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公民課程教材－《公民常識》(三十)

【大紀元10月14日訊】91．精英政治與平民政治

革命的貴族

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

今天的人們看《大憲章》，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它紙面上的內容。《大憲章》誕生的時候，只是25個貴族要求國王承認他以前允諾的權利，恪守自己的承諾。它僅僅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分權協定。但是，從《大憲章》到今日的英美法制，有一條清晰的成長脈絡。可以說，今日英美法制的幾乎所有重要原則都可以在《大憲章》中找到萌芽。《大憲章》種下了今日西方法治的基因。（丁林：《法治文明的源頭》）

美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來自分散的十三個州的代表，既代表著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利益，又互相之間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們關起門來幾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類歷史上最出色最智慧的第一個成文憲法。後人們越想越覺得不可思議，稱之為“費城的奇迹”，是“上帝親自干預的革命”。

（丁林：《法治文明的源頭　英國下院議會廳隨想》）

美國制憲者是當時美國社會的精英群體，他們秉有許多成功的品質，如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獨立戰爭時期的革命領袖，具有豐富的政治閱曆和政治經驗，他們對共和國的歷史與理論尤其是英國的憲政傳統非常熟悉，他們的教育和文化水準也是無可挑剔的；在平均年齡40歲左右的55名代表中，有42人曾在大陸會議任職，一半以上代表受過大學教育並精通政治理論。在將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原則性)與現實主義(妥協性)恰當地運用於處理迫切的國家困局方面，他們的氣量與見識是無與倫比的。他們對政治和人性並不抱過高的期待，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在真理面前的謙卑。他們洞悉人類作為個體所特有的弱點與局限。（李鬱：《創法的辯論》）

殖民地時期西方的精神主體是一批歐洲貴族形成的。如果你認為，那些聲討奴隸制，與英國軍隊對抗的革命者是一群衣衫破舊，鬥志昂揚的革命家形象，那就錯了。他們都是穿著正規的貴州禮服，按照英國紳士的傳統習慣，在共商立國大業的場合，他們頭上都戴著假髮。他們差不多都是殖民地議會的成員。

他們大多出身顯赫，有很好的風度的教養，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家產，其中還包括奴隸。他們雖然不是道德上100%完美的聖人，但是他們一心一意追求的正義的制度沒有人表示懷疑。就是他們在激烈地反對奴隸制度，直到最後奴隸制被廢除。由他們這些應為革命物件的人自已推動完成的非暴力自我革命。不是一群革命者和熱血青年抛棄家產，投身革命的故事。僅僅是一個為了道義的理由放棄利益的行為。

華盛頓和傑佛遜強烈呼籲廢奴的時候，在一次次提交廢奴法案的時候，他們當然知道這對於他們意味著什麼。議員們每通過一個法案，都會使自己失去曾經是自己重要的一份“財產”，甚至都大大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華盛頓和傑佛遜只是無數這樣的“革命者”中的一個罷了。

在我們小時候的課堂上，我們聽說過造反的農民起義，革命的無產階級，最多有特定歷史時期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你聽說過革命的君王、革命的貴族，革命的富人階級嗎？即便有，也是把他們都改造成無產階級。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首創者不是占社會多數的窮人，而正是那些自己革自己命的少數貴族富人。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主要力量，不是人民大眾街頭暴動，發動人民群眾參與革命，而是依靠產生於上流社會的珍貴的思想成果，最有可能接受進步思想的是王宮貴族們，而不可能是人民大眾，為富未必不仁，窮兇極惡幾乎沒有例外。

法國革命時期國王召集三級會議，1200名代表，前兩個等級加起來，不過占1％。第三等級應該是占代表的99％。在一個複雜的變革關口，這實在是一道並不那麼簡單的算術題。一方面要顧及公正，一方面要顧及由知識積累起來的理性和智慧的重要性。這種非常複雜的換算，直到今天，大家還沒有完全算清。

在法國，貴族是少數，在舊制度中保持著受益者的地位。大革命中，貴族階層在大家的嘴裏，就是腐朽的代名詞。可是很少有人想到這樣一個奇怪的歷史規律：在舊制度中，一個腐朽的階層常常會出現一些最優秀的人物。而且，常常是由這樣的人物在帶領著民眾進行社會變革。而他們事先就知道，這種變革本身肯定在危害他們所屬的階層的利益。這在近代是特別明顯的。

其實這個規律是由很簡單的道理在支撐的。思想需要前人積累的知識作啟發，學習需要時間和閒暇。大革命前夕的法國貴族，在啟蒙運動中，是最積極參與的一夥人。寫著對專制制度充滿深仇大恨的討伐批判文章和書籍的人們，要麼頻繁出入貴族的沙龍，要麼自己就是一個貴族。

在這種氣氛的熏陶下，相當數量的貴族，有著對於正義、公正、平等這樣超越自身利益的社會關懷。甚至有些人無法忍受只在沙龍的慷慨激昂中呼籲改革，而是要立即付諸實踐。所以，在法國革命前，他們就提前迫不急待地跑美國去投身革命去了。弄得美國總司令華盛頓困惑不解。怎麼有這麼多的法國少爺們跑來需求革命。拉法耶特就是其中的一個。

1757年，拉法那特出生在法國中部偏遠山區的一個古老貴族家庭裏。他就是那種“嘴裏含著銀勺子”來到這個世界的世襲貴族。他的父親老拉法那特侯爵死在戰場上，他就繼承了侯爵的稱號，還有家族從軍尚武的名聲。

拉法那特繼承了母親家族的遺產。16歲那年，他娶了一個同樣富有的貴族的女兒。他在國王路易十六的幾爾賽皇宮裏，會有一個好的前程。當時拉法那特的家庭，就是經常出入凡爾賽宮的4000家顯貴之一，在法國有著優厚的生活。　　

就在他19歲的時候，美國革命開始了。對於拉法耶特來說，極端討厭國王宮廷裏的奢侈、虛僞和無聊，決定投奔美國革命，同時有很多和他一樣的法國貴族青年。他們　中間有公爵、侯爵、將軍、主教。拉法耶特衝突層層阻攔，抛下妻子，自己出錢買下一艘船，帶領一支貴族志願者隊伍出發了。……他們經歷令人感動。

在三級會議期間，拉法那特的活動集中在提倡限制行政權力和保障基本人權。他第一個將他起草的權利宣言提到了國民大會。這是拉法那特最驕做的事情。

就在大革命前夕，革命的貴族們最後一次在陳情書裏表達了法國貴族當時完全超越自身利益的社會理想。在1789年作為三級會議第二等級的貴族陳情書中，他們的要求有：起草一份人權宣言，確認人的自由，確保人的安全；廢除奴役制；禁止隨意拘捕的國王密劄；為窮人設立免費辯護人，預審公開和有辯護自由，刑罰對”一切人平等，廢除刑訊拷問，改善囚犯處境；保障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商業、勞動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郵政保密，擴大教育，反對警察濫用職權；農村的福利及扶貧，建立濟貧院。所有人有權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府；廢除舊制度中第三等級被迫服從的侮辱形式，例如下跪；確立君主立憲制；權力區分。他們在“陳情書”裏表現的最大的自身局限性，就是維持貴族的等級和榮譽。他們是距離今天二百多年前的法國貴族。

可是，一切已經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他想控制局面，堅持要按照慣例三個等級分開會場。結果遭到反對。很多貴族紳士和教士，跑到了網球場。那是第三等級代表集合的地方。他們甚至要求放棄自己的身份，加入第三等級。

拉法那特做夢都沒有想到，法國革命最終會將他們宣佈為“反革命”，甚至連他們的親人，都會受到株連而被送上斷頭臺。

拉法那特一生不改初衷，他的名字在美國始終是“英雄”的代名詞。

作官不能發財

在美國建國以前，各個殖民地的民選官員就有義務為公眾服務的習慣做法。比如在佛吉尼亞首府威廉斯堡，議會的議員們是沒有薪水的，他們從家裏到威廉斯堡來聚會，還要自己倒貼車馬旅費。在競選的時候，照習慣他們要自己掏腰包請選民喝郎姆酒或糖漿水（這就是可口可樂的前身）。當時在佛吉尼亞積極從政的人，繼承了英國貴族的一種觀念，從政是爭取人生榮光的機會，是一種高尚的事業，它和經商逐利是絕對分開的。

美國的這一傳統，在建國以前和建國初期，使得熱心於政界的人必須是有一定家產，不必為衣食奔走的人，這些人就是各個殖民地的紳士。榮譽是他們中間的共同準則。這種傳統杜絕了通過官位致富的腐敗，事實上也限制了窮人階層參與政治的空間。正是這一條件，使得政治和觀念上十分激進的美國革命具有相當謹慎而保守的風格。一些人仍然認為，從政和金錢收入必須截然分開，為公眾服務的政治活動應該是不計金錢的義務勞動。為此，在這個會議上引發了一場爭論。最終關於議員、總統和法官們“俸給”的規定寫進了憲法裏，但是這些“俸給”並不能讓官員發財。

現在的美國，政界和商界，自然不是象華盛頓時代那樣的“清廉”了，但是為官和發財，仍然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前年，佐治亞州決定立法給州議會議員薪金增加一倍，因為若再維持低薪，就吸引不了社會上最優秀的人才，只有二流人才和特別富有的富家子弟肯出來從政了。

誰都知道，美國有很多富人，但是最富的人肯定不是當官的人，官場上的頭面人物肯定都不算很富的人，更不可能通過從政來致富。現在大概不再是兩百年前紳士的榮譽感在保證為官者的清廉了，還是要靠制度起作用。最關鍵的是，美國的政界人物，無一例外，永遠都有一個反對派在那兒盯著。再高明的大夫，你也不能指望他給自己開刀治病。反對派的存在，是防止腐敗的制度設置中一個不可減免的原則，乃防止腐敗之不二法門。什麼時候制度設置中沒有了反對者的空間，反對派消失了，那麼，不用多久，貪污腐敗就開始綿綿不絕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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