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8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徐簡綜合報導）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就開始對薩達姆垮台後的伊拉克政治前景進行定期評估。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結果證明，這些評估準確分析了薩達姆倒台後該國的宗派爭端和分裂情況。
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破產，中共也正面臨內政外交的困境。詹姆斯敦基金會研究員馬蒂斯（Peter Mattis）早在三年前（2015年）就撰文，分析美國如何跟中國內部希望變革的高官、軍隊或民眾一起，協助他們解體中共，以及在中共分崩離析時如何更有效地保護中國民眾。
今年8月份，馬蒂斯再次在知名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共崩潰我們準備好了嗎？」一文，重申了自己三年前的觀點。他認為，美國需要在六個方面做好準備。
馬蒂斯說，第一步是美國需要了解黨文化之外的中國人團體，知道哪些社會群體是擁護中共的，哪些是抗拒中共的。
中共建政69年以來一直控制整個社會，滲透進任何有可能成為政治力量的群體中。那些不接受中共（意識形態）的群體如法輪功團體則被歧視和抓捕，新生的民間社會和活動家團體在中共官僚主義夾縫中生存。如果華盛頓想要興「道義之師」，就要理解存在於中共黨文化之外的這些群體。
馬蒂斯說，如果美國給中共做一個倒台的評估報告，那這種報告不能只是針對維吾爾人和藏人的，而是關於12.4億漢人，因為他們將主宰中國的未來。
第二，美國應該收集中共高層及其家屬的檔案，要完善、維護和更新中共領導層的檔案，記錄他們的海外資產信息、電子和電話聯繫方式等。
馬蒂斯說，如果中共崩潰，中共高層首先考慮的是「自保」，他們的個人和家庭福利是第一位的，而不是「黨」的存亡。當中共政權搖搖欲墜的時候，中共體制內的人們著急逃命，這時候某個人（或幾個人）就能推動或決策政局的變化。
如果華盛頓想要介入中國的大變革，那麼美國跟中南海決策者、中共省級官員和安全部門官員的聯絡，就顯得至關重要。
此外，中共高官檔案中還應該包括他們與美國官員或其他美國人會面的記錄。通過這種方式，華盛頓就知道哪些美國人跟中共官員有交情，如果情況有變，可以派誰出馬聯絡對方，這些資源也可以用在平常跟中共的談判上。
第三，確定中國（中共）安全部隊的能力，包括國內情報和準軍事能力，這對於了解中國國內的抗爭或騷亂是否接近臨界點，至關重要。
很多對中國進行研究的專家認為， 中共的安全部門將起到（保護中共的）作用，但其實他們也受到包括公民運動者和現代科技在內的各種影響。如果中國通過大規模的公眾示威抗議而進行了政治變革，那麼也就說明中共軍隊並不是忠於「黨」的。
當中共的中央軍委下令對（公民示威）進行干預時，中共的軍隊領導層必須決定是否支持現任政府、自己掌權還是其它選擇。儘管軍隊官員都是黨員，但中國（中共）軍隊也可能發展出一種跟黨分離的職業身分， 如果軍隊領導層有把黨的軍隊變為國家軍隊的想法，美國決策者需要知道這些人是誰。
第四，美國決策者需要知道，當大陸個別騷亂事件開始演變為更大的群體危機時，中共是如何應對的。
一般來說，當發生大的動盪或群體事件時，中共根據情況，有時收買或逮捕抗議的發起人，有時把事件孤立化，避免事態蔓延到其它地區。
「穩住」事態後，中共會發動地區或省級政府來解決危機，由於跨越司法管轄區的橫向合作不容易，中共需要進行中央干預來協調行動。因此美國需要知道中央和地方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哪些人將在不同層級做出關鍵決定。
第五，如果中共截斷國際聯繫，美國政府需要找到一種與中國人民保持溝通的方式。儘管有可能繞過中共的防火牆，但根據中共對虛擬專用網絡（VPN）的干擾證明，在國內通過互聯網聯絡是非常困難的。
馬蒂斯建議，如果美國無法找到能夠躲避中共網絡審查的方式，那麼最好能在緊急情況下對中國進行無線電廣播。
最後，美國需要建立針對中國國內應急情況的情報工作。如果目前的美國情報蒐集和分析設備，包括美國外交部門等不適合這些任務，那麼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專業知識來收集和處理信息，以及應對中國境內的政治危機。
馬蒂斯說，美國要確保持續努力維持上述措施，這需要美國決策者的直接參與，他們可以幫助收集一些重要的中共官員的個人信息，還可以對情報範圍進行決策。#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