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4日訊】一 分裂的羅馬帝國成就了西方
自秦始皇通過武力征伐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觀念就變成中國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絕對正確——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佔據著道統制高點，而從來不問： 1，如何統一，是武力強制下的統一，還是自願結成的政治共同體？ 2，生活在大一統中的國民，是主人還是奴隸？ 3，如果統一意味著武力吞併和更深重的奴役，這樣的統一還有必要和道德正當性嗎？
如果說，不問是非善惡的大一統觀念在古代中國佔據主導地位，還可以得到歷史性的同情理解的話，那麼，當人類社會進入後冷戰的自由主義時代之後，再固守這種「統一即最高善」的觀念，無異于停滯在秦始皇時代。
反觀西方對大一統觀念的認識，古代與現代非常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曾經強盛一時的羅馬帝國衰落之後，西方中古時期的知識份子，大都為羅馬帝國的分裂而痛惜；而現代西方研究制度演變史的大多數學者則認為，西方的幸運源於羅馬帝國的衰落，之後的長期分裂狀態保住了這種幸運。先是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繼而是西 羅馬帝國分裂為諸多王國、公侯國、城邦、教會領地等政治實體，使西歐逐漸進入了分權自治和政教分離的狀態，並自發地演變出自由制度——經濟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憲政。自由制度因其善待人性的優勢而逐漸變成世界主流文明。
反觀保住了統一的東羅馬帝國，它統治下的東歐進入現代文明的步伐之所 以緩慢，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憲政，則源於代替崩潰的羅馬帝國的不是分裂，而是又一個准世界性帝國的建立——拜占庭帝國。相對於分裂的西羅馬帝 國，東羅馬帝國曾經是強大的，拜占庭擁有大統一的霸權，但由於政教合一的專制式管理方式，最終在長遠的制度競爭中敗下陣來，且一敗塗地。
分裂的軟弱的西歐率先實現了政教分離、地方自治、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議會憲政，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之後又是大英帝國的分裂和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使後來居上的美國成為當今世界的最自由最強大的地區。而在東方，一直保持著大一統帝國的諸國（拜占庭帝國、中國、印度……）全部衰落，以至於進入20世紀後才不得不從頭學習自由資本主義。
西方的分裂和東方的統一之所以帶來不同的結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是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和各利益集團 討價還價的結果，但在諸多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乃在於對自由與奴役之間的不同選擇。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演變逐漸形成了關於「權利神授」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觀念：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自由和尊嚴以及福祉源於上帝，而國家、政體及其統治權力乃世俗社會的產物，其構成原則必須以上帝法為道義皈依。所以，人的自由，有著遠比民族或政權或國家更神聖的價值，不僅高於統治權力、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於人之生命本身。
故而，一方面，國家是為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必須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落實到每一個體，通過法治來保障個人自由和維持社會秩序乃國家或政權存在的最大 道義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構成暴力威脅或強制侵犯，在其他手段用盡而仍然無法改變獨裁保證的情況下，那麼反抗國家權力對人的自由的貶損，拒絕民族利益對個人自由的吞噬，就具有充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為反抗暴政和捍衛自由價值而獻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人與其他動物相比的最大優越，就在於人是會思想的生物，所以，觀念不僅能改變觀念，更能通過改變人的觀念來塑造歷史和制度，形而下的世俗制度的道義基礎來自形而上的超越價值，是超越價值的道義正當性賦予世俗制度以道義合法性，信奉什麼樣的價值觀決定了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正是在「神賦自由」觀念的引導下，分裂的西方才能把「神律」逐漸落實為「人律」，讓人擁有選擇的自由，讓社會給個人以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給住民以自決權利，給社團以自治權利，給信徒以宗教自由，給企業和商人以買賣自由。正是法治下的自由使社會具有了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
然而，那些沒有這些自由的龐大帝國，給人帶來的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強制性奴役——個人沒有財產權利、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住民沒有自決權利，社團沒有自治權利，信徒沒有信仰自由，企業和商人沒有買賣自由。所以，無論這樣的帝國曾經多麼龐大、多麼不可一世，也只能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強盛一時，而無法獲得長治久安的社會秩序，當人類一跨進現代化的門檻，仍然固守著中世紀帝國的獨裁文明也就必然衰落。
二十世紀中期，共產蘇聯也靠強制極權建立起龐大的紅色帝國，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蘇聯依靠軍事強權收編了眾多加盟共和國和一大批東歐衛星國，成為與美國相抗衡的另一超級世界強權。但到了世紀末，前蘇聯紅色帝國似乎在瞬間就徹底崩潰，強權下的統一體及衛星國也隨之瓦解，東歐又上演一出類似羅馬帝國崩潰後的西歐分裂的歷史劇，靠暴力強加的統一體必然解體之時，也就是附屬國重新獲得自由選擇的權利之時。戈巴契夫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和平地讓東歐諸衛星國脫離前蘇聯的極權同盟；葉利欽執政時期做得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和平談判促成了前蘇聯帝國的解體。這些已經擺脫了蘇聯強權的東毆諸國，這些獲得或獨立或自治的加盟共和國，其民眾也大多獲得了基本的自由權利。
換言之，在付出了超常代價才掙脫了被強制的奴役而獲得了自由之後，所有的昔日附屬國決不會再重蹈幾百年前的覆轍——用被奴役的代價維持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或蘇維埃帝國。
無獨有偶，在中華帝國的演變史中，也上演了類似的歷史劇：大清帝國衰敗之際被迫脫離本土的地區香港和臺灣，儘管這種脫離是殖民時代的產物，充滿了被外族強制的屈辱，卻在世界文明的整體進步中，有幸先於本土而得到現代文明所賜予的自由和富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稱融合了56個民族的大陸本土則全面落伍，當初以為從此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在擺脫了殖民者的強制之後，遭逢的非但不是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更全面更殘酷的極權式奴役。雖然，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死後改變了統治策略，開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雖然，拜現代文明所賜，中共獨裁統治的高科技手段（特別是通訊、交通、武器）有了明顯的飛躍；然而，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仍然處在中世紀的帝國時期，至今仍然沒有放棄建立更龐大帝國的中世紀迷思，對內不給少數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對外不承諾 放棄用武力統一臺灣，以獨裁強權干涉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舉步為艱。
二戰後，現代文明的一條重要原則就 是「住民自決」，它是由個人自由乃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中引申出來的，並得到最權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承認。在此一原則下，任何統一的達成和民族衝突的解決，皆不是取決於強勢一方的武力強制，而是取決於少數民族的自願選擇，一旦強勢政權依靠武力來解決民族爭端和統獨之爭，必然造成大規模的種族歧視、人權災難和社會動盪。特別是當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甚遠、政治制度截然對立的情況下，如果強勢一方不尊重弱勢一方的民意而採取強行的武力統一，一來現在的國際社會決 不會漠然視之，二來現行國際規則允許國際社會進行人道主義干涉。
如果統一只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