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威辛是波蘭南部的一個小城。1940年4月，為了實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德國納粹在此地建立了集中營、滅絕營。在之後四年多的時間裡，這裡共關押了約130萬囚犯，其中110萬人遇害。死者當中有九成是猶太人。1947年，波蘭國會立法，將此集中營改為紀念納粹大屠殺的博物館。
1958年8月，派駐華沙工作的美國記者A·M·羅森塔爾參觀了奧斯威辛2號(比克瑙)集中營，寫下了獲得高度評價的《奧斯威辛沒有什麼新聞》（No News From Auschwitz）。幾十年來，此文一直被列為新聞寫作的範例名篇。
《奧斯威辛沒有什麼新聞》短小簡潔，筆調冷靜。作者以恰當的形容詞和動詞描述了當天的天氣、集中營內部的場景以及遊客們的反應。流暢的語句和細節的刻畫有力的傳達主旨，啟發讀者的聯想。沒有刻意煽情，敘述和思考都來得自然而不留痕跡。
在開篇，羅森塔爾運用了一組否定句來呈現強烈的反差：「在布熱金卡，本來不該有陽光照耀，不該有光亮，不該有碧綠的草地，不該有孩子們的嬉笑。布熱金卡應當是個永遠沒有陽光、百花永遠凋謝的地方，因為這裡曾經是人間地獄。」
四個「不該」和一個「應當」的組合，既調動了讀者的興趣，又直點主題：在美好、寧靜的背後，隱藏著令人震驚的恐怖，而那才是真正的「布熱金卡」。（註：布熱金卡是奧斯威辛2號比克瑙集中營的所在地，距奧斯威辛不到2公里。）
接下去，記者的筆營造出生動的在場感。隨著地點的轉換，對比也在繼續：參觀者們走過不同的房間，看著、聽著，他們驚懼、發抖，而解說員卻好像無動於衷（因為他們已經重複了千百次相同的解說？）「現在，布熱金卡和奧斯維辛都是很安靜的地方，人們再也聽不到受難者的喊叫了。」「這樣一個事實使他們終生難忘：在德國人撤退時炸毀的布熱金卡毒氣室和焚屍爐廢墟上，雛菊花在怒放。」
於是，活動的圖畫，在讀者的腦海中瞬間形成：一邊是默默觀察、張大嘴巴、不敢置信的自由人群，另一邊是在死亡前拚命呼喊的囚徒。淡雅的雛菊花，在升騰的毒氣中，沾上了鮮血。為何，罪惡往往假以「文明」之名？
重中之重，或許就在這兩段文字：「現在參觀者來到一條長廊裡。從長廊兩邊的牆上，成排的人在注視著參觀者。這是數以千計的照片，是囚徒們的照片。他們都死了——這些面對著照相機鏡頭的男人和婦女，都知道死亡在等待著他們。
他們表情木然。但是，在一排照片的中間，有一張特別引人注目，發人深思。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長得豐滿，可愛，皮膚細白，金髮碧眼。她在溫和地微笑著，似乎是為著一個美好而又隱祕的夢想而微笑。當時，她在想什麼呢？現在她在這堵奧斯維辛集中營遇難者紀念牆上，又在想什麼呢？」
當這位姑娘面向死亡時，當她悲慘的離去、再回望和平時，「她在想什麼？」巧妙的提問，把死者和生者相連。這些參觀者，正在穿越一條生死相接的時空長廊。行走其間，所有的過客——我們、你們，又在想什麼？
1959年，羅森塔爾被波蘭政府驅逐出境。驅逐令上寫著：「有關國內局勢、黨派和領導人，你寫得非常深入細緻。波蘭政府不能容忍此類尋根究底的報導。」1960年，羅森塔爾因為對東歐的深度報導獲得了普利策國際報導獎。有些人誤以為，是《奧》文為他贏得此項殊榮。
羅森塔爾沒有遺忘集中營囚犯們的「注視」，他一直關注公平和權益。羅森塔爾曾經擔任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獲得過「總統自由勳章」，在美國新聞界擁有相當高的地位。他經常談到，報紙應該保持「直言」的特點，他提倡新聞欄目的公正、客觀和良好的品味，堅持報導和編輯的高標準。
羅森塔爾說過：「沉默是一個謊言。沉默的聲音很大。它在說，『沒有重要的事情發生——不要擔心。』所以，當某個重要事件正在發生時，沉默就是謊言。」
在《奧斯威辛沒有什麼新聞》裡，羅森塔爾寫道：「今天，在奧斯維辛，並沒有可供報導的新聞。記者只有一種非寫不可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來源於一種不安的心情：在訪問這裡之後，如果不說些什麼或寫些什麼就離開，那對於在這裡遇難的人們來說，是最令人憂傷的不敬。」
他寫出了傳給後代的文字，也把一個深刻的問題留下。我們，是否用心珍惜溫暖的陽光？ 我們，是否有勇氣譴責邪惡？在我們的身邊，有沒有「新聞」發生？是否，隨波逐流的「沉默」正在阻隔真相？每一天，奧斯威辛迎接四面八方的遊客，生命和苦難的故事，在陽光下翻卷。回顧過去，人們說：「永不忘記」、「永不重演」。面對今天和明天，我們要如何守護良知，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