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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徵文】書面辯護詞 89民主改革的歷史意義

——駁「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一文
更新: 2004-06-01 23:21:45 PM   標籤:tags: 任畹町

【大紀元6月2日訊】1990年1月完成於秦城監獄204樓·呈交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任畹町文集》缺編 )

引語:

1989年6月,在秦城監獄204號樓一層的7號大監室,我認識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大家圍坐一起,交流案情,相談甚歡,似有英雄相遇、所見略同、識見恨晚之慨。

同學們對我似有所聞並非陌生,報紙和廣播不時出現對我的點名批判,是因為「和平改革八位一體·全民參與四步行動·四元目標再造憲政」的「八四綱領」所傳播,我乘機宣講民主牆和「八位一體」。

一陣興奮過後,我開始起草這篇辯護詞,我希望以此表明,89民運不是我個人的案件。

悶熱的天氣,室內的談笑,使人難以構思,晚間無法按時作息,次日精神不佳,幾次拿起筆,又幾次放下,只好去學點英語。我計算,如果半年內外起訴,所剩時日不多了。我很清楚,將來走上法庭的是我而不是在座的學生們,從現在就要準備辯護,我十分焦慮。

幼稚的同學們不懂,學潮和民運,為什麼要由少數人代大家受過?為了削弱、損害我的影響和威信,獄方乘機挑撥離間,製造矛盾和疑雲。

十幾年後的今天,如果有人能看到這篇辯護,就能充分理解1989年我在獄中的運思、焦慮和苦衷了──我在為同學們,為自己,為整個事件辯護!我對獄友朗誦辯護詞,聽講者擊節叫好。最後一句是:「行動吧!去吶喊!讓世界再來認識我們。」

當我得知起訴延期時,我把文本呈交給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另行起草法庭辯護,最後定題為「《89民主改革與主權在民──駁反革命煽動罪》」。

90年冬,大部學生具結悔過,釋放回家,我和青年藝術劇院的董翔、王丹、理工大陳衛、清華張銘、政法大王志新等幾十人,從204轉到210樓的小號監室,過起了新的囹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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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六月是一個陰晦而嚴峻年代的開端。

世界最大的廣場上空曾經高揚過自由民主主義的紅旗。幾十年來,被我國人民初次體驗到真正做主,熠熠生輝的盛大的四月和五月已經飛逝而去。

然而,在科學與人民革命運動的編年史上卻永久地銘刻著民主牆時代的豐碑。

這個時代已經結束在它的巔峰上──偉大的1989──歷史不會忘記。

以民主牆運動為發端,歷經『86學潮『與『89』風暴的聖戰洗禮,中國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運動邁過了整整十個年頭(1978─1989)。

只有英國人民憲章運動(1838─1848)和德國狂飆運動(1770─1785)才配得與它相比美。

這個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前所未有,曠日持久地無產者人民群眾同新生中小資產者共同參與爭取民主社會和文化解放,反對農業集權官僚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運動。這是一次全面、光榮、連續地民主進步過程,是理性的沿法律邊緣的非暴力反抗,是真理與正義之舉。

10年來這個運動的客觀歷史任務是,要求在我國掃除封建壟斷和激進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及思想文化屏障,為新社會主義也為新資本主義的建立和開拓尋求前進的道路,為民族出路,為政治解放與未來多元社會的到來創造前提和準備基礎。

10年民主改革是歷史和人民的自由選擇而非外來的干予。

這一歷史任務的實現由於89運動的失敗與國際社會的制裁而被迫中止。

89風暴是一次具有國際意義的大事件,它的政治領先作用與世界歷史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89事變並不是象「社文「(「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簡稱)那樣簡單指控的「意在推翻社會主義重建資本主義的運動」,更不是一次能同中共直接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的「動亂」與「反革命」暴亂,而是我國人民爭取民主社會主義的浪漫嘗試以及這一運動的持續高漲和終結。

89民主運動的客觀現實與實踐本身比任何「推翻一個政府需要經過」的「論證」都要豐富、雄辯和精彩的多!

從89整個社會改革事件中可以找到包括「推翻一個政府」,所需要的科學的滿意的一切答案。 面對一部10年人民運動的改革史,面對一個歷盡8個星期億萬人民參與的中國巨大的社會政治洪潮,「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作者奢談什麼「推翻一個政府是需要經過論證的」,這種書獃子話!活一名舊事物的辯護士。

那麼就請去讀一下「費爾巴哈論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聖家族」吧!再睜眼看一看

蘊涵著歷史大氣概大跨度的89大事變,學做一個「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吧! 89風暴的論敵們完全低估了在40年(從反右開始)坎坷歷程中百煉成鋼,從10年民主之光的聖火洗禮中成長起來的我國社會改造黨人的理論水準與社會民主主義教養。

歷史不是平坦的羅馬大街,亦非筆直的秦皇御道。

1917──1989,兩大體系並存對峙。資本在全球占支配統治地位。從蘇維埃到中國的所有社會主義領地內所建立的,不過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兩重社會。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規定指出的客觀歷史內容,而非簡單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所不同的只是社會主義有時被提到首位,資本主義有時被提到首位,無論有多少面社會主義的紅旗都無法掩蓋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兩重矛盾和兩重本質。

89事件是客觀的我國歷史要求突破半社會主義半封建主義劇烈衝突的外殼,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劇烈衝突的外殼,為求取新的態勢和平衡,其結果,不是傾斜到新資本主義新路上去,就是傾斜到農業社會主義的舊路上去.

前者導向進步,而後者導向退步。對於共產黨來說,這仍然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歷史是親切的,也是冷酷的。

10年來,我國人民運動在民主與社會主義領域內出現的一貫地改造渴求及其實踐,完全是我國半農業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也是半農業社會半工業社會矛盾衝突的外部表現。

這就是我國的社會現實和它所處的歷史時代。懂得這一點,那些衛道的文人們就不會發出是「政治精英們將西方民主制度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種種無知腔調。

歷史從來沒有向今天這樣嘲弄著全球的社會主義,它遇到了早期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鬥爭時的情景。

當社會主義的集權統治階級在同國際壟斷資本竟鬥得難分難解時,各國的工人無產者和知識分子在後院普遍點燃了火炬。前一個較量尚未獲得結果,後一個敵人便接踵而至。

中國風咋起,民主雄風重抖擻。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紀念民主牆運動10週年的中國風又一次吹沸了世界的心,它撥響了一切有良知的正義者的心弦。

1989年3月,海內外數萬炎黃子孫、國際名人聲威浩大的聯名呼籲當局糾正民主牆案件,赦免釋放民主牆人的浪潮,演成了89風暴的前奏和序曲。

胡耀邦的去世不過是民主牆和86學潮錯案這兩大火藥桶的引信,遲早是要爆炸的。

這個總書記因而也成為與這兩大公案有牽連的悲劇人物。

中國民主改革的暴風驟雨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了蘇維埃在內的全部東歐大陸,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現代89中國風率領東歐新潮流,中國花開出了歐洲果。歷史第二次將中國同歐洲緊緊地寫在一起。

然而,中國卻又一次陷入了一個歷史大深坑。

歷史之反動以歷史之正動為補償,歷史之正動以歷史之反動為代價。

無論白鷹如何在波蘭共和國的國徽上重新戴上了王冠,無論「社會主義」的國名如何在羅馬尼亞憲法上被一筆抹掉,無論匈牙利工人黨如何分裂出一個社會黨,無論捷克斯洛伐克的權力寶座上如何登上了「七七憲章」派,無論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如何討論過取消共產黨一黨領導……無論是革命,還是復辟,是前進還是倒退,是如此的確鑿無疑,如此的動人心魄。

代代有進步,時時有迂迴,迂迴正如前進那樣不可避免,勢所必然,正如那弓與弦的統一。

象徵著革命與復辟的弓與弦,誰能保證說,弓一定代表革命,弦必然意味著復辟!

10年開放是我國農業社會主義的解體 、剝離與新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1989年僅僅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融合與搏鬥的開始。

當有人津津樂道中蘇兩國多年來的歷史成就時,恰恰忽視了如下的事實和結論。

英國社會現代化歷時183年(1649—1832)美國89年(1776—1865),那破侖時代的歐洲13國平均73年,一次大戰後有21國的現代化,平均用時29年(美·亨亭頓《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後人在前人經濟基礎上的現代化速度大大加快,

二次大戰後的情況就更加明顯,幾乎全部是私有制的成就。有70多年社會主義歷程的蘇維埃,不過是雄據世界軍事強國的交椅而已。這不是蘇聯人民的炫耀和福祉,反而是蘇聯人民受盡剝奪的最好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無非是這種路子。

89風暴昭告世界,中國人民並不希罕農業社會主義高壓昏暗政治下的強取豪奪,勇敢地追求著民主權利和抵制著政治壓制。

我在1979年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撰寫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與改革》中,在區別「社會主義「的繡花套鞋同農業社會主義的生活實際時,證明了我國早期的農業,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和平改造不過是農民階級的政綱要求和政治理想,而非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早產兒和怪胎。

其特徵是:專制性、空想性、壟斷性、反動性、落後性。其生產的代表形態是生產資料的簡單集中和對其它階級進行剝奪,是佔有形式的簡單變更而非生產內涵的漸進演變。

人民公社是國家農奴制的集體小生產,與之相適應的是封建性壟斷和封建自給的國營工業占有制。

我國社會並非舊有意義上的小農業社會主義,而是以人民公社制為基礎的大農業社會主義。

全國是一個大公社,是國家農奴制同原始村社的結合體。其政治文化形態是專制的大農業家長制,文革中復闢為地道的假共和君主專制、軍政府獨裁和集權官僚帝國。

其政黨形態是農民無產者同農民小資產者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主義激進黨。其軍事形態是農業社會軍國主義。

參照馬克思或現代經濟學,政治學的概念範疇,上述我國社會的要件描述是無可爭辯的。農業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這並非今日中國的罪過,今天不可為昨天負責。然而,今天卻是昨天的鏡子。

不管大地是否能夠接受,上帝和馬克思,釋迦牟尼和毛澤東極盡風情,浪漫地向人間撒播著自由與平等的精靈。

89事件是執政黨無力辯察民主潮流又無力駕馭這一潮流的活證據,辯護士們還在極力進行著「中共能夠領導中國事務」的鼓吹。唯心主義是一切執政黨的通病。

從民主牆到89風暴的我國社會改造黨人,為推進民族復興和祖國進步譜寫了血淚篇章。

歷史唯物主義通往民主主義沒有過時,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偉力,是歷史進步活動的破冰船和清道夫。

但是,在一個政治等級占支配地位的國家,人民是沒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可言的,憲法是絕對虛偽的。共產黨已經淪為既得利益的宗派集團,內部互相傾軋,爾虞我詐。在外部普遍頑固地排斥一切有思想有報國志向的中青才俊。然而,人民的偉力卻一再得到頑強地展現。

我國的經濟社會現實沒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人類現存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學範疇,無論是馬克思、凱格斯、後凱恩斯、新古典派、古典派。

10年來,我國社會從占統治地位的空想社會主義亦即反動農業社會主義演變為農業社會主義同新資本主義的矛盾統一體,應稱之為農業社會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辯證法的合理邏輯。我國社會將長期在這一矛盾鬥爭和相互依賴的關係中起伏發展。

共產黨正在演變為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

將我國經濟打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印章,將大大小小的新生資產者打上「社會主義企業家「的印章不過是對馬列的修正或者說是「創新」。但是不管怎麼說,它都是一種東西──資本。

辯護士們對我國的新資本主義現實毫無基本的知識和理解,卻奢談「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陳詞爛調。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在「重建資本主義」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正是「回過頭來搞資本主義」,補資本主義的一課!

辯護士們自己不懂政經,卻要反過來欺騙人民。

10年來,我國當局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打得火熱,在「和平演變」中建立起一個半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卻反而兇惡地將「和平演變」「推翻社會主義重建資本主義「這盆污水傾潑到89事件頭上,傾潑到中國人民頭上,難怪國際社會要制裁它。一是沒良心,二是倒打一耙。它越是富足,越是國力強大,豈不是對人民越是橫暴?

「封建社會主義」「法西斯社會主義」「假馬列主義」是經過1976年四五運動被提上思考日程上來的。這是10年文革的鍛造成果。

民主牆則形成並產生了「農業社會主義批判與改革」的思想果實,將反動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提上思考日程並整理成文。

10年前的我國社會改造黨人需要一個更深刻的思想去解釋現實社會主義的千種矛盾和萬種是非。當馬列主義的革命術異化為統治術之後,它在為政者的手中日益變得保守、猙獰和可惡。為政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死去。人民馬克思主義應運而生。

自由民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是我們批判現實社會專制性的尖銳武器。它來源於傳統自由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樣是我們批判反動農業社會主義的銳利武器。

馬列主義對批判農業社會主義和農民政黨比傳統自由民主主義更尖銳、更有效、更巧妙。我們可以從馬列武庫中找到批判現實社會主義,批判農民政黨的無數個論點和根據。

從新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是歷史正義,從新資本主義進步資本主義方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也是歷史正義。

恩格斯說過,不到實行國有制的時候去實行國有制,只具有反動的意義和效果。

新社會主義和新資本主義與日俱增,農業社會主義遭到了兩面夾擊陷入岌岌可危之境。「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棒不僅是限制新生資產階級的政治參與,也是打擊廣大人民群眾民主參與的一個省力而又荒謬的借口。

多年來,農業集權社會主義的官僚政治嚴重脫離人民,行政和參政機器被少數人壟斷,規定的公民權利毫無實施保障,特別是86學潮和民主牆兩大錯案,是我國政法機器滑向反民主反法制的典型例證。

「民主、自由、人權」,農業社會集權主義者們一聽到這些口號,自以為抓住了最壞的「資產階級」把柄,足證他們對這些口號社會意義的無知和為了打擊人民。

掌握著巨額國家財富的特權統治階級反而將出賣勞動力的廣大無產者、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指斥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請問,在中國,還有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和科學可言!還有什麼人民利益可言!

資產者同樣可以有社會主義要求,社會主義者的資產者大有人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並非不可逾越。

「資產階級自由化」應當正名為無產階級民主化。

全國高校學生是89民主運動的前導力量,先頭兵團,功不可沒。

對於執政黨領導的文化革命而言,89民運無疑是群眾自發性運動。

自發運動的對應面自然是「官方發動」。文化革命就是官方發動的。

鑒於學生的年齡、知識、閱歷等多種條件的限制,這個群體必然也必須受到來自高年級同學、本校教師、外校專家、民運人士的發動和影響,自覺抵制來自上層統治集團的擺弄和干預,而非「學生擺不脫精英的控制」。學生們的思想行為離不開開放10年來民主理念、西方哲學和國內民運的啟蒙,大量出版物,校內沙龍、講座等等。

應當將86學潮、89民運置於民主牆以來,開放以來的10年背景下,才能對「自發性」獲得合理解釋,89事件不是平地風雷。

說89事件是「自發性」運動,僅僅是比照官方發動的文化革命而言。正確地說89民運是有理論有領導而非自發的。

一是89事件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訴求;二是高校和工人市民的組織聯合。哪怕是追求「民主化進程」這種低淺空洞的口號也是一種理論綱領,更不用說提出「政治體制改造」了。哪怕是本校的學生會,更不用說「北高聯」「外高聯「的大社團聯合了。

理論指導和社團聯合是區別「自發性「的兩大要件。10年「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民主改革以及民主牆、86學潮,在模式上為這兩大要件提供了基礎。

沿法律邊緣的非暴力反抗一直是這一運動深入人心的宗旨。和平民主秩序是少有的最好秩序。

如果不向城內和廣場用兵,流血衝突是難以發生的。

為什麼六四之前的和平對峙持續了那麼長時間?而軍隊、坦克進城同暴力衝突的時間卻正好完全吻合?衝突責任在誰?! 

如果說,百姓的拳頭是暴力,那麼一定要用槍彈去還擊嗎!為什麼不首先使用非槍械手段!手無寸鐵的市民是否有能力促使坦克和軍隊進城並有力量挑起全市規模的武力衝突! 

很顯然,軍隊用兵在前、人民抵抗在後。人民不能為暴力衝突和流血事件負責。

每一次動盪使得未來的安定更為真實。動盪之前的安定更為虛假。像89暴風這樣的社會政治危機,誰煽得動?誰蓋得住?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也。

民主牆錯案和86學潮錯案,是89鏈條中最重的兩個環節,由此發生了更大的政治題目。

89事件是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體制制度化,程序化的重大缺陷已經無力適應現代政治群體的參與,動員與擴大了。

中國當局越是想從東歐事變的歷史潮流中作出相反的姿態,就越有可能被納入這一大潮中去。

中共當局60年代同蘇聯集團鬧翻,80年代同美國集團鬧翻,這道明瞭農業民族保守主義既同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格格不入,也同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大相逕庭的固有邏輯。不過是反「和平演變「的口號代替了「反修防修「的口號而已。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以89事件為轉折,又一次跌進了一個歷史大深坑。

俗話說: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四項基本原則同人民利益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重要課題。無論四項基本原則如何正確,恰恰在思想原則的文字規定上將人民利益棄置一旁,這決非偶然。

89事件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同人民利益矛盾尖銳化的結果。「人民主權」是馬克思的重要思想而非資產階級的專有。

馬克思在提到未來民主制時說過:必須使國家制度的實際體現者──人民,成為國家制度的原則。顯然,某一個政黨不是國家制度的體現者,就是說,某一個政黨的利益和統治原則不能體現國家制度。

只要反觀共產黨曾經如何反對國民黨的黨國一體的國家體制就足夠了。

如果民意機關不能體現國家制度,那麼人民將直接通過政治參與的各種權利方式來體現國家制度,正如89事件那樣。毫無疑義,國家首先是屬於人民的。只有民主憲法才具有合法性,然而還要通過人民來體現。不是人民眼中無憲法,而是憲法本身無力量。

是否在思想原則上而且在治國實踐上將人民利益置於首位,民主牆、86學潮、89民運提供了檢驗的三大標尺。

只有對人民運動放棄敵視和壓迫政策,才能消除內亂。善待這三件事,才是國家穩定的真正基石。

正如物理學曾經被伽利略、牛頓和愛因斯坦不斷改造過那樣,四項基本原則可以改造為五項基本原則。人民利益應當成為首要原則。

不少人都知道列寧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著名論點。是否還應當加一句,「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馬克思是異常堅定的自由的民主主義者,他就是從這裡通往社會主義的。然而現實社會主義卻步入歧途。

封建性專制性政法首先是防範和打擊個人自由的。20世紀的現代中國,為什麼不允許獨立的政治主張和公開的政治目的?對持不同政見者,當局可以不討論它,但是法律不應該不保護它。

對持不同政見者,當局可以不使其擔任政府公職,但是,強制勞動教養,則是非法的。勞動

教養的這一反動反人道職能,必須廢除。

四項基本原則不應成為新的宗教和神學。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面前,共產黨沒有獨家經營、壟斷解釋的特權! 

我國民主改革運動的10年是民主飛躍發展的10年,是對農業社會主義法制構成嚴重挑戰的10年。這10年,不是空談什麼「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直接選舉」、和「多黨政制」,而是在實踐嘗試著這一切。

請看:民主牆、86學潮、81選舉、89民運,充分表現了「社會群眾政治參與的動員與擴張「,向當局提出了「政治制度化的適應性」「整合、吸收、同化社會群體」等等實踐問題。

無數的「自由結社」、「自治組織「、「民辦刊物」的政治參與同時向當局提出了「壓力團體」和「辦報自由」的實踐問題。

海內外廣泛呼籲赦免、釋放民運人士提出了「司法監督」和「民意測驗」的實踐問題。

無數個提出獨立政治主張的持不同政見者,提出了「政治自由」「保護少數」的實踐問題。

播發絕食消息,播發對話實況提出了「新聞自由」的實踐問題。

89年的示威、集會、靜坐、罷工難道不正是在實踐上要求「確保人權的基本自由」嗎?

還有,召集人大常委會討論戒嚴不正是提出「立法監督」的實踐問題嗎?

軍隊干政導致流血提出了「軍隊中立」的實踐問題。

海內外華人政黨的紛紛成立提出了「多黨制」的實踐問題。不管還要拖多久……

君不見80年代的中國民主及其實踐同西方民主多有雷同,並且在多方面正式提上日程而非沙龍清談和書生議政的現實嗎?

如果「社文」的作者們不是官方唯心主義,怎麼會作出這是「將80年代的美國民主照搬到中國來「的翩翩遐想呢?

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功罪在於理。世界的博大,文明的精深,在現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之外,在四項基本原則和中國大地之外,仍有正義可尋,必有真理還在。

行動吧!去吶喊!讓世界再來認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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