就是誰能夠當政。所以今天大家來這兒的傳聞，說習近平會不會又有其他的出路呢，當然這都是一種市井遊戲的政治彩色。我認為是不太可能，因為中共是一向統治國家靠嘴硬，嘴硬就是你說我要變，我偏不給你變；你說我不變，我變給你看看。
所以這個政治是比較這個難以預測的，所以正是因為如此，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來具體看看中國未來的政治局面會怎麼樣呢。我一向堅持的基本分析立場叫做無法分析。但是大家就覺得很好笑，你站這裡你分析中國的政治局面，你說它無法分析，是甚麼意思，你不是嘲弄大家嗎？我說不是，是中國政治嘲弄了我們所有人。因為你一分析的話，可能明天就成了一個笑話。
但是呢，我們對政治又不得不採取一種預測的態度，因為不採取預測的態度我們面對這種政治明天究竟會發生甚麼，哪怕我們預測錯了，那我們也說預測錯了本身也表明這就是中國特色——就是你預測不了。所以測不准，有哪些因素讓我們測不准呢，那我第三個我分析一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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