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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回顧歷史,拒絕遺忘

——文革中的廣西武鳴縣大屠殺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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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8月28日訊】武鳴縣(現屬南寧市的武鳴區)位於廣西的中南部,距南寧市區32公里,文革中屬南寧地區管轄的一個縣。這裡的地勢自東北向西南傾斜,四周為高山、丘陵與山地,中部為盆地、低山、階地、平原錯綜其間,大明山即位於該縣的東北部,河流成羽狀分布,以武鳴河為主。

據史料記載,該地置縣始於隋代開皇11年(紀元591年),時稱武緣縣。唐、宋年間雖幾經更置縣名,但自明清以來仍以武緣縣稱之,可謂歷史攸久。即至進入民國年代後,舊桂系首領陸榮廷統治廣西時,他是本地人,因崇尚武德,欲以「武」鳴示天下,把「武緣縣」更名為「武鳴縣」,一直沿用至今。

該縣地處亞熱帶季風區,雨水適宜,加之土質肥沃,向以農產品豐富著稱。縣內以壯族為主,約占總人口的86%,是壯族發源地之一,廣西的壯語即以武鳴壯族方言為標準語,漢、瑤、苗等民族約占14%。這裡的各民族向以農耕為主,勤勞樸實,本分,歷來和睦相處。然而在文革中的1968年,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狠抓「反共救國團」——等等歪理邪說的挑梭毒害下,這裡卻發生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凶殺慘案,至今仍令人痛心疾首,對凶殺案的指揮者及殺人凶手無比憤恨。

文革期間筆者在桂林,是一個學校「老多」派(屬廣西「4·22」派)的負責人之一,親歷了這裡文革運動(從紅衛兵造反,奪權,武鬥,到造反派遭到鎮壓、屠殺)的全過程,慘遭廹害。1971年「林彪『9·13』事件」後被宣布「解放」,其後1974至1978年間曾在武鳴縣境內從事過幾年的野外地質工作,所到之處都聽到了這裡在文革中發生的許多大屠殺的悲慘亊件,無不令人震驚與悲痛、憤慨。退休後因熱衷於文革史的回顧、反思與寫作,查閱了包括武鳴縣在內廣西許多地方的文革史料,並拜訪了不少文革的親歷者、知情者,獲得了不少武鳴的文革史料。現綜合整理如後,以供熱衷於了解文革歷史的讀者和文革史的研究者們參考。

一、文革初期歷史的簡要回顧

從武鳴縣的地方誌史料中得知,1966年文革運動在全國爆發後,6月6日,中共武鳴縣委成立「武鳴縣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領導和指揮全縣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7月,縣委文化革命小組同那時的「四清」工作團決定,從各機關單位抽調幹部324人組成工作組,分派到縣城中學和街道,指導「文化大革命」工作。其後,「四清」工作團在陸斡集訓城廂、陸斡、羅波、兩江4個區及東風農場的小學教師,歷時86天,開展「文化大革命」。集訓初期曾有1名教師自殺身亡。在集訓中,一批教師被批鬥,278名教師被精簡下放(1988年,被精簡的教師全部回收)。與此同時,撤銷區,設立13個公社,下轄170個大隊,2946個生產隊。受北京、桂林、南寧等地紅衛兵運動的影響,8月中旬,縣城中學部分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走上社會開展所謂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把古建築物、文物、古蹟、家譜等都一律列為「四舊」對象,進行砸、燒、封。9月中旬,學校紅衛兵開始外出串連。至次年春,先後外出串連的師生達4600多人,占在校中學生總數70%。全縣支出串連補助費10多萬元,糧食15萬多公斤。此時,縣委文化革命小組開始審查幹部,至11月,共審查58人,其中錯誤地排隊定為三類(犯有錯誤)進行批判19人,定為「四類」(犯有嚴重錯誤)交群眾鬥爭26人。12月中旬,召開縣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出席369人,因遭到「革命造反派」的衝擊而休會。此後,人代會制度遭受破壞,被迫停止活動。1967年1月26日,因受上海所謂「一月革命風暴」的影響,縣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合奪了縣委領導的權。隨後,各機關單位相繼被奪權,原領導幹部一律「靠邊站」,不少幹部被批鬥。3月5日,根據上級指示,縣人民武裝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3月16日,成立縣人民武裝部「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下設辦公室。各公社相應成立「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和辦公室。5月4日,武鳴高中部分學生成立「6754部隊」(後更名為「4.22」派群眾組織)。6月,縣內群眾組織分裂成兩大派,一派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支持韋國清;一派為「4.22」火線指揮部(簡稱「4.22」),主張打倒韋國清,從此兩派的鬥爭興起。8月16日,南寧群眾組織「聯指」所屬的「汽司」、「小八」300多人,乘7輛汽車到縣人武部奪槍,被縣城幹部群眾阻攔,槍彈裝上車未能開走。後經縣人武部支左軍代表出面與武鳴「聯指」代表及搶槍的群眾組織代表協商,槍枝暫交武鳴「聯指」分到縣委、縣人委兩大院中的各單位「聯指」暫保管。到8月26日,全部清點,所有槍彈交還縣人武部。

自1966年6月文革的暴發至1967年的兩年中,這裡雖有文革動亂和兩派之爭,但並未有發生武鬥和凶殺案,和廣西及全國其它地方相比大致是相似的,並無什麼特殊之處。但進入到1968年,特別是自1968年5月以後,這裡卻成了一個恐怖、悲慘的世界,全縣各地所發生的凶殺慘案,至今仍令人震驚與無比憤恨。

二、武鳴大屠殺慘案是怎樣發生的

為了穩定文革中廣西的混亂局勢,中央從1967年5月開始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幹部代表、軍隊代表到北京學習和談判。那時的周恩來總理和文革領導人自當年6月1日至11月中旬,先後八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幹部代表和軍隊代表,聽取各方意見。接見中周總理對「4·22」派(特別是對桂林「老多」派)有所贊楊,說他們「確實激進,敢於造反」,並指出「『老多』護路有功」;對「聯指」一派和軍區則有所批評。在此基礎上,1967年11月中旬韋國清和廣西軍區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要「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兩派同時達成了大聯合的協議,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時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並成立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至此廣西的形勢應當變好,廣西人民、特別是各地受壓的「4·22」派的人們是高興的。

然而後來的一切事實說明,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愈來愈糟。原來韋國清們交出的檢討是假的,「聯指」派的所謂「聯合」也是假的,「消滅『4·22』建立革委會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在韋國清的暗中支持下,在「聯指」派幕後黑高參的指揮下,自1967年冬以來至1968年的初夏,在廣西的一些地方就不斷發生「聯指」派武裝圍剿「4·22」派的事件,並出現了亂抓人、打人、乃至殺人事件,如在廣西的荔甫、全州、容縣、玉林、梧州、上思、欽州、宜山、羅城、巴馬、寧明、大新、武鳴——等等許多地方都出現了類似的事件。使這些地方的「4·22」派組織被壓垮,許多人被抓,少數人被殺害,一些倖存者則被迫上山或下鄉躲藏,一些人則逃到「4·22」派力量強大的南寧、栁州、桂林等城市謀生。面對此種情況的出現,那時的廣西當權者表面上也喊兩句「嚴禁武鬥」、「禁止亂殺人」,但實際上是並無作為,表面上在喊「制止」,實際上卻是在暗中支持,終使事態愈日擴大。在此種形勢下,各地受壓的「4·22」派當然不服,就組織人員到南寧向「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上訪,要求他們出面制止武力圍剿和屠殺。南寧、栁州、桂林的「4·22」派也全力配合各地「4·22」派上訪團,向「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表明正當的訴求,要求他們出面解決問題。但問題不但未能解決,在南寧、栁州、桂林這三座「4·22」派力量強大的城市,「聯指」派也公然在挑起事端,搶槍,占據點,乃至抓人、打人,無惡不作。他們的險惡用心就是要刺激「4·22」派起來反抗,也搶槍、占據點,有意製造武鬥的緊張形勢。

面對此種嚴俊形勢,三座成市的「4·22」派被廹站起來抗爭,發表嚴正聲明,揭露各地「聯指」派圍殲「4·22」派和亂殺人的嚴重事件,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在繼續犯錯誤,並大力揭露」聯指」派的陰謀。同時也學習「聯指」派搶槍、占據點,以求自衛和反抗。這樣做的結果,正中韋國清和「聯指」派設下的圈套,他們就可以利用控制的宣傳工具大造輿論,誣指這三座城市是什麼「』伍修集團』(支持』4`22』派的領導幹部伍晉南)的最後堡壘」,是」反革命和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最後據點,企圖搞「反革命爆亂」。如是他們就可以向中央謊報軍情,就可以組織農民進城,並調動部隊圍剿南寧、栁州的「4·22」派和桂林的「老多」派。由此,一場圍剿和反圍剿的大規模武鬥終於在這三座城市爆發。

如果說在1967年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支一派、壓一派,僅僅是支持「聯指」派用棍棒、石頭進攻「4·22」派,對「4·22」派的壓制也僅是政治上施壓,發出忠告、警告書之類的,再就是逮捕「4·22」派的個別負責人,把他們打成「反革命」而已;1968年則不一樣了,此時他們大權在握,可以欺上瞞下,肆意妄為,調動民兵武裝和部隊來圍殲「4·22」派,放手讓「聯指」派來屠殺「4·22」派和「地、富、反、壞」分子。同時為了配合這場圍剿,他們又無中生有的製造「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發出所謂的「6·17公告」,誣指「反共救國團」就在「4·22」派中,號召各地大抓「反共救國團」分子。此後,由於韋國清們的謊報軍情,又欺騙中央下達了「七三布告」。正是因為上述的一切,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大屠殺終於在全廣西出現。

三、艮古少見的武鳴大屠殺慘案

1968年3月25日,武鳴縣革委會成立,號稱是「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實際上大權卻操縱在「聯指」派手中,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5月28日,這個臨時權力機構縣革委會和武裝部就公然組織城廂、陸斡、兩江、羅波、雙橋等地的民兵270多人,與太平公社民兵180多人,共同圍剿慶樂大隊「4·22」派的「2·13兵團」據點。當場打死「2·13兵團」3人,其餘人員被逅逃上山,被誣指為「反革命爆亂事件」,他們就組織「聯指」派民兵上山抓捕,在圍捕中「2·13兵團」先後有30人慘遭殺害,從而拉開了武鳴縣大屠殺的序幕。

此時廣西各地、縣的「4·22」派已基本被殲滅,餘下南寧、栁州的「4·22」派和桂林「老多」派也正在被「聯指」派的圍殲之中。6月17日,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發布了所謂《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案的公吿》(下稱「6·17公告」),並指這個「反共救國團」就隱藏在』4`22」派中。這是一個無中生有、肆意製造的冤案,目的在於最後消滅「4·22」派,為隨意殺人製造輿論。緊接而來的是在全廣西掀起了一股大抓「反共救國團」和亂殺人的狂潮。

6月20日,武鳴縣革委就迫不及待的召開大會,傳達「6·17公告」,聲討「反共救國團」。6月21日,縣革委將「6·17公告」全文印發給縣直機關和各公社,再由公社下發到各大隊。由此,一場聲勢浩大、荒唐而殘忍的抓捕「反共救國團」運動在全縣迅即展開。

「反共救國團」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滅「4·22」派和「地、富、反、壞」之類的「牛鬼蛇神」。從6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十多天內,各公社根據縣革委的指示,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把「4·22」派的成員和「地、富、反、壞」當成「反共救國團」予以抓捕,全縣共有2771人被列為「反共救國團」成員被抓捕,當即就有856人被打死,其餘被關押、審查。在這些被關押的人員中,當其後的中央「七·三」布告下達後,又有690人慘遭殺害和迫害致死。因清查「反共救國團」案,全縣被殺害和迫害致死者達1546人,是一起驚天動地的大冤案.

1968年7月3日,中央又下達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七·三」布告,這是韋國清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而獲得的尚方寶劍,有了「七·三」布告,他們就更可以明目張胆地把「4·22」派當成「反革命暴亂」來圍殲了。正是由於廣西的「6·17公告」和中央的「七·三」布告,韋國清和「聯指」派最終得以把南寧、栁州的「4·22」派和桂林「老多」派全部殲滅,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全廣西上演。

此時的武鳴縣在大抓「反共救國團」、濫殺無辜的基礎上,又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召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以貫徹落實「七·三」布告之名,使全縣處在一片白色恐怖和悲聲血淚之中。那時全縣各公社、大隊到處都在抓「反革命」,抓「反共救國團」,抓到後就毒打、一些人甚至被打死、槍殺,倖存者則被關、被斗,受盡折磨,1968年的7、8、9三個月成了全縣亂殺人最瘋狂的時期。最典型的要數兩江公社,1968年7月28日,兩江公社召開群眾批鬥大會,各大隊把「4·22」派的骨幹成員、「地、富、反、壞」分子及他們的子女押到會場進行批鬥,上百名手持棍棒、砍刀、石頭的暴徒,對這些被五花大綁的受難者瘋狂毒打、砍殺,當天就有160多人被活活打死。死者腦漿四射,血肉橫飛,屍體遍布河灘之中,頓時染紅了兩江河水,其場面恐怖萬狀,令人慘不忍睹,是武鳴縣在文革大屠殺中最為慘重的一天。

當時的廣西272地質勘探隊大隊部就在大明山腳的那漢村,屬兩江公社管轄的地區,兩江公社召開批鬥大會,272隊「聯指」派少不了要去參加大會,他們就把本大隊「4·22」派的骨幹成員十多人押去批鬥會場。當汽車開到批鬥會場時,負責押送的人員看到打人、殺人的恐怖場面心裡害怕了,由於良知的發現,他們不敢把被押送的人員放下車,而是迅即調轉車頭往回開,從而保住了這十多人的性命,否則這十多人必死無疑,因為那些殺紅了眼的暴徒早就等著要殺人了。在這件事上,當天負責押送去參加批鬥會的272隊「聯指」派人員是做了好事的;但其後這個隊的「聯指」派也殺害了本隊的一名教師和一名技術人員,仍然留下了濫殺無辜的罵名。

另一典型事例是武鳴縣的華僑農場。6月30日,以華僑農場為主及縣內部分群眾1300多人因自身受壓,要集體赴京上訪,廣西軍區指令武鳴縣在雙橋設卡攔截,並把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其後有1337人受審查,341戶被抄家,有202人被關押,162人慘遭吊打,致使105人傷殘,14人被活活打死。

從1968年5月28日對慶樂大隊「4·22」派的圍剿、屠殺開始,至「6·17公吿」下達掀起清查「反共救國團」高潮,再到中央「七·三」布告的下達,全縣掀起貫徹落實「七·三」布告的高潮,到處都在抓「反共救國團」和「現行反革命」,伴隨其間的是到處都在抓人、打人、殺人,7、8、9三個月成了殺人的狂潮。僅據官方在1983、1984年文革處遺時的統計數據,文革期間(大多發生在1968年的5月下旬至9月期間)全縣被非法殺害(包括少數被迫害至死者,如縣長鄧維祚就是被殘酷批鬥後上吊而死的)共計2403人,其中縣級機關單位職工13人,中學生22人,城鎮居民28人,農村居民2176人,其他164人。在這些死者中,絕大部分是曾被劃為「四類分子」及他們的家屬、子女,共有1800餘人,是艮古少見的反人類大屠殺慘案。

結束語

「文革」是一場艮古少見的大浩劫、大災難,已是載入史冊為世人所公認的了。「文革」之在廣西、在武鳴,更是一場艮古少見的反人類、反文明、滅絕人性的獸性猖狂大表演。這場大屠殺完全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等等一系列歪理邪說的鼓動下,由政府(當時的「區革籌」、武鳴縣革委會、武裝部都是執掌大權的機構)出面組織、指揮下進行的,這是絕對不能令人理解的事。一個政府不能保護人民,這是什麼樣的政府呢?一個執掌大權的政府在胡作非為、亂作為為(個別地方至少也是不作為),這樣的政府又有何用呢?

如果說在大屠殺事件發生的當時,介於那時的客觀形勢未能對形形色色的屠殺事件進行急時查處的話,那麼事件過後對各種凶殺案進行調查處理,總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吧!但,事實說明,因為事情本來就是韋國清及各級當權者挑動、指揮下發生的,他們絕不會自己來處理自己;非但不處理,反倒禁止人們議論文革中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議論、揭露,就會對誰進行打壓、乃至打成「反革命」的。相反,對那些眾多的殺人凶手和幕後指揮者,則把他們視作「紅色政權的保衛者」、「無產階級革命派」、「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而予以提拔重用(如升學、招工、參軍、提幹等),並一再宣稱「文革中廣西始終是一條以韋國清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這豈非天大的怪事麼?直至「四人邦」倒台、「文革」壽終正寢後的十多年間都是如此——這是多麼地令正直的人們和受難者家屬不服和難以理解啊!

即使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獨裁專制社會,「殺人賞命,欠債還餞」都是那時的法制理念,也是那時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怎麼到了現代社會、到了號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時代」,反倒把這一傳統丟掉了,這能讓人信服麼?!

直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期,在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等人的過問和組織下,中央兩次派出工作組到廣西進行調查和處理文革遺留問題,1983和1984兩年廣西才開始了對大屠殺事件的調查赴理工作,對無辜死難者和各種冤假錯案給予招雪、平反,恢復名譽,對殺人凶手和一些組織者追究刑事責任。儘管此事來的太遲了,而且對殺人凶手的懲處過於寬大,就武鳴縣來說,多數凶手只作黨紀、政紀處分,追究刑事責任判處有期徒刑的只有少數,且沒有一個凶手被判處死刑的,這是人們所不滿意的。特別是對於文革的流毒遠未肅清,對韋國清這個獨夫民賊在廣西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責未有得到任何的批判和清算,這是廣大民眾極為不滿的。

回顧歷史,拒絕遺忘。今天的人們必須要認真回顧和反思文革的歷史,要使文革之類的災難永遠不會在中國出現,只有努力建成一個憲政民主的法治社會才是唯一正確之道,中華民族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文章轉自議報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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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8 1: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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