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傳第五章 三十而立杏壇設教 洛邑之行問禮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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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1日訊】中國歷史上的私學在孔子行教之前已有存在。自西周以來，由于王權日漸衰微，許多文化公職人員流落到民間，原本屬于王朝的文物典籍也散失四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知識人員以個人身分收徒講學的形式，也就是私學。從文獻中可以看到當時在官學之外，私學風气已經盛行，晉國的叔向，鄭國的壺丘子林和鄧析，以及魯國的少正卯等在當時諸侯間都有一定的影響。
与前輩不同，又异于后來者的是，孔子行教的目的不是要教人以某种專門知識或是某种特殊的謀生技能。他要通過教与學，使弟子們在社會中做道德之人，進而以自己的德行去影響他人，作用于社會，如此來實現自己的人生价值。
學做人，做有道德之人，即實現“仁人”的目標。“仁”，并非孔子最先提出，但他丰富了它的涵義，并逐漸使之成為孔學的重要觀念。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未給“仁”下過一個完整、精确而固定的定義，而是在回答第子的提問時，根据對象個人質資、個性的不同而給予不同的解說。因為，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是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層面、不同階段上的修為的體現。
与“仁”相并行的，是孔子提出的“君子”這一理想人格。“君子”一詞，本指貴族，与表示普通百姓的“小人”相對，孔子突破了這兩個詞的傳統概念，不再用社會地位去區分“君子”和“小人”，而是以道德的標准來衡量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他常常鼓勵自己的弟子做君子，在教學以及日常師生相處中，他讓弟子們領會到－－
君子講求的是道理，小人只計較自己的利益；
君子尋求真理，他的品德一天天提升，而小人追逐私欲，他的人格一天天墮落；
君子胸怀寬廣，心地坦白，沒有懮慮，而小人畏首畏尾，內心不能安宁，沒有快樂；
君子整天想的是進德修業，小人整天想的卻是增加財富；
君子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見來与人討論，決不盲從附和，而小人只是盲從附和，不肯表明自己的意見；
……
成為君子，并不要求必有丰富的學識的特別的才華，也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只要勤于修養，人人都可以成為君子。
在收取弟子方面，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他表示，不論是誰，只要主動行一定的拜師禮，他不會拒絕施教。在孔門弟子中，确實有許多不同出身、不同地域的人。比如，孟懿子是魯國貴族，顏回則是魯國的平民；子貢是衛國有錢的商人，而原憲是魯國的貧窮漢子；司馬耕是宋國人，漆雕開是蔡國人，子張是陳國人，……
在教學中，孔子貫徹“因材施教”的原則。通過對學生的了解，他對每個學生的個性特征、聰穎程度先有了較為准确的把握，再針教育對象各自情況的不同，進行教學時有所側重。《論語》一書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記錄。
一次，學生子路問孔子：“听到一件該做的事，就馬上做起來嗎？”孔子回答說：“有父兄在，怎能不先問一下就做呢？”后來，學生冉有也問到相同的問題，孔子卻回答說：“听到了，當然馬上做起來。”一位叫公西華的學生對老師兩次截然不同的解答感到疑惑，對孔子提出來，孔子向他解釋說：“冉有平日做事縮手縮腳，所以要鼓勵他大膽去干；而子路素來膽大勇為，當然得加以抑制了。”
對待知識，孔子一直取老老實實的態度，反對不懂裝懂。他說：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孔子提出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說要求學者不主觀臆斷，不絕對肯定，不固執，不自以為是。
孔子作為基本教材的文獻，是后來儒家尊為“六經”的《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屬于文學，當時的士大夫們在政治交往和正式的宴飲場合中往往引用其中的詩句來表達情感；
《書》即《尚書》，保存了一部分殷周時代的政治文獻，可以給學子提供殷周的政治歷史和政治經驗；
《禮》是有關政制和各种禮儀的文獻，禮儀正是孔子所認為的處世立身所必須遵依的原則；
《樂》是一部音樂文獻，在后世已失傳。古代的樂制与禮制直接相關，在各种典禮和祭祀活動中均要依等級區別來依禮演樂，所以，知樂是遵守古禮的重要行為之一；
－－在談到《詩》、《禮》、《樂》的作用及三者的關系時，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意思是說：詩篇足以使人振奮興起，知禮則使人自立，懂得音樂則進一步體現培養人材的完成。
《易》是古代關于卜筮的書，崇尚迷信的古人凡遇祭祀、戰事、生產、商旅、婚姻等大事例須占卜以預知前途，所以占卜在當時也是一項重要的專業知識；
《春秋》則體現了孔子對歷史教育的重視，這是他將原有的魯國史進行修訂編寫而成的，是一部以魯國為主兼載別國史事的、編年體的春秋時期政治史。
上述文獻之外，孔門教育的具體科目，是周禮所規定的用以教“國子”即貴族子弟的“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這六門課程在當時社會都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比如，禮、樂可以為諸侯、大夫的各种活動相禮，射、御可用于為諸侯疆場效命，書則用于為國家記事典史，數用于會計賦稅。值得說明的是，孔子時代沒有單獨習文的文士，“士”通常是兼習文武，冉有說過，他懂得軍事，是跟夫子孔子所學的，即可用以佐證。
實際上，孔子門下的教學內容并不局限于以上內容，從記載孔子及其弟子們言語、行事最多也最為可靠的《論語》一書即可看出孔門教育內容及方式之參差多姿、丰富多彩。
孔子辦學的地點，大體上是在闕里街孔子故居，也就是現在的孔廟內。据考證，所謂“杏壇”之說當是后人附會。關于孔子杏壇講學，最早出現在《庄子漁父》中，庄子寫道：“孔子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鑒于此書在很大程度上存有寓言成分，所以難以作為認證的憑證。遍覽當時人的著作，除此之外未見有孔子在杏壇講學的記載。然而后人緣于此說，并為坐實此事，而遍考杏壇究竟是在何處，終無所獲。到了宋代天禧年間，孔子的四十五代孫孔道輔監修孔廟時，將正殿后移，在正殿舊址上种下了一圈杏樹，將此處命名為杏壇。
公元前518年（這年孔子33歲），魯國貴族子弟孟懿子、南宮敬叔投到孔子門下。這兄弟兩人是魯國三桓之一的孟僖子之子，是受父親遺命拜孔子為師的。這事還得從孟僖子的一段親身經歷說起。
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國建成章華台，邀請眾諸侯前往觀禮。孟僖子陪同魯昭公赴楚。魯君一行途經鄭國時，鄭簡公親自到梁地慰勞他們，而孟僖子作為魯君的隨從通傳，卻不知應以什么樣的禮節來應答。到了楚國，楚靈王特意到郊外迎接魯君一行，在這庄重正規的場合，孟僖子仍不知如何答禮。這一趟外事活動，魯國君臣可謂丟盡了顏面，孟僖子引為終身之恥。正是由于認識到了禮儀在政治邦交中的重要地位，他在臨終前要求兩個儿子一定從師孔子門下。孟懿子和南宮敬叔投入孔子門下，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孔子所開辦的私學在社會上的影響。
孟氏是魯國掌權的貴族，南宮敬叔憑著他的特殊地位，請示魯昭公派他和孔子到東周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陽東）去觀光學禮。昭公准允了這一請求，并給了孔子一輛車、兩匹馬和一個僮仆。
孔子一行到洛邑后，會見了大思想家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又稱李聃或老聃。老子當時是周的守藏室史，即周朝管理圖書典冊的史官，熟知周朝的禮儀制度，孔子向他請教，可謂正得其人。老子對孔子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并對他講了修身處世之道。
老子對孔子說：“會做買賣的人深藏若虛，不把所有貨物都擺出來；君子道德高尚，而容貌謙退，看上去像個愚魯之人。做人，應該去掉驕气与多欲，不可追求淫色，因為這一些對你是無益的。”
孔子辭行時，老子又以言相贈，對他講了一番明哲保身的道理。
在這次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兩位思想家的相會中，年輕的孔子從老子那里學到了不少東西，但對老子所主張的那种消極避世、与世無爭的人生哲學并沒有接受。從老子處告辭回來，孔子与隨行弟子談起會見的感受時，將老子比作神化莫測的龍，由此可見他對這位老年思想家的尊敬之情。
在洛邑，孔子除了拜會老子、請教禮儀制度方面的問題，還向當時居于此地的著名人物萇弘請教音樂的問題。萇弘是周敬王的大夫，以精通古代樂理聞名于天下。他就《韻》、《舞》等樂舞為孔子作了詳細講解，使孔子在原有的音樂基礎上，更增加了修養的內涵。
孔子此行還實地考察了周朝的文物制度及与之相關的場所。通過對周朝明堂、太廟等古跡的參觀考察，他對周朝的禮樂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
公元前518年的洛邑之行，在丰富孔子古代禮樂知識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對他的道德思想的進一步完善產生了極大的助益。這在孔子一生中可以說是一件大事。他返回魯國之后，教學規模及影響又有了一些進步。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孔子自周反（返）于魯，弟子稍益進焉。”(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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