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5月16日訊】（中央社）「50年了，有些人還在說要真相，覺得挺著急的。」文革今年爆發50年，記錄文革受害者遭遇的王友琴已持續這項工作28年了，她相信為歷史留下見證的意義，卻覺得做得還遠遠不夠。
1975年，文革即將結束的前一年，23歲的王友琴已失學多年，雖是成年人，對自己的未來卻毫無掌握能力；此時，她偶然讀到一本「內部」流傳的讀物，成了文革壓抑和不幸氛圍中，最令她感動的記憶之一。
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的著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本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作品，其中的迫害和苦難讓人共鳴，她感到，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這一切寫出來，原來，「寫出來」的力量這麼大。於是，王友琴不覺在筆記上寫下：「我不能改變發生的，至少應該寫下來」。
多年後，王友琴告訴中央社記者，她對自己當年寫下這句話既驚訝又高興，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日記裡的言論可能被拿來當入罪的理由，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早已不再寫下內心的看法。
直到1978年，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發佈的一篇內部文章說，寫日記被定罪「惡毒攻擊毛主席」的人可以平反，檢查日記的恐懼才淡去。但在王友琴眼中，文革遺害之一，就是讓不寫日記的中國人逐漸失去反省能力。
王友琴果真開始寫，成為文革歷史的記錄者。從1988年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她陸續訪談了上千名文革受害者及遇難者的家人，2004年在香港集結出版成「文革受難者」一書。
書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文革中一名教師在勞改農場放牛，有頭老牛因為衰老幹不了活，在大柳樹下被殺，此後他再帶牛群去附近吃草，牛群都不願前往，還會發出似乎是抗議的哞哞叫聲。
但雞不一樣，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出來殺了，別的雞不會記得，被殺的雞的內臟丟在地上，其他雞還會爭食。
王友琴說，經歷過文革的人，今天面臨「牛雞之間」的選擇，調查和寫作文革歷史，可以算是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她曾收到大陸讀者來信，標題是「我再也不要當雞了」。
王友琴出身知識份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老師。為了響應「知青下鄉」政策，16歲時她跟妹妹一起到雲南南部砍伐森林並種橡膠樹，一共待了6年。之所以堅持為文革受難者記錄了將近30年，她說主要還是在於個人的選擇，一種道德的選擇，而她也很高興「自己有條件來做這個選擇」。
「文革受難者」書中包含659名文革死難者的經歷，絕大多數都是普通教員、學生、工人，甚至是連名字都沒有的雜役或保母也在內。她立志讓普通人的名字不被忽視，讓他們的慘劇不被遺忘，陸續又寫了「1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和「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文革受難者」。
走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裡，想到身邊這些建築物裡，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理工人才曾在此鑽研學習，卻在返國後被批鬥至死，她幾度悲從中來。
還原一幕幕歷史場景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和訪談。中共在1980年代發佈文件，徹底否定文革，但實際上阻礙出版有關書籍，也不准報導受難者的遭遇，王友琴為文革受難者成立的紀念網站也被屏蔽。她為普通受難者立傳的行動，似乎顯得有些吃力和孤單，但並非特例。
蘇聯在斯大林專制統治之下曾造成大量死難者，有一小組人收集大約130萬名受難者名單及生平資料，存入光碟中。這份光碟到了王友琴手中時，她首先看到一個數字「1345796」，立刻意識到這就是媒體報導的130萬，「對人來說，就應該數到個位數。每一個被迫害死的人都應當嚴肅地記錄下來。」
這個組織的發言人說，這不僅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和記錄史達林的罪惡，也是一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其他如柬埔寨、以色列，都分別用不同的方式，為自己國家特定時期的受難者記名。
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等到這一天？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本身也曾是紅衛兵暴力下的受害者，王友琴認為，既然如此，文革沒有不能講的道理，但是現在大家好像都習慣了這種不能講的情況。文革發動之初，掌權者曾許諾人民一個公平美好的未來，過程中採取過一些激烈的手段，譬如廢止考試、暫停正規教育，甚至有人主張不要貨幣。
王友琴說，記錄文革慘劇，不只是讓這些人不被遺忘，還要警示後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更重要的是去思考「我們要甚麼樣的社會」，因為不知道歷史，無以計劃未來。
責任編輯：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