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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中共小知黨(四)

——賢愚倒置(從瑞金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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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2月04日訊】1928年中共「六大」認為大革命失敗源於領導層階級成分不純,推出工人總書記向忠發,強調提拔工農。1930年代初湘鄂贛蘇區,「讓一個是文盲的雇農當省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那時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吃不開的。」11931年4月張國燾到達鄂豫皖蘇區,不久報告中央:「(鄂豫皖)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商人、高利貸者,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張國燾提拔的鄂豫皖省蘇維埃主席兼黃梅縣委書記,乃一女文盲;新集鎮(光山縣治)的蘇維埃主席也是一個女文盲。2

延安時期

1938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工人、雇農毋須候補期;貧農、小手工業者一個月;學生、知識分子、職員、中農三個月。3工農比知識分子先天高出一頭。延安響徹:「老子不識字,還不是革命嗎?」4階級學說搭建起「無知者最光榮」的價值邏輯。

1940年6月14日,蕭軍再次抵達延安,敏銳感覺中共的低素質,日記中吐槽——

我不再對這些共產黨人現在的本身存過高的希求,因為我更深懂得他們了,他們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他們的能力也只能到這樣的限度了。

總務科一些人們對民眾態度惡劣,這和過去軍閥軍隊的作風無大差。他們對於百姓無誠意、無真情,從來是功利性的「利用」。就是從無產者群隊出來,他們一染上統治階級的習氣,也就變得可惡。5

1949年以後

1949年後,中共繼續一路反知。陝西黨政頭頭對知識分子的流行語:「看起來不順眼,用起來不順手。」6

1958年秋,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視察北京農業大學,發布指示——

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一千斤只能當五級教授,兩千斤四級教授、三千斤三級教授,四千斤二級教授,五千斤一級教授。7

按康生邏輯,白髮教授只能下崗,青壯農民才能獲聘一級教授。

縣吏文化層次

1949年前後,大陸縣級官員文化程度明顯賢愚倒置。以四川兩縣為例——

1949~1984年,川東武隆縣歷任縣委書記學歷,小學3人、初中8人、高中1人、大學6人、不詳7人。8

川東南富順縣,清代大學者段玉裁曾任知縣,一向文化發達,宋代出進士67名;明代出進士139人、舉人492名;清代出進士31名、舉人315名、貢生477名。1836~1910年54任富順知縣,進士13名進士、舉人6名、拔貢10名、貢生3名,22人不詳。1949年底~1984年16位中共縣委書記:小學4人、初中7人、高中2人、大專2人、大學1人;同期縣委副書記39人,小學10人、初中19人、高中4人、中師(含簡師)2人、大專4人。9

文革更形成龐大的工農官吏隊伍,中共11屆中委一大批勞模。1983年國家機關及企事業單位81萬官員學歷,大學6%,高中22%,初中以下72%。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發現省級以下工農幹部比重更大,呈「倒金字塔」:文化低的在上面,文化高在下面。——

據河北省過去的統計材料,139個縣,縣委一把手只有三個是大專畢業的。全國地級常委4000多人,大學文化程度的僅有209人,不超過5%。省委級好一點,全國統計達到17%。10

賢愚倒置的赤色邏輯,造有一支只懂政治不懂經濟文化的工農官吏隊伍。

工農實況點滴

1919年3月,李大釗所撰〈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

唐山煤廠的工人……把兩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就去胡吃狂飲,亂嫖大賭去了。因為他們太無知識,所以他們除嫖賭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較的稍為高尚的娛樂方法,可以慰安他們的勞苦。11

劉少奇、李立三早年領導安源、武漢工運,深感困惑委屈,因為工會提出各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包括「工資加到駭人程度」、「自己組建法庭監獄」、「沒收工廠店鋪」等。當劉少奇、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反對意見,遭到工人嚴厲斥責,罵為「叛徒」、剛從蘇聯回國擔任安源工人俱樂部主任的劉少奇「苦悶欲死」,李立三則「痛哭流涕離開礦山」。12

中共之所以將工農神聖化,還不是「意在沛公」——動員工農入夥,為中共打江山?!

「偉大毛時代」

毛澤東時代終於創造出「人間奇跡」——貶斥百萬士林(反右、反右傾)、餓死四千萬農民(大饑荒)、最後「鬥完別人鬥自己」——反右傾、文革,打倒大批的先後入夥的「老幹部」,更摧毀吾華文化根基,以愚為賢,以蠢為智,居然整出知識分子得向大老粗學習(五七幹校),將國家最富貴的發展後勁——知識青年——全部送往農村(上山下鄉),只要他們的體力不要他們的智力,停辦大學……徹底逆文明而行,如此「反動透頂」的毛澤東,中共一直「三七開」,以至今天還有不少花崗岩級毛粉。

毛澤東留下的中國:文脈失傳、價值失範、經濟失轉、政治失德、士林失聲、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吏失望、山河失色…… 但毛澤東居然自吹「鶯歌燕舞」?!

一時勝負在於力,春秋功罪在於理。歷史最終體現「平衡」,毛澤東曾擁享的權勢尊榮,今天翻轉成濃烈「毛臭」。

11/25/2018 Princeton

注釋:

1.鐘期光:〈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回憶湘鄂贛邊區史實之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8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199。

2.成仿吾:〈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罪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4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頁157~158。

3.〈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1938-3-15),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選集(1921~1949)》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467。

4.《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冊,頁426。

5.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3年,上卷,頁71~72;下卷,頁9。

6.新華社:《內部參考》(北京)1955-12-29。

7.李凱源:〈大躍進奇聞拾屑〉,《炎黃春秋》(北京)2006年第8期,頁64。

8.《武隆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9~111。

9.《富順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05~106、517、149~150。

10.《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553。

11.載《每週評論》(北京)1919年第12號。轉引自陳明遠:《文化人與錢》,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2001年,頁21~22。

12.劉少奇:〈關於大革命中的「左」傾教訓給張聞天的信〉(1937-2-20)。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45~53。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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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4 10: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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