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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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個愛滋村，您可曾經听說過？「愛滋病」是20世紀黑死病，而河南省愛滋村之所以以此為名，就是全村有大部分村民因為賣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或因為父母親靠賣血維生，得病之后再傳染給自己的小孩，所以愛滋村里的孤儿特別多，村民不為人知的處境也急待外界了解与救援。
「第八屆兩岸關系暨大陸新聞報導獎」十一月六日在台北亞太會館舉行頒獎典禮，評審從五類十五件入圍作品中評選出五項优胜作品，聯合報在這次比賽中表現不凡，一舉贏得兩項大獎，拿下報紙報導獎和新聞攝影獎。
文字記者梁玉芳及攝影記者陳易辰兩人，以義工身分實地走訪河南省，完成【走進垂死村落：直擊河南愛滋村系列】報導，節目中，我們來听听深入愛滋村的兩名記者在當地的觀察与見聞，一同了解河南愛滋村与中國領導者面臨的問題：
在進入愛滋村之前，梁玉芳与陳易辰已經試圖將自己裝扮的像是當地人，然而，無論如何變身，他們發現，不論自己在哪里，都非常顯眼，很難得不被注意跟遭人盤問。記者梁玉芳說：
一開始進到村子的時候，因為他們農村是很封閉的，那時候又很靠近世界愛滋日了，所以他們大概也知道說有很多人會關注這個議題；所以那個村子口就開始戒嚴了，都有些崗哨；外地來的人無論我們再怎樣穿，其實跟農民還是不一樣。比如說他們晒的很黑，那我們又這樣子，我們車子挂的又是鄭州的牌，那所以一開始就很顯眼呀。
我們是有聯絡當地一位村民帶我們進去，他就說我們是義工啊、是關怀人進去的。可是過了崗哨，就開始有車子一直跟著一直跟著，所以，一開始我們一下車，他們就一群穿西裝的人下來就跟在我們后面，那我們就假裝很像真的是義工啊，就問候那些小朋友啊，我們真的也帶了非常多的禮物，欺敵這樣子；可是那也是真的從台灣的團體托我們帶過去的，所以就是有這樣子的准備，因為這也是意料之中嘛！那晚上他們大概就會把我們帶開呀，酒席上面呀，也會詢問看你是不是會有什么不尋常的地方呀？
因為進入中國大陸采訪前，就已經預想過可能被問到的問題，因此，兩位記者以義工身分獲准進入愛滋村，并且連為何帶著傻瓜相机拍照的答案都事先模擬，以便不引起怀疑，使采訪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記者陳易辰回憶剛進入愛滋村的印象以及被人監視的感覺，他說：
其實像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因為我帶一台小小的傻瓜相机進去拍，因為我們跟他們講說我們是義工，他們問我說奇怪，義工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我說因為在台灣孤儿院的資助人他們很想看看當地的狀況；那你知道傻瓜相机后面有一個液晶屏幕嘛，從我把相机拿出來之后，從此就是我在孤儿院里面，不管我走到哪里，我后面永遠都跟著一個人一直在看我屏幕里面在拍什么？
其實我覺得不管我們再怎么偽裝，那時候因為傳統中感覺好像北方人都是留胡子，所以我還特別留了兩三個禮拜的胡子，可是我發現一進到里面，再怎樣去偽裝你自己都沒有辦法，一定會跟農民區隔，因為他們本身人大概都是生病，所以那种蜡黃、干癟、那种臉色是你完全沒辦法去偽裝的；然后我們進去以后，就像玉芳剛剛講的，他們有一個政法委想要把我們灌醉，然后就一直逼你喝酒喝酒，喝到醉了，連房間都幫你安排好了；就是去住他們縣政府的招待所，就是不要你晚上去孤儿院或去哪里亂跑。
為什么當地政法委要限制他們的行動或者用灌酒的方式讓他們失去行動能力呢？攝影記者陳易辰從農民口中找到了答案。
我覺得那邊的小孩比較可怜的是，我是听當地的農民會講說，因為其實是官員的貪污，并不想讓外界的媒體知道，其實有些官員也知道那些小孩很可怜，可是沒辦法，他們之前已經貪污了，所以他們怕事情會越爆越大。
那种被監視的感覺很不好，雖然說中國一直在說他們在開放在開放，可是在在中國那种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一個小小的官員他就有那么大的權力，几千個村民的生死，或是甚至物資全部掌握在一個官員的手上。
為何一個世代務農的村落會變成愛滋村，記者梁玉芳用「騙局」來形容村民染上愛滋的始末，找到了問題發生的症結，原來，村民遭遇的這一切，都是官方給予錯誤信息所造成的后果。
梁玉芳認為，他們有一些滿奇怪的現象：因為那整個一開始是一個騙局嘛！是他們官方鼓勵農民去賣血，說賣血可以就是讓你的經濟改善，可是他們并沒有跟他們講說整個采血的過程是有可能感染愛滋的，那他們甚至也不跟他們解釋這是為什么？ 也沒有人出來善后，那事情爆發之后他們就想盡辦法掩蓋！甚至說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即使就在河南同一個省，那我們這邊都這么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的時候，我們在鄭州他們河南的省會，其實問問當地人，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回來之后跟他們聊起，他們非常的惊訝。
記者陳易辰也有類似遭遇，他的朋友听完這些故事對他說：「雖然相隔兩百公里， 卻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
像我們后來做完題目出來在鄭州，鄭州有很多外國朋友去那邊做生意嘛，那我們有認識一個朋友，他的一些外國朋友就跟我們一起吃飯，那時候我們就是用傻瓜相机里面有放照片給他看，那個德國人好像在大陸做生意做了兩、三年了，可是他從來不知道跟他相距兩百公里的地方，就在离鄭州兩百公里的地方居然有一個這樣的地方，而且居然有數十万的人得到這樣的病；他只講一句話，他說：「雖然相隔兩百公里， 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
梁玉芳在愛滋村里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那就是當地的縣政府几乎是見死不救，只等時間沖淡這無法收拾的慘劇。
我听到一個地方的孤儿院負責人跟我們講說，他們的縣政府說，一定全力支持，口頭上全力支持，可是從頭到尾、一兩年下來，那個孤儿院只收到他們縣政府送的兩袋面粉，更不要提說醫藥或一些小孩子上學的補助。所以他們的情況是很孤立的，那么他們當然會覺得他們的命運就是他們的政府讓他們死光了，這件事情就消失了，不會有人記得！
攝影記者陳易辰進入愛滋村，目睹當地孩童的生活遭遇，最大的感触就是兩岸儿童的物質條件真的是天差地遠，天冷時，除了沒有手套御寒，連張寫功課的桌子都看不見。
因為我們在台灣有跑過一些新聞，我們在台灣的小孩子在這么优渥的環境下，可是會覺得他們的小孩子真的很可怜，連書桌都沒有，只能在很破舊的鞍馬，在戶外寫字，也沒有手套；下課之后，回到孤儿院之后，沒有手套，只能夠赶快燒熱水，所有的人手就赶快往熱水里面鑽，只有一個臉盆，赶快往熱水里面鑽；因為手凍僵了，就沒辦法寫功課。
另外，陳易辰也提到河南之行中另外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跟巧克力有關的真實故事。
我的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個小朋友，我那時候在香港机場買很多巧克力要御寒，我在那邊陪一個小朋友，不用上課我就陪他玩，我拿出巧克力出來要給他吃，他不敢吃，他十几歲的小朋友居然沒看過巧克力，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東西？剝一塊給他吃他還不敢吃，就覺得黑黑的，可是吃了之后，覺得很好吃。最后我們要走的時候，就把所有的巧克力糖果都留給他們。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在完成【走進垂死村落：直擊河南愛滋村系列】時，也看到中國在經濟發展与貧富不均的嚴重問題，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中肯的建議。
我覺得，的确是現在全世界都注意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但是我覺得他們的領導人如果要走向世界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他整個后院，他們農村那些農民，他們終其一生可能數個世紀都還是在貧窮邊緣，到目前我們看到北京跟上海或其它沿海都市的繁榮的時候，他們的命運完全沒有改變，我當然知道要解決那么几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其實很困難，但是他們能夠讓我們看到他們得努力，我們會更尊敬這個龐大國家的領導能力。
跟梁玉芳一起深入村落，見證河南百姓遭遇的陳易辰也對中國經濟現狀提出怀疑：
雖然大陸方面一直在說我們現在是經濟世界強國，可是會不會變成其實只是一個空殼子？中國以農立國，如果中國官方領導人不去重視這些農民，而且是從黃淮平原就是中原，所謂的中原出來的農民這些生机的話，我想會不會整個中國的經濟只是一個空殼子，讓人家覺得很華麗而已？
我覺得中國可能在經濟發展上面他們可能極力想掩蓋這方面丑陋的東西，讓國外看起來就是大陸就是很美好啊，而且我在那邊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可能跟賣血一樣嚴重，我們去那邊一個農民跟我們講的，就是當地農民病痛嘛，他們需要錢買藥，可是他們沒有錢，又沒有能力下田工作，所以他們只好把他們的田賣掉，因為大陸現在蓋房子需要很多磚，所以他們就把土地賣給磚窯厂；磚窯厂就在他們的地上挖土去燒磚蓋房子。
可是像河南那种地方，十年九淹，就會淹水；土地一挖下去之后那塊土地以后根本無法再种，因為水根本排不出去；可是那些農民，他們得艾滋病，身亡之后，他們留了那塊地給他們的小孩，他們的小孩根本無力可以去維生，因為沒有地可以种田了，所以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因為，為了要解決他們現在的病痛，而去賣土地燒磚，就這樣那塊地就沒有辦法耕种，像我們中國人古老的觀念就是說，爸爸就是留地留給儿子，可是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他們以后未來的路要怎么走？
看到那些孤儿貧苦無依的生活，攝影記者陳易辰希望大家能夠抱著人溺己溺的心態，救助這些生活在垂死村落的孩童。
我們在那邊受到很多人的幫助，有很多小孩子真的很可怜，當然我曾經有想過說為什么大家不捐錢救他們，把他們變得更好的環境，可是你要想想看可能上百万人能夠救多少？ 有一部電影里面講過一句話說：「不要問你可以救一百多万人或怎樣，但是我們自己能夠有善心能夠救多少就救多少。」能夠給他們多好的生活，就盡力去幫助他們，畢竟以前台灣也是從這种貧苦走過來的。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認為，她之所以得獎，是因為評審也看見了愛滋村民們的苦難，她在上台受獎時感謝了很多人，謝謝大家讓他們能夠在消息几乎封鎖的情況下完成報導，甚至獲得這次的优胜。
另外，梁玉芳也在頒獎現場將獲頒的十万元獎金全部捐贈給河南愛滋村，期盼能為他們困難的處境帶來一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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