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1968年12月初的北京是血雨腥風的日子，我生小孩剛滿月。這天婆婆一臉驚恐地告訴我，他們住的東大橋紡織部宿舍一個姓張的司局長自殺了，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據說明天要在大院大規模抄家。
我的公公朱樺是紡織部的高級工程師，年青時追隨同鄉方振武先生參加了北伐，曾任方將軍的參謀長，1935年，他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並取得碩士學位。因這些歷史，現在沾上了「美蔣特嫌」，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牛棚每天寫檢查。無疑我們家將是被抄的重點戶。
公公為人正直，性格剛烈，一旦被抄出甚麼「違禁品」，將會惹來殺身之禍。當晚，我與公婆商量，要將家中物品清點一遍，犯忌的預先處理掉。於是我們三人將窗簾拉緊，開了個小燈，將公公多年來與美國及國內朋友的來往信件、他在國民黨時期及美國的照片統統燒掉。為了不牽連別人，將他在國內外所有朋友的通訊錄也一併燒掉。
最後公公從箱子裡拿出一幅中國水墨畫，只見約50X70公分的白色宣紙上，用黑墨筆畫的一個端坐的佛，筆調簡練，佛像端莊肅穆。公公說這是他的一個朋友所畫贈與他的，保存了多年。這位朋友後來去了台灣，文革前在《參考消息》上還見過有關他的報導。這幅畫留否？
我想佛像在當時是「四舊」，畫家又在台灣，留此畫豈非雙重罪過？於是決定燒掉。我躲在廁所，用火柴點燃了這幅畫，只記得公婆當時悽慘的表情。事後他們再也不提此事。
二十年後，我從大姑姐口中得知，當年我燒掉的那幅畫是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的傑作。抗戰時期，公公在蘭州國際救濟總署任職，與張大千先生是鄰居和朋友，張先生特地為公公畫了這幅坐佛。張先生所畫佛像不多，倘若留到今天，也是稀世珍品了。
也就是在燒畫後的十天，公公不放心他的九妹和四姐，打發我去北京鋼鐵學院看望她們。我稱做九姑的朱英是學圖書管理的，她一輩子與世無爭，兢兢業業工作。她的丈夫解放前病故，唯一的女兒自北醫醫療系畢業，1965年去了西康援藏。她的姐姐－四姑，快70歲了，一輩子未嫁，也沒工作，與九姑相依為命住在一起。我想這兩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會有甚麼事呢？
沒想到，一進北京鋼鐵學院，觸目皆是漫罵恐嚇的大字報，「砸爛」、「油炸」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打上了紅叉，血淋淋的漫畫及震耳慾聾的高音喇叭廣播就讓人覺得大事不妙。九姑家是一片冷清肅殺之氣，她們壓低了聲音和我講話，四姑更是提心吊膽，一面說話一面發抖。原來昨天紅衛兵來她們家了，警告九姑要老實交待「通敵」問題。
原來，公公姐妹中的老七朱禹，解放前去了香港。七姑是婦科醫生，醫術高明，醫德很好，不幸在香港病故，沒有子女。她的一位病人兼鄰居，有感七姑的恩德，將她晚年生病的情況及臨終照片寄給了九姑。九姑也回信表示感謝。這事不知怎麼被鄰居發現，告發給紅衛兵，九姑就變成「有海外關係」而「通敵」了。
九姑估計紅衛兵昨天來是警告，明後天就會來抄家，讓我趕快幫助整理一下東西。九姑家除了書就是書，九姑父是有名的航空發動機教授，國際航空界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李登科定律」，家中全是他遺留下的航空書籍和資料，真找不出甚麼「特嫌」證據。
我幫她收拾了一下，準備走了，九姑忽然拿出一個畫卷給我。此畫外面精心包了好幾層紙，打開一看，是一張毛澤東的印刷畫像。文革期間，領袖像在大街上根本買不到，毛澤東像是由上面發到各單位的，再被「請」到各家。當時很少買到畫框，老百姓拿到畫像一般是用按釘或漿糊貼在牆上。九姑的這張毛主席像，大約是五十年代末的，已經發黃了，邊角都破了，九姑小心用紙和漿糊從後面貼上了，但一看就知邊角曾破損過。
九姑說，「如果這張畫像被紅衛兵抄出來，可能會說我們損壞毛主席像，大逆不道，怎麼辦啊？」我說不能扔掉，如果被發現扔了會更反動，麻煩就大了，不如把它燒了吧。
我把像放在蜂窩煤上點著了，四姑當時在我身邊看著，嘴角歪曲著似乎在念叨甚麼，樣子怪怪的（後來明白她是因恐懼而抽搐）。把毛的像燒了後，我將灰倒掉，覺得輕鬆了，回去向公公報了九姑、四姑的平安。
一週後，我又去北京鋼鐵學院探望九姑，這次屋裡沒了四姑，九姑見我立即抽泣起來。她告訴我，四姑見我燒了毛主席像害怕極了，整天睡不著覺，說，「不好了，不好了，紅衛兵來找怎麼辦？」她曾想用煤氣中毒的方法自殺，被九姑發現了，後來就發抖、抽搐，折騰了三天就死了。她死後九姑不敢聲張，求圖書館同事草草將她火化了，連她的親弟弟－我的公公都沒通知。
我們同在北京近在咫尺，竟沒能見四姑最後一面。毛的一張畫像斷送了四姑一條命，嗚呼！聽到這消息我如五雷轟頂，腦子一片空白，全身木然，是我連累了四姑。從那天起，我的奶水就回去了。可憐我的女兒，出生四十幾天就斷了奶。
文革「革」掉的歷史文物、名家真跡何止千萬，因「衝撞」「偉大領袖」致死的冤魂又何以盡數？這兩幅畫、一條命不過是小小的縮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