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0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高亦清綜合報導）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高研究發現，中國大陸許多農民工的孩子長大了仍然農民工。原因是父母養育觀念錯誤導致孩子智力發育遲緩，受教育程度低，影響了發展。也有專家認為，主要是教育政策和社會體制，造成學生素質得不到提升的結果。
據大陸媒體報導，日前，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高披露了他帶領的團隊多年研究的結果。他們發現，在鄭州的蘋果公司的代工工廠為了保持流水線工作的穩定，只要智商偏低的人。
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工人生活上重復周圍人、前輩的軌跡，草率結婚、早早生養孩子、把孩子丟在老家，自己再出來打工。而孩子們長大了沒有別的出路，只能繼續做農民工。中國農村父子兩代都是農民工的家庭有不少。滾滾的民工潮支撐著中國經濟的騰飛，而他們中的多數人卻始終過著低質量生活。
經過進一步調查，羅斯高他們發現，這個怪圈能維持幾十年並且日益擴大的原因是，農村孩子受教育程度很低。2013年，中國大陸農村高中入學率只有37%，而且據專家研究，如果學生從進入中學就知道自己不再讀高中，他們的學習成績不僅不增長，有的還會負增長。負增長意味著學生們把小學學的東西都忘了。
而農村孩子早早輟學主要是這些孩子感到學得沒意思、學不懂、學了也沒用，因而自己不想再讀書了。羅斯高研究認為，這是因為目前中國大陸農村父母不具備足夠的營養觀念，對孩子的教育更是乏善可陳，導致孩子智商發育遲緩帶來的直接後果。
羅斯高說，中國一半的小孩在農村，以後就有三成的勞動力智力發展緩慢。這些智力偏低的人，即使念完初中認知程度也維持在小學畢業之下。這些人的未來的最好的可能性就是流水線和低端勞務市場。
羅斯高是斯坦福的高級研究員、教授，他從12歲開始學中文，熟悉中國文化。近四十年來每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待在中國，與中國學者合作，關心中國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進行相關研究。他下基層，做田野調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被朋友們稱為「比中國人還中國」。
教育政策和社會體制造成的惡果
針對上述情況，中國問題學者薛馳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今大陸農村教育的種種問題，有社會轉型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教育政策和社會體制造成的。他說，當前大陸教育和社會實際脫離太遠，不能切實培養學生的社會生存能力，不能提升學生素質、改變人生命運，那為什麼還要讀這個書呢？
薛馳指出，由於經濟結構的畸形，就業狀況是很嚴峻的；同時，教育和企業、教育和社會之間還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能夠把每年幾千萬的學生轉變為合格的職業勞動者，所以一方面存在就業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存在企業找人難的問題。
農村孩子大都淪為多少職業技能的最低端勞力，極端的例子就是「黑窯工」。農村孩子不讀書、讀書少，社會生存能力低下，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在這方面，可以說政府是嚴重失職瀆職的。
薛馳認為，現在「教育無用論」嚴重毒害著我們這個社會。中國傳統是詩書傳家，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是，中共首先通過文革等政治運動，例如「白卷英雄」、「臭老九」 等等搗毀了這個傳統。
他說，在後來的商品經濟大潮中，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其實就是權貴官僚經濟，出現了「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現象，讀個博士一樣受洗腳上田的老闆吆喝。這就從經濟層面，更深入、更徹底、更全面的把「讀書無用」貫徹的淋漓至盡。可以說農村孩子是受這種毒害最深的。
提高農村孩子受教育水平的有效辦法
羅斯高提出，在農村建設早教中心，幫助和輔導農村父母以及爺爺奶奶等實際承擔監護職責的人，教會他們如何給小孩做遊戲，玩玩具，講故事等。羅斯高們的實驗證明，這種方法可以明顯提高孩子的認知能力。這需要政府支持。
再就是在城市建設更多的小學，讓這些孩子能夠在城市上學。因為中國未來的工作機會將主要集中在城市，這些孩子的父母不可能都回到農村，這些孩子中的絕大部分早晚也將成為城市人口。
與羅斯高合作的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梁建章和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宏彬也聯合撰文指出，大城市能產生更多的工作機會，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工作，如保姆、保安、裝修工人和司機等等。大城市對於農村人口的吸納作用，是中小城市所無法替代的。擴大城市規模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之路。
然而，現在中國大城市紛紛採取「趕人」的政策，以控制大城市規模，這不但與經濟（城市）發展的規律相悖，更對中國低收入人群的教育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
他們認為，大城市不應該限制人口流入，而是應該加大土地供應、基礎設施和教育設施的投入。不僅讓農民工能在大城市工作，也能讓他們的子女在大城市接受教育。 提供同樣的教育水平，大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農村的學校即便有錢也請不到優秀教師，而且在一定範圍內學生寥寥無幾。＃
責任編輯：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