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連載：駱駝行-從台灣到大陸(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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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日訊】 75 病友

“改革開放”政策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新鮮空气，但同時也混進來一些歪風邪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另一部分人越來越窮了。兩極分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現象是這個社會潛滋暗長的大毒瘤，有這么一句流行的民謠：

富了投机倒把的，

窮了遵紀守法的，

紅了吹牛拍馬的，

苦了有啥說啥的。

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到處有車匪路霸，攔路搶劫，鐵路部長竟也因為鐵路事故層出不窮而引咎辭職。

老同學艾思爾來信說，她的女儿小綺決定出國留學，為調換外幣而乘長途汽車，中途所有旅客下車用餐時，司机卻喪心病狂甩掉乘客而將載滿行李財物的汽車偷偷開走，將全部旅客洗劫一空，事后此案竟無人處理。艾思爾夫婦為女儿千辛万苦，几乎傾家蕩產兌換了的几百美金就這樣打了水漂！

上蒼好象發怒了，水災，旱災，蝗災，地震……一樁樁向神州大地襲來。

這是一個天怒人怨的時代！

這一切造成我的精神壓力，使我悶悶不樂地想：這難道就是我追求的“光明未來”嗎？

“离休”批文中說我“積勞成疾”，實際上是郁悶成疾，處在這樣的現實生活中，能不“成疾”嗎？文革結束后，患高血壓、心臟病的人特別多，更有不少人死于各种各樣的癌症。

在又一次例行體檢中，醫生發現我的心臟病加重，同時高血壓引發了眼底出血，漸漸好轉的視力多次下降。為此，我再次住進醫院。

這次我住的是离休干部病房，同室只住兩個病人。

當我和護士走進病房時，已經住在里面的一個病人站起來表示歡迎。他親切友好地向我伸過手來：“歡迎，歡迎！”問了我的姓名后，他又自我介紹說：“我姓劉，大家都喊我老劉。”

這時護士忙向我介紹說：“他就是劉裕民，南京路上好八連的老連長！”

啊！好八連！劉裕民！真是如雷貫耳。在這以前，我在傳媒的宣傳影響下，曾想象過這位英雄連長的形象：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說話聲音洪亮，能把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倒背如流，而且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如今見了面，才知我先前的想象是多么可笑而貧乏。現在我面前的劉裕民升高不過一米七二，略高于我，他舉止大方，態度和善，完全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我緊緊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我馬上提起三十年前的電影“霓紅燈下的哨兵”，又背出了毛主席為好八連寫的“三字經”：“好八連，天下傳，拒腐蝕，永不沾”……

老劉大笑了，不以為然地說：“什么‘天下傳’，那都是記者瞎扯的。‘拒腐蝕’也沒啥了不起，你想想，剛解放那一陣，解放軍剛進城老百姓那樣熱烈歡迎，簡直都把心掏給你﹐咱又肩負著保衛上海人民的重任，能不好好干嗎？我們八連這樣干了，換了別的連隊，也會這樣干的。如果連長不是我，而是你老駱，你也會和我一樣，毛主席也會寫‘好駱駝，天下傳’的。所以你們以后別再這樣喊了。”

劉裕民是患了心臟病。他很愛清洁，每天都要洗衣服，他不象別人那樣在盥洗室里洗，而是將盆子端到病房里，泡上洗衣粉，撥起悉悉索索的一大盆泡沫，一邊洗一邊同我聊天。有兩次，他順手將我換下來的衣服捎帶著洗了，過后說是“撈錯了”，待洗好后，晒干，疊好，交還我時還說聲“對不起”。

他知道他比我大三歲后，他就毫不客气地以“老大哥”自居起來，把我置于他的保護之下。在我吊鹽水的時候，他關切地攙我上廁所，他一只手攙著我的胳膊，另一只手高高舉著藥水瓶，簡直像一個有經驗的男護士。開飯時他總是替我領飯，飯后，他又替我洗碗筷。后來他吊鹽水時，我當然要學他那樣照料他，而他卻往往堅持說：“我自己來吧，我能行。”當我爭著搶著把洗好的碗筷送到他面前時，他不說“謝謝”，而說：“你這個人，真是的！”語气比說“謝謝”更深情。

在有一次的閑聊中，我知道了他的簡單經歷：他原是山東農村的一個窮孩子，十五歲參加了八路軍，首長問他為啥參軍，他答為了打日本鬼子，然后解放全中國，讓老百姓都有飯吃。首長說：“你是要人民都過上富裕生活，對吧？那么你的名字就叫‘裕民’吧。”他很喜歡這個名字，把它作為奮斗的目標。接著他忽然感慨到：“沒想到南征北戰半輩子，如今全國解放了，全國人民還沒過上富裕生活。鄧小平說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自己以身作則，帶領自己的家族先富起來了。”說到這里，他忍不住笑起來，自覺失了口，不再說下去，只是搖頭。一會儿，他又忽想起一件事：“其實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去年我住院時，小劉護士念了你的文章給我听：‘這里陽光燦爛’。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把這家醫院的老干部病房描寫得像天堂一樣。你知道不，由于你這篇文章，這個病房被評為先進集體，主任醫生被評為個人先進，并且提升為副院長。”我說那是他們的工作成績換來的，不能記在我的功勞簿上。他又說：“那篇文章我听了兩遍。后來我想了又想，他不光是表揚好人好事，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會的黑暗面！”我大吃一惊，睜大眼睛等著他的解釋，只听他說：“‘這里’兩個字很重要，‘這里陽光燦爛’，那么別處呢？別處在刮西北風！你去看看別的病房就知道了，哪有咱們的干部病房這么优越。你再听听，老百姓在罵我們‘連看病也有特權！’文章最后也寫得好，說這個病房是‘屹立在懸崖万丈冰上的一枝報春花’。你知道我听到這句話有多心酸！二十世紀都快過去了，中國如今還是懸崖万丈冰！我希望到下個世紀，這個冰山能夠融化！”我的心狂跳起來，誰說老劉沒有文化？他的文化水平要用心秤來衡量。盡管這樣，他還是為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而感到遺憾。他說他的八連出名后，組織上為了提拔他，送他去學校念書，可他覺得學文化太難，“筆杆的份量比槍杆重”，他拿不動！所以讀到小學畢業的程度就不讀了﹐到現在讀報還困難。他的老婆是小學教師，水平比他高，他很滿意，但是去年她去世了。他有個好儿子，一提起儿子，他就非常興奮，夸儿子忠厚老實，辦事認真，就是不喜歡讀書，不肯上高中，“這可能是受了我的影響”，他說，“我一直對他說，文化很重要，你爸爸就吃了沒文化的虧，到今天才是個團級干部，要是有文化，我早就該當軍長了，嘿，你說，他怎么說？他馬上批判我說：‘爸爸不對！你怎么老想當軍長？要是大家都當軍長，誰當士兵？打仗能缺兵嗎？不管怎么說，不管將來國家怎么發達，總需要沒文化的人干粗活，我只要干粗活，何必讀那么多的書？’你听他說的多么在理。”隨后又說：“以后的事實證明了儿子有道理，改革開放后，中國和外國的交往多起來，需要加強邊防檢查工作，組織上把我調到虹橋机場當檢查站的站長。我經常看到大批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往外流，心理真不是滋味！那都是國家的寶貝啊，咱們國家為什么留不住他們呢？好啦，我的儿子不讀高中大學也好，免得以后也往外流。”我說：“知識分子出國也不一定是坏事。我的儿子就到澳大利亞去了。”他又改了口：“是啊，現在有個出國熱潮，問題是要出國的人再回來。對了，你可以找個机會到澳大利亞去看儿子嘛，去的時候，給我來個電話，我可以幫你買机票。我雖說已經离休，可邊防站的人都是我的部下，我要買張机票還是方便的。”

有一次聊天，他說到在擔任八連連長期間曾負責警衛毛主席，好奇心催促我請他講一講關于偉大領袖的事。他只談了一件事：毛澤東每次來上海都住在西郊賓館，那是一處世界一流的豪華賓館，只許住毛主席一個人。有一回江青來了，死皮賴臉要住西郊賓館，市委沒法，只好請宋慶齡幫忙，宋慶齡來了，一下子挽住江青的胳膊，親熱地說：‘哎喲，妹妹來到上海，當然得住在我家，咱們姊妹倆好好聊聊，不然的話，要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呀！’就這樣把個妖婆弄走了。“我常在想，毛主席一般都在北京，很少到上海來，那么豪華的賓館就一直空著多浪費呀！關于毛主席，我只能講這一點，其它的不能講。我們警衛人員有工作紀律，我們的責任不但是保衛領袖的人身安全，還要維護領袖的聲望。”這話顯然有些粗心走火，不過我明白，也就不再難為他。他也許發覺走了口，所以又補充一句：“其實不光為領袖，對一般同志也要注意維護別人的尊嚴，不要背地傷害人。”

老劉很喜歡流行歌曲，這使我很感到意外，但他從來不唱，只是听。他自己錄制了不少磁帶，帶到病房來，為怕打擾別人，他都是帶著耳机听，這時他總是仰靠床上，閉目養神，一邊听，還一邊輕輕地打拍子，有時听著听著就打起呼嚕來。有一次我問他：“你這個扛槍的大兵怎么會喜歡上軟綿綿的流行歌曲呢？”他一擺手，笑著答道：“人嘛，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前線沖鋒的時候，那‘十五的月亮’根本就合不上拍，可如今，你躺在病床上，要是直著嗓子喊‘前進前進前進……’人家不要怀疑你得了精神病？”老劉除了听流行歌曲，有時也隨便听點新聞廣播，不過對此興趣不大，“反正總是那一套‘大好形勢’，報喜不保懮，沒意思。”他這樣評論。可有一回他听到一件很有感触的消息，他關上小收音机，對我說：“老駱啊，剛才廣播里報告美國空軍的參謀長到北京來了。你猜這位參謀長是誰？他不是別人，就是當年在朝鮮被我們的王海擊落被俘的飛行員。他在我們的戰俘營里受到优待。回去后，他們組織上也沒有審查他，反而讓他升官，一直升到空軍參謀長，今天他又到中國來，成了中國空軍的座上客，老敵人王海現在是中國空軍的司令員！老駱啊，人間的變化多么大！你猜我這會儿想到了什么？”

“你想到化敵為友，今后不再打仗了？”

“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想到咱們的志愿軍被俘。他們被俘后受到非人的待遇，拼命爭取遣返，可遣返后一個個被開除軍籍和党籍，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的！不像美國政府那樣，人家那才是真正的愛護人，愛護自己的同志，信任自己的同志，培養自己人！”

“是的，用我們的觀點看，戰死的才是英雄，被俘的總是孬种，這种觀點是極不公道的。”

“我听到一件怪事，老駱，”他激動地站起身，“在朝鮮戰場上，有一團志愿軍作戰非常勇猛，打了不少胜仗，可最后在寒冬季節，我們的后勤工作沒跟上，這個團彈盡糧絕，天又冷，人都快凍僵了，這時全團指戰員傷亡慘重，最后抵擋不住，剩下的人全部被俘，政委姓孫，他在被俘后，組織同志們与敵人斗爭，敵人先后割下了他一只耳朵，又挖掉他的一只眼睛，腿也打斷了一條，最后遣返后卻被自己人誣為‘叛國投敵’！”

“受處分了？”

“處分？才笑話哩！這里的‘抗美援朝’紀念館里居然展出了孫政委英勇犧牲的事跡。當這位孫政委听到這個消息后，他拄著雙拐來到展覽館，看到牆上挂著他的遺像，又听到解說員小姑娘的動人介紹，他气坏了，罵道：‘媽的，你們就知道贊揚死人，對活人卻不當人看待！’說著，揮起他的拐杖一陣亂打，把展覽品砸了的稀里嘩啦。公安人員立即將他扭送精神病院去了……老駱，過去，咱們一向贊揚死人，党總是號召人民學習劉胡蘭，學習黃繼光，董存瑞，都是教人如何死，現在想想，這算是啥教育？看看人家美國，人家是怎樣對待自己的被俘人員的。”

老劉的這些話使我久久不平。

住院四個星期，和劉裕民的友誼達到了難舍難分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老劉則因為發現肝臟有問題而繼續治療。

我出院那天，他換上便服，幫我辦理出院手續，替我領了藥，又送我出院上公共汽車。最后他突然問我：“我忘了問你，你是哪年入的党？”我很覺尷尬，回答說：“我申請入党申請了几十年，到今天還不是個党員，我不夠條件。”我以為他會勸我不要灰心，繼續努力云云。可是想不到他說的是：“沒關系，別懊惱，只要做個正直的人就好，干嗎非入党不可呢？以眼下情況來看，好人不一定入党，入党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听他這一說，我感到無比的輕松。

半個月后，劉裕民也出院了。我特意到他家看他。我們又山南海北地聊了一陣，還在他家吃了陽春面，這時我已經決定到澳洲看儿子。他一再囑咐我，一旦批准了簽證，就通知他替我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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