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巴金的謝世讓我們再次刻骨銘心地感受到——在這片苦難大地上，「說真話」還是那麼難，難得讓人幾乎喘不氣來，在官方壟斷的傳媒上到處是一片阿諛奉承、粉飾太平的聲音，無休止的套話、空話、廢話，更可怕的是撒起謊來臉不改色心不跳，最近出籠的所謂「民主政治白皮書」就屬於此類，並不是沒有與此不同的看法，而是這里根本不可能得到公開表達的機會。真話被封殺的結果，只能是假話和廢話盛行。在真話無處說的地方，在不能說真話的時代，良知和正直等一切良好的品質當然都得不到鼓勵，相反，趨炎附勢、投機取巧、見風使舵，以及明哲保身、苟且求生、逆來順受將越來越成為世人奉行的人生準則。
巴金說：「真話畢竟是存在的。講真話也並不難。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說：『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個小孩子講出真話來：『他甚麼衣服也沒有穿。』」事實上講真話很難，要達到安徒生筆下那個小孩的程度尤其難，巴金生前就沒有能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真話。1989年5月，他曾寫信給大學生，說希望在你們這一代人的身上，所有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都會保護你們。等到血光閃現，他沉默了，再也沒有表示過甚麼意見。16年來的歷史，就是「說真話」越來越難的歷史，以巴金的地位之尊、影響之大，也沒有能做到講真話。
在說真話的空間被無所不在的權力剝奪之後，說真話確實太難了。當巴金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斷地呼籲「講真話」時，中國大陸已經足足有三十年失去了任何講真話的空間，所以他才會在痛定思痛之後，提出這三個字。而在1949年前，無論社會如何動盪，說真話的空間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所以，少年巴金可以熱烈地追求無政府主義，鞭撻一切萬惡的政府，青年巴金可以在他的文學作品中真實地寫出社會黑暗，控訴不公正的社會制度，更讓後人羨慕的是，他可以自己辦刊物，辦出版社。從1935年到1949年，巴金在文化社會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這完全是一家獨立的民間出版社，帶有同人出版社的性質，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憑理想、熱情建立起來的，包括他這個總編輯在內幾乎都是義務奉獻，他們出版了大量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即使在烽火連天、極為艱辛的抗戰8年中，他們也艱難地堅持下來了。那個時候，雖然他們編的《文季月刊》也曾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但他們可以換個名稱馬上就另創一個《文叢》月刊。只要知識份子還可以自辦這樣的同人出版社、同人刊物，證明那個時代說真話的空間還沒有封死，有理想的人們可以堅持說真話，而不必顧忌統治者的態度。民間辦報、辦刊、辦出版社在1949年後成為一個不能碰的禁區，從此中華大地成了鴉雀無聲的一家之天下，本民族最優秀的分子追求自由的努力由此進入了一個最為艱難、險象環生的階段，欲講真話而不能,包括林昭在內的許多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個不允許說真話的時代，巴金因為重新提出了「說真話」，而得到許多人的尊敬，即使他自己在說真話方面做得還很不夠，但只要我們還沒有找回無所顧忌地說真話的自由，他提出「說真話」這個題目本來的意義就是不可取代的。要擊穿一個時代的謊言、暴戾和不公，看似很複雜，其實也簡單，只要人人做到講真話，張牙舞爪的權勢力量就會原形畢露、露出光屁股了。因此講真話很難，現存的權勢力量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阻止真話，千方百計地用一切可能的東西替代真話。越是這樣，我們的生活中就需要真話。一個容不下真話的民族是可恥的，也是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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