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泰瑞澳洲布里斯本採訪報導）一部空中航拍的紀錄片《看見台灣》讓人們認識了他——導演齊柏林：一個公務員出身的中年男人，在離拿到退休金還有三年的時間，決然放棄終身的退休福利，毅然離職，還跑去把唯一的房產抵押——只為成全一種深入骨血的使命感。他將一生積蓄全部投入，破釜沉舟；一生不求人，卻也拉下臉面四處求告；雖翱翔於天際、穿梭於溪谷，卻也風雨飄搖命懸一線。齊柏林導演就是這樣，扛著他的攝像機、懷揣著他的使命、登上飛機，去記錄一場台灣橫跨經緯的美麗與哀愁。
400小時的高空航拍，耗資新臺幣9000萬元，歷時3年，數度生死一線……終成完成了《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在去年一舉拿下2013年度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同時打破紀錄片歷史票房紀錄。同年僅三部電影票房過億，《看見台灣》是佼佼者中唯一的紀錄片，上映首周破千萬，66天破兩億。即便在台北的影票售價高於商業片票價2-3倍，仍不受影響；高雄市也在11天賣光1萬張影票；而布里斯本開放售票第一周就全部售罄。它的輝煌彷彿一夜之間從天而降，勢不可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齊導的心願依然樸素如昨，他希望可以讓人們，跟著他，用鳥的高度、雲的視野，一起飛翔於台灣的天際，真正——看見台灣！
此次，齊柏林導演接受昆士蘭大紀元專訪，講述了他和《看見台灣》的故事。讓我們拋開所有光環，隨著齊導的娓娓道來，去認識這場「記錄」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大紀元記者問（以下簡稱問）：布里斯本是您大洋洲巡展的最後一站了，帶著台灣印象而來的您，這次巡展的感受如何？
齊柏林導演答（以下簡稱答）：這次是為了宣慰僑胞的目的，首次做的一個巡迴展演。過去大部分都是參加影展，參加國際電影節的交流，所以這次的感覺特別不一樣。一路過來，從雪梨到奧克蘭到基督城最後來到布里斯本，其實每個地方僑胞的熱情給我們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是大家從台灣出來，看到台灣的電影，其實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激動，我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我在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氛圍，在雪梨就是非常多的朋友齊聚一堂——800多人，後來都坐到走道上了（笑）。在奧克蘭、在基督城的台灣同胞，他們到紐西蘭去就是為了得到更好的居住品質，他們看到台灣的環境，遭受到電影裡面呈現的樣貌，都感同身受。他們都常常問我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我想我們做了充分的觀念上的交流和溝通。這三個城市走下來，我發覺我們的僑胞真的都是心繫台灣的。
問：您可否分享一下在不同的地方，無論北美、大洋洲、亞洲還是台灣本土，不同背景、來歷的人，都帶給您怎樣的感動？
答：這部紀錄片拍攝的時候，我的主要目的是給台灣人看的。我覺得要讓台灣的人認識我們生長的土地，認識我們環境面臨的問題，這是我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可是這半年多來，我們帶著《看見台灣》到世界各地去交流的時候，我發覺這部電影沒有語言的障礙和隔閡，從影像畫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出導演內心想要表達的意涵。我在休斯頓影展閉幕片的時候，好幾位外國的當地觀眾潸然淚下，告訴我說，他們過去對待環境的方式是比較粗暴的，看完這部電影以後希望做些改變。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地跟大家見面的時候，我最常聽到的就是：看見台灣，看見自己——不管你身在何處。
問：如今這部電影在全世界是輝煌起來了，但是當初在拍攝時，您有沒有想過如果這部電影真的如業界預估只能回收800萬台幣，那之後的路該怎麼走？
答：（笑）這部電影在拍攝之初其實我就沒有票房的考量，沒有得獎的考量，沒有特別要去拍一個藝術電影的考量，完全沒有。就是一個很強烈的使命感——想要把我看見的記錄下來，為台灣這個時代的影像留下歷史的記錄。這是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初衷。（問：沒有想以後？）對，沒有想那麼多。
電影上映之前，我要透過行銷宣傳的時候，行銷公司告訴我們說，他們估計這部電影的票房可以達到800萬。800萬在台灣的紀錄片來講，算是一個不錯的（笑）……成績了。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應該不會這麼冷漠去看待這部片子，所以當時當然會對票房有點期待，但是真的沒有辦法預期的。
但是我們上映後，第一周突破千萬票房、一個月突破一億、66天突破兩億的票房，這對一個紀錄片來說是個不可思議的成績。我從這個成績看到的是，有超過100萬的人次，進到電影院裡面，用電影票來支持這部電影。他們從電影的影片內容當中，得到了他們過去不知道的訊息，他們找到了一個愛台灣的方法，或者說愛台灣的一個理由。因為在這塊土地上生長的每一個人，其實他都有責任愛護這塊土地的，只是過去不知道。
問：第一次拍片，成績就非常驕人，加上又為此成立了公司，那麼以後會不會就沿著電影這條路走下去了？
答：拍片的動作是不會停下來的。我們在最近又更新了拍攝的設備，所以記錄台灣的這個腳步是不會停歇的。但是，未來會有什麼樣的作品產出，目前還沒有一個定論，但是我想記錄台灣的動作是不會改變的。
這段時間還蠻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有非常多的劇情片導演來找我聊，希望可以合作。台灣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志氣》，導演張柏瑞很積極的來跟我聊一聊我的拍攝方法，怎麼樣跟劇情片結合在一起……當時我就開了個玩笑說，我們可以拍一部《看見台灣的志氣》。（笑）
問：這麼說您有考慮過轉型？
答：沒有沒有，我覺得我自己本身擅長的就是從空中看我們的環境。我倒是有一個想法：希望可以把我觀察的範圍擴大，它不是只在台灣而已。如果未來有比較好的想法、比較寬裕的拍攝預算，事實上是應該走出台灣的，因為環境問題是沒有國界的，在每個地方碰到的環境問題都不太一樣。你知道我們亞洲地區受到霧霾嚴重影響的情況，你在台灣不容易拍到這種樣子的。
問：不擔心以後每一部電影都為經費提心吊膽嗎？畢竟紀錄片和商業片不同，收益報酬很困難。
答：我想從《看見台灣》已經看見很多人的善念了，從剛開始要拍這部片子，大家不了解我要拍什麼，所以在經費籌措上比較困難。那（現在）大家了解到齊柏林在做這件事情，他的目的、他的用意的話，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加入這樣題材的合作。只要我有比較好的、比較具體的想法的時候，我覺得（資金）這部分不會像第一部《看見台灣》這麼困難。
問：我們知道您原來20年間都是航拍照片的，並不用攝像機。很多人可能觀念中認為大同小異，但其實很多“本質”上的差異，所以轉型過來會不會有較大的磨合？
答：哇，這個磨合……蠻長的，是拍攝觀念的差別。因為以前我要用一張照片來寫一篇文章、說故事，這張照片要涵蓋的內容就很廣，所以你要飛的很高，拍的“面向”要很廣。那影片不是，你要講一個故事可能要5個、10個畫面搭配在一起。這個觀點，在我以前沒有受過訓練的時候，事實上不太能理解。但是我後來試著做一些作品能出來，3、4分鐘的（作品），務實的去剪接影片的時候，慢慢得到一些訊息，知道怎麼做了。
這部影片在拍攝之初，第一年拍攝的畫面，拍完的時候我其實還蠻高興，蠻得意的。然後拿給我們監製——侯孝賢導演，請他指點一下。我們本來像小學生一樣想得到老師的讚美的，結果侯導看完，是深鎖眉頭（笑）。當然他也知道空中攝影的困難，空中攝影跟一般地面上攝影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我當然是跟他解釋，他也給了我一些方向。我覺得那次面對面的提示，對我真的是有一種醍醐灌頂的那種感覺。你突然一下就悟到了！所以在後續的拍攝過程中，對我來講，我自己覺得有很大的進步，當然這個部分還可以再進步。
尤其在《看見台灣》上映之後，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我不斷地看不斷地看，其實我每一次看，看到一些畫面都覺得，這個地方應該再提高一點。譬如說，拍攝的時候角度啊、剪接的時候順序啊…… 所以從去年上映到現在，看這個片子，都有一些不同的反省。不僅是畫面、甚至旁白、音樂都有。
問：您請的加盟者，無論是音樂製作何國傑老師、旁白吳念真導演還是監製侯孝賢導演，都是非常有實力、有經驗的前輩，對於這個故事，他們肯定都會有自己心目中的「看見台灣」，那麼在創作音樂、念獨白或是整體的製作上，他們會不會把自己的意念加進去，改變您本來的意願？那和您的意願又是怎樣圓融的？
答：像侯孝賢導演、吳念真導演等台灣這些知名的導演，他們看過我的影片後，我相信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他們並沒有給我太多的改變，因為他們尊重我的創作，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支持！我覺得每個導演看完我的片子，不僅是導演，包括剪接師，或者顧問，他們都會有他們的觀點：你這個應該怎樣剪，你故事的敘述應該怎樣改變……但是說真的，面對這些大導演的提悉和指導，他們不是用這種方式，他們反而是告訴我說：「這個還不錯。」「這樣大致是可以的。」
做過影片的人都知道，當你片子架構、大致雛形完成了以後，你要改變它，那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工程。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尊重我的創作的。我在做這部電影的過程中，真的是得到非常多台灣導演的提點，跟給我學習的機會。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大家過去都沒有機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拍攝，來審視我們自己的土地，他們覺得齊柏林幫他們做了這件事情。所以最後我自己要這個版本的時候，他們不會有讓你改變的那種建議。
問：您之前提到之所以在最困難的時候也不申請政府的資助，是不希望有任何因素來干擾這部影片，所以您沒有為金錢或權貴妥協過。剛剛您也提到，這部影片也沒有因電影界的前輩妥協過什麼。那麼這部電影在製作過程中，有沒有過任何妥協呢？
答：這部片子最大的爭執來自我跟我的剪接師。因為我的剪接師在剪這部片子時大學還沒畢業（笑），非常年輕的剪接師。我們一起拍攝、一起工作，互相也大概了解對方的脾氣。但是你知道我跟她差了一輩的年紀，我跟她很多地方會有很大的不同，有時候就會有很大的一些……對影片內容的剪接的方式或畫面的一些爭執。因為我的年齡可以當她（剪接師）的父親了，所以我也不會用嚴厲的方式討論，我只會在自己心裡生悶氣，我必須要隔一天或隔兩天再跟她講：「唉，這邊再調整一下。」當她不願意退讓的時候，我就會請她的恩師出來（笑），做一個中間人。
年輕人有時候會比較堅持一點，我也尊重他們。事實上這部電影裡面，我尊重她的地方，我後來覺得她這部分確實處理的不錯。最後這部作品，是我們兩個共同的組合。（問：那也不算是妥協，是大家相互的……）是討論，大家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提出來。
問：您最後還有什麼希望和我們一起分享的嗎？
答：《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並不是用一種批判的方式去敘述環保問題，它其實是很溫和的一種題型，這個題型其實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的一種方式。我覺得環境的問題是你我都有責任的，每一個人都必要徹底的明白，我們今天如果不好好善待我們的環境的話，未來遭殃的是我們後代的子孫。我們很希望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能夠自我反省，看看我們能不能在我們的生活上、消費行為上，也用一種更友善的方式，追求一個美好的環境。我想在此地（布里斯本）的僑胞們，你們已經身處一個非常優異的環境裡面，你們可能感受不到，但事實上，在世界其他未開發、已開發、正在開發中的國家其實面臨到非常多環境的問題，這個部分是需要更多人來關心的，這樣我們的地球才能夠有美好的未來。
後記：電影公映結束後，齊導還與觀眾分享了拍片中感動的點滴故事，寫出來與大家共享。
齊：電影裡面，最後，你們看到的原聲音樂學校的小朋友到玉山頂上去唱《拍手歌》。這首歌在片尾是希望大家看完電影後，能夠鼓勵大家疼愛我們的土地。這群小朋友其實全部都是五、六年級的孩子，他們是布農族的小朋友。在台灣這個漢人為主的社會裡，原住民算是弱勢（群體），尤其這些布農族的孩子很多都是單親家庭的，從小就缺乏自信心。村裡的馬彼得校長為了讓這群孩子有自信，成立了一個兒童合唱團，帶他們唱歌，建立他們的自信。他們在台灣得到很多音樂比賽的成績，因此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參加合唱團比賽。有一次他們去香港比賽，看到不同國家的隊伍，都拿著他們自己國家的旗子出場，美國隊拿美國隊的旗子出場，日本隊拿日本隊的旗子出場……我們的小朋友拿旗子出場的時候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和平時學校升旗的旗子不一樣，上面寫著「中華台北」。小朋友就問校長說：「校長我們住在南投啊，為什麼要拿一個台北的旗子出場？」（眾笑）校長哭笑不得，沒有辦法回答這種大人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是校長告訴他自己，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一定極力行銷台灣，介紹台灣。
因此，當我邀請他們到玉山唱一首歌，鼓勵台灣人的時候，校長一口答應了。他們花了三天的時間爬到玉山頂，大概4000公尺高，他們上去的時候零下2度，小朋友只有半個小時演唱的時間。上面風非常大，我當時從來沒有在那麼恐懼的情況下去航拍過，但是大家知道那個畫面在這個電影裡面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結局，因此我是克服心理的障礙把這拍攝完成的。我完成要離去的時候，告訴地面，這是最後一圈（飛行拍攝）了，拍完我要離開了。然後我在鏡頭裡面看見，每個小朋友跑去他們包包裡面拿出一面國旗，對著鏡頭，迎風招展。我當時情緒非常非常感動，我和飛行員兩個人情緒都很激動。拍完後，我的眼淚就流了下來……
後來落地後，我還跟校長“抱怨”，你們為什麼在我心裡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在這邊展國旗……後來我才知道前面那段故事，因為校長想讓全世界看見台灣……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在今年的2月，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帶著這部電影去參加世界各個地方的影展、電影的觀摩展，互相交流。我們真的讓校長的心願達到了，我們帶著《看見台灣》，到世界各地（掌聲響起）……
(責任編輯：陳紫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