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丹:「大學生暑期實踐」為何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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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8月07日訊】炎炎夏日,正值暑期,也是中國的大學生們被要求參加各類社會實踐活動的「黃金時期」。然而最近,與之有關的一則新聞卻指出「一些大學生的暑期社會實踐流於形式,甚至成了變相旅遊」。報道中,東部某鄉鎮的一位公務員說,「一支實踐團隊……第一天上午聽了報告,下午就問我們哪裡好玩,然後就集體組織採摘、漂流去了」。而另有幾位去青海開展生態環境保護調研的大二學生,「專門從學校申請到了一筆經費」,卻「最終確定,前面3天考察,後面5天都去旅遊」。對他們來說,「社會調研要求不高」,「寫一個報告問題不大」。

可見,在這些大學生的認知中,參加暑期實踐、寫調研報告不過是在完成學校交給的任務。他們對實踐本身的關注度已大打折扣,對了解當地的現實狀況、民風民情更是從一開始就喪失了興趣。學生們在實踐中如此閒散、不務正業的狀態,顯然不該被視為「正常」。然而來自大學方面的聲音卻表示,「很難監管」,因為「老師不是雜家,也沒有精力去當地一一核實」。因此,在某教育學專家看來,「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考核措施」,他提議「應該像對待畢業論文那樣,納入學分」,「通過學生報方向、老師定課題、全程有跟蹤、報告有答辯結論等措施從嚴考核管理」。

有意思的是,一篇來自2014年的相關報道卻早已表明,「大學直接把暑期社會實踐和學分掛鉤,學生必須填寫暑期社會實踐手冊,經學校審核通過後方可獲得相應學分」;「這意味著參加暑期社會實踐關係到畢業」。然而,卻是由於這樣的「硬性規定」,不少學生只重結果不重過程,在暑期社會實踐手冊上「下功夫」,而實踐過程則敷衍了事。歷年來,不少大學生在貼吧里也毫不避諱的談論著,「自己填N份問卷就搞定了」,「我們的暑期社會實踐只花了一天就做完了」。

看來大學生們對於如何應付這種與學分掛鉤的暑期項目,早就是輕車熟路、遊刃有餘了。只要考核針對的是報告、手冊這些僅靠筆頭就能完成的任務,他們也就不再去真正用心的研究什麼。他們的對策無外乎「去當地政府部門聽聽情況,再上網查一查資料」,「在火車站直接找人做問卷」。這種目地明確,直奔「做完」、「寫完」而去的實踐,會被指為「缺乏深度」,一點也不讓人感到意外。

而更不足為奇的是,要想在中國的現實中挖出點有深度的信息,這本身就充滿了難度和挑戰。就拿涵蓋著9億人口的農村來說,「深度」往往意味著很多不為人知的慘澹、悲愴與淒涼。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變遷中,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似乎一直都是被遺忘的一角,農民也並沒有從真正意義上做到「翻身做主人」。尤其是地處偏遠地區的農村,則更是猶如「死角」,無人問津。即便有些地區正試著穿上「城鎮化」的靚麗外衣,但與此同時,也在上演著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的「空城計」。由於工業污染以及垃圾填埋,又加上醫療狀況惡劣,「癌症村」、「愛滋村」此起彼伏。僅從耕地被占、勞動力外流就足以看出,中國的農村絕非如想像中的那般,呈現著五穀豐登、人丁興旺的盛景。唯一真實的畫面不過是凋敝、蕭條、難以為繼。

我們不禁要問:這種長久以來只被視為「國家機密」的真實能隨便讓民眾獲知嗎?那些置身在知識領域、對各類信息高度敏感的大學生們,又能否輕而易舉的接觸、並深入了解到其中的真實呢?既然是不能觸碰的現實,既然是不被允許關注的「死角」,那麼如今,大學生們只把調研當作筆頭作業來完成,並順道旅旅遊、欣賞一下鄉野的自然風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突然想起一位曾在中國邊遠山村支教的德國青年。僅僅由於教學、做研究,儘管他被宣傳為不求回報、全心全意幫助留守兒童的「活雷鋒」,但卻仍然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刁難、監控,甚至是威脅。這位十幾年如一日、只想給中國孩子一點受教育權利的外國小伙子,最終痛苦的喊出「害怕感動中國」。

當有志青年直面中國農村的現實,並抱著同情與善意來提供幫助的時候,很多阻力就會相繼而來。對於一手釀造了農村的慘烈現實,卻只想著竭力掩蓋的中共政治集團來說,自我標榜的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似乎更為重要。只要中國的大學生以及無數的知識精英們能在腦海中構建出這樣的形象,那麼真實的農村到底是什麼樣,也就不必去深究了。如此,暑期實踐一直流於形式,並非全是學生的過錯。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只是被蒙蔽的受害者。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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