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28日訊】今年2月20日，吳思先生抵達美國哈佛大學，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不久，受民間性雙周學術文化沙龍——哈佛沙龍之邀，他在沙龍第50期作了主題演講，題目是：關於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無疑，這是一個我非常感興趣的課題。數天前，當我拿到吳思的《哈佛講座修訂稿》電子版後，就一口氣讀了一遍。然後是一而再、再而三，一連讀了三遍。
春分時節，剛看完賀衛方的翻白眼，又品讀吳思的講座稿，一種美妙的精神愉悅感，燦然靈動，漾於心中。以前，我在讀吳思的《潛規則》和《血酬定律》時，啟迪多，共鳴多，會心的笑意多。如今，讀吳思親手修訂之文稿，復又如此。比如，他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出自他的獨到見解。他說：在當代中國，資本能「主義」嗎？不是只有權貴或官家在「主義」嗎？因此，稱其為「資本一官家主義 」較好。在我看來，這一命名的確比「權貴資本主義」要可取得多。和吳思類似，張顯揚和劉軍寧基於事實和學理，也不認同把板子胡亂打到資本主義身上，儘管早在170年前，三十而立的德國人馬克思就已胡亂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顯揚認為，當代中國社會應稱為「權貴社會主義」社會；[1]軍寧則主張，可定名為「官商社會主義」社會。[2]
再比如，針對有些人用「新極權」來命名當代中國社會，吳思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質疑和辯駁。基於公認的極權定義，吳思發問道：「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主導，還可以或可能成為極權社會嗎？沒有深度動員，極權如何可能？」的確，只有在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傻傻地、真誠地接受官家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極權社會。曾記否，在被極權意識形態所深度麻醉和全身心俘獲的年代，官家可以一呼萬應，甚至一呼億應，而國人卻可悲到連翻白眼的想法都不會有！現在，知識份子的大多數都已不傻或只是在裝傻，雖然他們還不敢站出來當諤諤之士，但至少，他們都敢在家裡翻白眼了，極權又如何可能？略顯遺憾的是，基於極權定義，吳思本該再發一問：極權是不允許存在任何多元化的，而中國已經存在經濟、社會的有限多元化且又不可能被抹去，還可以或可能成為極權社會嗎？
三讀之後，可以說講座修訂稿中的大部分論述，我都能認同；對其中有些內容，則深表贊同。然而，也正因為三讀，我大出意外地發現，在吳思講座稿的「第三套敘事」中，存在一個在我看來完全不該有的學術硬傷。
上述「第三套敘事」說的是：根據西方轉型理論的概念框架，就如何判定中國社會的性質一事，20多位中國知識人所展開的思索、切磋和論爭。在娓娓敘事中，吳思重點介紹了由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胡安·林茨修正和完善的轉型理論概念框架，並對林茨所提出的「威權主義」概念作了恰如其分的肯定評價。吳思所描述的林茨框架（以下簡稱吳思敘事框架）是：
極權·後極權———威權———民主自由
一元化———有限多元化——多元化
作為吳思的校友和朋友，我深知吳思做學問，一向認真、扎實，可以信賴。我當然認為，上述敘事框架，是對林茨本意的如實表述。說真的，如果我沒有讀第三遍；又如果在讀第三遍時，我對吳思文稿中所列有的表3。1只付以一瞥而沒有認真查閱，那麼，我就肯定不會發現吳思敘事框架偏離了林茨的本意，也就不會提出「後極權概念的份量與價值」這一話題，並動手寫作本文了。
表3。1來自胡安·林茨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3]它有一個標題，叫做：現代政體的主要理想類型及其判定依據。事先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讀罷表3。1，我會大吃一驚。當時我發現，吳思所給出的概念框架，與林茨的原意有明顯對不上號的地方。根據表3。1，胡安·林茨一清二楚地給出的轉型理論概念框架（以下簡稱林茨框架），其實是這樣的：
極權—————後極權——————威權————民主自由
一元化——部分有限多元化——有限多元化———多元化
從林茨框架可知，在西方轉型理論原先的極權—民主框架中，林茨不僅加進了重要的威權概念，而且還加進了另一個重要概念——後極權概念。這一概念不是用以指稱步入後期的極權社會，即不是指「後期極權」或「弱化極權」，而是用來說明離開極權之後、未到威權之前的社會形態。在林茨心目中，後極權概念是一個很有份量、可以和極權、威權與民主相提並論的概念。請看，在表3。1中的「後極權」三個字後面，林茨鄭重其事地加上了「主義」二字，名為「後極權主義」，從而使其與「極權主義」、「威權主義」和「民主」赫然並立，如大廈之棟柱共同撐起他的概念框架——林茨框架。
那麼，林茨如此看重的後極權概念，其價值又如何呢？林茨明確認定，世界上有一類社會形態，既不能歸於極權名下，也不能歸於威權名下，必須用後極權概念去加以界定——這就是其價值所在。在表3。1中，林茨對後極權社會的基本特徵作了如下描述：
1、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責任的社會、經濟和體制多元化，幾乎沒有政治多元化。（餘略）
2、意識形態：指導性意識形態仍是法定的，且作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對烏托邦的忠誠和信仰已經減弱。
3、動員力：領導人和非領導人參與組織動員的興趣日益下降，對國家贊助的組織內的人員的常規動員，目的是獲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從。許多「幹部」和「軍人」只是職業家和機會主義者，對主導價值的厭倦、淡出以及最終的私人化成為公認的事實。
4、領導權：後極權主義政治精英越來越強調個人安全，通過政黨結構、程式和「內部民主」實現對高層領導權的制約。高層領導人很少是克里斯馬型的，高層領導的選拔僅限於執政黨內，但很少取決於政黨組織內的事業發展。高層領導人可能來自國家機構中政黨技術專家。
上述關於後極權社會的判定依據，是林茨在多年前給出的。今天的我們，應當也能夠對之加以必要的審視和修訂。但是我認為，用其「政治一元化，社會、經濟有限多元化」的本質規定來比照和判定當代「特色」中國社會，仍然是大體靠譜的。而這，就是後極權概念在當下的一項重要價值體現。
關於林茨的表3。1，吳思簡明、客觀地給出了一些相關導讀。那些導讀表明：他是認真讀過表3。1的。然而，究竟是出了何種情況，做學問一向極為認真的吳思，竟然沒有給出我在上文中列明的林茨框架，而卻給出了吳思敘事框架呢？對此，我三思不得其解。因為，誰都能一眼看出，吳思敘事框架與林茨框架存在重大的區別。前者將林茨頗為看重的後極權概念陡然降格，並違反林茨本意將其附於極權名下。林茨的「後極權」明明是指「政治一元化，社會、經濟有限多元化」的社會，怎麼能將其與「沒有任何多元化」的極權社會歸為一類呢？
當然，如實給出林茨框架和進行不失真的解讀，並不意味著就不能對之持有異議了。如果認為林茨的「後極權」還不夠稱「主義」的資格，那麼，就給出你的理由。又如果認為，「後極權主義」可以成立，但介乎「後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世界上還存在一種現實的社會形態，因而應該提出一種新的概念去加以命名，那麼，就作出你的嘗試。事實上，包括吳思在內的20多位知識人正是認為：當代中國已相繼離開了極權時代和後極權時代，但是，又沒有進入威權時代，因此，他們才展開了長達兩年多的認真討論和理性交鋒，嘗試去解決如下問題：對「處在（極權）後極權與威權之間」的當代中國社會，如何加以命名？他們已經作出的兩種命名嘗試是：「新極權」和「半極權半威權」。
然而，不管心中持何種異議，胸中有多少創見，我認為首先必須做到：一是不能有意、也不應無意將林茨框架加以變形。二是不應將林茨的「後極權」誤讀為「後期極權」或「弱化極權」。遵守上述學術規範，是作出學術貢獻的當然前提。將林茨框架以吳思敘事框架失實地表述出來，是一種不幸，也是一條學術硬傷。這一硬傷，無論是由什麼原因所造成，「燈下黑」也好，「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也好，總之，是一條讓我噓歎、實不該有的低級硬傷。
行文至此，應是點評「兩種命名嘗試」的時候了。我看到，在20多位知識人中存在兩條基本共識：一是當代中國社會，是沒有政治多元化的部分有限多元化社會。二是當代中國社會，已不是「後期極權」社會。他們中間的主要分歧是，有些人將其命名為新的極權社會，而吳思則稱其為半極權半威權社會。在這裡，我首先要指出，既然當代中國連「後期極權」社會都已離開了，他們的命名嘗試中還出現「極權」字樣，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新極權」命名者事實上明白這一邏輯困難。其中的崔鶴鳴先生，主張棄用林茨框架中的極權定義，通過另行定義「極權」來將其命名為「新極權」，如極權「可以接受多元化的存在」，極權允許「實現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開放度」等等。但這麼做，就違背了基於西方轉型理論尋求命名的初心，並與立足於林茨框架的論說無法對話和互動。
吳思的命名依然採用轉型理論的概念，但他的「半極權半威權」提法，在邏輯上站不住腳。一方面，由於存在有限的社會、經濟和體制多元化，當代中國社會已毫無懸念地失去了極權社會的會籍。並且正如他指出的那樣，也已回不到極權社會。另一方面，由於官家鐵了心地使出渾身解數，就是不走威權主義和民主憲政的「邪路」，因此目前的中國社會，離威權邊界足有數十箭之地，又豈能稱其進入威權領域已達一半之遙？換句話說，當代中國社會，既不是中等強度的極權社會，也不是中等硬度的威權社會，更不是中強極權與中硬威權的半極半威混合體。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用林茨框架中「極權之後、威權之前」的後極權概念來命名當代中國社會，至少到目前為止，是相對而言較為確切和精當的。不過，如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概念，我則樂見其成矣。
2018年3月23—26日 於北京家中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