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第十六章：入「另冊」殉難者眾
反右高潮中，毛澤東說了這樣的話：「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真死也罷，裝死也罷，對這些命如螻蟻的小人物，毛澤東是不存憐憫之心的。許多入了「另冊」的右派，在看到同這個政權無理可講之後，就只有以死抗爭了。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上海市當局在郊區某處集中全市各機關、學校送來的右派份子，然後一批批地押送到外省的勞改農場去。但是不少人沒有活著離開那裡，他們在被押走之前選擇了死。
多少人自殺了？自殺者太多，多得無法統計。死者多，死法也多。有女學生在宿舍用頭撞暖氣管而死的，有服實驗室的氰化鉀而死的，還有吞食火柴頭自殺的。
清華大學旁的鐵路常有自殺者臥在那裡。跳教學樓的不稀罕，爬上高聳的煙囪縱身往下跳的也有。
北京頤和園後山有一棵歪子老槐樹，早上時常有一、兩人被發現吊在那裡。淺淺的昆明湖，時常有人往裡跳，有的人身子插在淺淺的湖底淤泥中，雙腳還露在水面上。
風景如畫的北京大學校園內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難地。
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自然沒有反黨言論。但他人還在外國，學校就造出了一個「余（瑞璜，物理學家）、丁、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把他定成了右派。丁返國後回到北京大學擬繼續編寫教材的工作，可是東北人大卻電話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對國內來勢兇猛的運動毫無思想準備，即投身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死了。
雲南昆明的資本家、政協委員湯汝光本以為自己聽黨的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消息傳出，他也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則良和湯汝光尚未被鬥就先一了百了，沒有受罪。有的人則是在被鬥得生不如死的情況下，不得不尋短見的。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學生江鳳英，是核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甚麼？》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為全校要「鬥臭鬥垮鬥倒」的頭號目標。她被連續鬥了三天，昏倒在台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鬥，直倒下後噴水也不靈為止。她被抬回宿舍後，當晚就跳了樓，成為反右的又一名祭品。（注２：林學政《陽謀》，引自《從大陸看大陸》一書。林是福建師大右派學生。）
雲南大學中文系有四名同學，因為向系黨總支部的領導提了意見，一併被定為右派份子。因不堪批判鬥爭的侮辱，其中一位共產黨員跳湖自盡了。
既能演、又能導的「天才表演藝術家」（中國早期電影藝術大師黃佐臨語）石揮，不久前導演的電影《雞毛信》在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得過獎，反右時剛完成一部根據真事改編的電影《霧海夜航》。由於片中有一幹部是個自私自利的傢伙，算是「誣蔑黨的幹部」；他平時說的笑話（指管理製片廠的電影局的人為「警察局派來的警察」、「咱們拍鏡頭都要經過警察局（批准）」也扯來作為罪證。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之後，他登上自上海至寧波的輪船，在真正的霧海夜航中跳進吳淞口
外的揚子江，年僅四十二歲。
去了台灣的文化名人胡適只有一個孩子胡恩杜留在大陸，他也是無數不甘受辱的自殺者中的一員。胡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人民日報》在發文報道該校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胡恩杜兩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時，特別注明胡是「胡適的兒子」。（注３：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胡適是僅次於蔣介石的「大壞蛋」，這樣一來，胡恩杜也就沒有活路了。儘管他早在共產黨剛進城執政時，就已經公開宣佈同「反動」的父親劃清了界線。
廣東某縣一位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學區右派指標缺一個時，被補入名單湊了數。他被准許留校，撤職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只能教不涉意識形態的數學及做雜工。工資沒有，每月僅得十五元生活費。他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鬥及辱罵，終於尋了短見。死後，縣廣播站對全縣宣佈：「右派、特務、反革命份子ｘｘ畏罪自殺，死於汽車輪下……」（注４：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四十八頁。）
死者聽不到鬥爭會的口號聲，但這不等於鬥爭會就可以免了。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女技術員黃倩，是上海過去的地頭蛇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台灣，只因寫了一份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捨、培養、使用和鑒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鑒別和評價……」被定為右派。一連幾天幾晚的鬥爭，鬥爭之餘又打掃廁所，這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受不了，上吊自殺了。但第二天，設計院禮堂卻掛出了橫幅：「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在黨委安排下，大會對死者批判道：「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用死來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醜惡……」（注５：見香港自聯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行《鳴放回憶》一書，小鏈《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鳴放記》。）
「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倫生。」自殺成功，痛苦也就消失。最可憐的還是「自殺未遂」，繼續在人間煎熬的。北京地質學院一個學生，被鬥爭後爬上了該校的大煙囪。他已打算一蹤了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邊好言相勸，竟被說服，又爬了下來，他一著地，當局的好話便立刻不算數。他被逮捕入獄，從地質學院消失，再也無人知其下落了。
年輕的《北京日報》女記者張滬，因為自己、丈夫、父親、弟弟都成了右派，過夠了在苦痛中勞改的日子，一下吞服近百片安眠藥，打算一了百了，但不幸被過早發現送進醫院而獲救。出院時，她與丈夫從維熙去向醫院院長道謝。也是女人的院長當著她的面說：「當時我們不知道張滬是個右派份子，如果知道的話，我們不會費那麼大力氣去進行搶救！」說完便逐客，好像在告訴張滬：「你本該死的。」張滬這位十二年前才十六歲時就在上海秘密加入共產黨（成為右派的父親、弟弟也都是老黨員）的人被黨棄如敝屣，過不了多久就因為「自絕於人民」被嚴加懲處。她與原為報社編輯兼作家的丈夫從維熙一同被勒令簽字畫押，一同上警車，一同成了囚犯。
張滬是個小人物，對中共沒有價值，自殺不遂還得坐牢。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陳祖沛（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受的待待遇便客氣得多。他因被指為「章乃器的廣東代理人」、「陳祖沛右派集團」的頭子，在七鬥八鬥之後憤而跳樓，幸虧只跛了一條腿，人還活著。由於他是中共建國初期自香港挾資歸國的，中共著眼於仍在香港、海外的大資本家，便未再對他窮追狠打，保留了他的「政協委員」的資格，更沒送他去坐牢。
自殺並不見得是因為懦弱。有人因為見到與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劃為右派後受盡凌辱，為免自己受辱而預先尋了死。有人因為親人被鬥爭，不願與之「劃清界線」而寧可玉碎。有一位中學生因為說「蘇聯並不是真正幫助中國，他們把中國的雞蛋、蘋果，好吃的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而被檢舉，當局便責令其父「揭發」。父親不願傷害兒子，臥了鐵軌。
也有母親因為孩子成為右派而自殺的。鳴放期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的秘書吉世林奉謝之命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說謝欲在家中見她。後來接見時吉也在場陪同。林被指定為「大右派」後，吉也受累落網。老婆離婚帶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農村監督勞動。老母親見此，憤而上吊自殺。吉從此孑然一身，開始了漫長的賤民生涯。
還有父親因為兒子成右派而活不下去的。此人名蔣維喬，又名因是子，是一位氣功師，著有《因是子靜坐法》。毛澤東年輕時曾「自信人生二百年」，那是信了這位名氣功師的「廢朝食，可以二百歲的理論。一九五七年時，因是子已八十多歲。一天，他的兒子回到家中，告訴他自己成了「右派」，他當即說「我不想活」了。轉身上了練功的小樓。待他兒子醒悟上樓，他已安靜的死去了。
對於因是子的死，謝覺哉說過一段話。他於一九六○年給中共另一元老徐特立寫信道：「因是子曾來說法，歸真返寂已三年。……一九五七年來北戴河療養院講法（即氣功療養）……八十一、二歲，估計他還可以活若干年。頃聽黃任老（黃炎培）說蔣老死已二三年了。大概來此說法回去就死了。氣功療養也不過如此。」（注６：見《懷念謝覺哉同志》第一七五頁。）
謝覺哉以為因是子未能長壽，是因為他的氣功療養法不靈，卻沒想過他是自殺。但他確實死得蹊蹺，那是因為家中出了右派，子女們不敢張聲而已。若非兒子成了罪人，他是絕不可能這樣死去的。
對常人來說，跳樓是最簡單的解脫之道。如上海《文匯報》管理部副主任梅煥藻就是這樣解決的。但這並不等於跳樓者一定就是右派。《中國青年報》編輯戚學毅，自己並不是右派份子，但他不願如別人一樣，違心的去批判自己的同行劉賓雁。他不願「帶著銹損了的靈魂而活下去」，就在批判劉賓雁的大會現場跳樓自殺。他當然不是死於中共的迫害，但他的死卻比右派份子的死，更深刻地揭示了那場大規模迫害的恐怖。那場古今罕見的政治迫害，不僅摧殘了近百萬被打成「敵人」的右派份子，而且製造了數以千萬計的「銹損了的靈魂」。無數人為了保護自己，明知被鬥者是好人也要去打一棍子。這對民族的戕害，實在要比致數萬人於死地的迫害更為深重。
一九五八年新年年三十那天，北京西郊幾所大學的右派學生、助教、講師接到通知，自帶鋪蓋到某處報到。報到後摘掉校徽，上車，開到派出所，一個一個按指印。認為自己沒犯罪，拒絕按的則由幾個警察架住，扣上手銬，強行按上指印，而後押上大客車。車廂首尾各有一個端著手槍的警察監視，每個人必須低頭，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車子開進市內的半步橋監獄。許多學生流著眼流吃完了年夜飯。
十天後，這些右派們與刑事犯一起，在半夜裡被解押到火車站，轉運到北京以東一百餘公里的茶澱車站。下車時，四周房頂上架著機槍，另有一支馬隊監視著犯人的舉動。
這就是著名的清河勞改農場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場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數是「勞教」的右派，少數是刑事犯。右派也有個別是「勞改」。「勞改」的沒有工資，「勞教」的則按體力強羽發給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資，再交回十元飯錢－－嚴格按照「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行事。
住處是個「口」字型的建築，中間是空地。四個角上各有一個崗樓，架著機槍。
幹活時，地裡四個角都有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間休息在地頭吃飯，每人兩個玉米面窩窩頭、兩根蘿蔔條。從伙房運到地裡，玉米窩頭已經凍得很硬，咬都咬不動。每人每月定糧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頓大米飯，兩周可以吃到一頓餃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後，由於「大躍進運動」、「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經濟崩潰，全國陷入了饑荒。勞改農場自然是首先削減糧食供應的地方。每個犯人，包括只是「勞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內，從一九五九年底開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勞動量並沒因此而減輕。人們逐漸虛弱，連鐵鍬也握不動，收工回來連爬上炕的力氣都沒有了。當人都浮腫的時候，便開始死去。一個分場竟至有一個小分隊的任務便是埋人。
本來，勞動已經免了，但春天來了，年輕的都被集中送到某處去春耕。三分場半數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數是刑事犯，大多數是學生，從北京西郊來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工業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等校的右派份子。由於食物不足，勞動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隊伍全都倒下了，沒有一個活到夏天。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的兩位右派學生張心濤、劉雪峰，本來一個壯實得像張飛，一個長得又高又大，身體特別好。兩人被送到春耕隊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也是清華電機系的楊小平，當時身體虛弱得不行，沒被選中，結果反而活下來了。
由於未經審判，或者說由於不是犯人，無須審判，勞動教養的右派們不知道自己要被教養多久。捱過了一九六○年的饑饉，一般倒也不再有餓死之虞。大家只盼著能挺到解除教養、回到北京去的那一天，誰料六一年年底，當局向右派們宣佈：教養是四年，六二年春天到期，但是北京要辦成「水晶城」、「玻璃城」，不能收容壞人，所以右派解除教養後全部留場「就業」。這樣右派們就注定終身不能回到正常人的社會中去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中蘇東北邊境鬧磨擦，中共怕蘇軍從渤海灣進攻，直取北京，而清河農場正是從渤海灣到北京城的必經之地。勞改犯人以及已經解除勞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業右派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儘管其中不乏因「反蘇」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這樣右派們便被遣送回原籍農村，清河農場作為右派勞改場所的歷史終於在六九年底前後結束，歷時計十二年。（注７：在清河農場呆了十二年的北京大學一名右派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在中國的東北角，有一大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自從一百多年前俄國人掠走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那塊豐腴的土地之後，這塊處女地就成了中國東北的邊陲，俗稱「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陸續在那裡開闢了農場，轉業的人民解放軍一批一批的到達那裡，年輕的國家建設者也一批批到達；同時，囚犯和歷次運動中被整肅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這裡。有部電影描繪了那些墾荒者的創業生涯，許多人至今還記得那些英雄好漢們坐在雪橇裡，在雪原上唱的詼諧的歌：「北大荒來真荒涼，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沒有大姑娘……」一九五五年周恩來總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蘇邊界上的興凱湖旁建了一座農場，專收北京送去的「勞教」、「勞改」犯。到了五八年，那裡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處。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車站忙了好一陣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凱歌聲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開往北大荒勞改營的火車。
右派份子到了農場，全部衣服包括內衣褲都用油漆寫上「勞改」二字。這樣，除非赤條條的跑或永遠畫伏夜出，絕無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於政府的「寬大」，他們不是犯人，沒有刑期；但這樣一來出頭之日就是個未知數，也可能遙遙無期。勞改營的某些規則適用於右派與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線（包括勞動時的許可活動範圍）者，武裝人員有權開槍；家屬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經當局拆閱；口糧以相當於一個小學生的標準配給。他們的待遇比當年被俘的國民黨官兵不知差幾許，理由是俘虜繳了槍就不再危險，而思想反動的右派份子在還沒有改造時等於還沒有繳械，因此仍算危險份子，不可優待。
甚麼樣的人送北大荒？甚麼樣的人都可以，只要「罪行」夠得上「勞改」或「勞教」。
劇作家吳祖光以及「吳祖光反黨小集團」的成員都去了北大荒。吳三十年後寫過一篇記述《人民畫報》副主編胡考的文章，說「從此以後好多年都不知道胡考的去向」。其實，胡也在北大荒勞改，只是北大荒地方太廣，彼此不知音訊而已。
《人民畫報》的另一個副主編丁聰也被送到北大荒去了。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前夕，周恩來撤離上海之前，曾將丁聰等人找去，要他們保護自己，免被國民黨當局加害。丁聰等便於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利才回北京。如今中共要抓人，誰也沒處躲。後來周恩來把他們從北大荒放回來，已是一九六一年的事了。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戰歌曲。一九五二年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大批人受迫害。大概由於共產黨身份被暴靈，王瑩夫婦於五四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獲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Ｐｅａｒｌ Ｓ． Ｂｕｃｋ）等人的聲援，被驅逐出境，於年底回國。一年多後他們參加工作不久，即遇上整風反右，謝和賡落了網。中共將這樣的愛國人士掃進右派堆中還嫌不足，一九五八年又將謝押上了去北大荒勞改營的火車。這一回，再沒有人為他們呼籲、鳴冤了。
到了文革中，謝和賡坐了八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則更慘，一九六七年被抓入牢房後就再沒有活著出來，七四年死去時，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一個代號「六七四二」。
這裡應當為一些勇敢、堅強的女子記上一筆。她們在丈夫無辜獲罪後決心與丈夫共命運，主動隨同來到北大荒。她們的丈夫是罪人，當然不配享有夫婦獨處一室的優待，入夜，幾十名勞改犯在一大統鋪上逐條躺下，兩端靠牆處則各睡著一位女性，緊貼著各自的丈夫。這些女姓就在這種窘迫的環境中開始了其北大荒的生活。
右派們在北大荒，真正受到了那種「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鍛煉，由於餓、累、病而拖垮、死去的不知多少。越南華僑中有個老革命家張式，由於開辦越華文化公司，專向華僑出售進步書刊，被法國殖民者驅逐到香港，回歸祖國後擔任民盟中央常委。他作為一名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勞改，不明不白的死在那裡，成為許多殉難者中的一員。
上海出版界的老人、作家巴金的朋友盧芷芬也是送往北大荒並死在那裡的右派。巴金說「盧芷芬甚至給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竟然死在那裡，據說他臨終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注８：巴金《隨想錄》第五卷第一一三頁。）看來是餓死的。
死在北大荒的民族精華的名字無法一一追蹤，但這裡還可以再提一位。一九五一年，名歌唱家張權自美歸來，周恩來曾出席她的第一場演唱會，鼓勵她永遠為新中國歌唱。現在她成了右派份子，被趕下舞台，趕出了北京。因為是女的，她未被送去北大荒。她的丈夫，中央歌劇院的合唱指揮莫桂新卻未能受此寬大，作為右派大軍的一員，他被送到興凱湖農場，不久就死在那裡，再也沒有回來。
北大荒的多數死者同莫桂新一樣，是餓死的。但也有人採用了自殺手段對當局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表示抗議。北京協和醫院（中國醫科大學前身）學生林澄，作為右派份子被發送到興凱湖農場勞改。因勞改農場的幹部也找他治病，他有行動自由，住單間，還能吃上為幹部設的小灶。但是他用一把手術刀割開自己的腿部動脈，死在興凱湖邊。
也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北京俄語學院的一個右派學生，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時曾抗議：「我沒犯法，為其麼要按指印？」結果當場被扣上手銬，幾個警察強行制服他，按了指印。由於他「態度惡劣」，須予嚴懲，在別的同學由北京半步橋監獄押往清河農場時，他卻單獨被送到了興凱湖農場。在那裡，這個性子剛烈的青年決定逃跑。可是，當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蘇聯方向奔跑時，背部中彈，再也沒有爬起來。（注９：同注７，一九六一年，興凱湖有一批右派調到清河農場，將此事告訴了北京大學這名右派。時隔三十年，他忘了那名死者的名字。）
各人命運、造化不同，在北大荒也有人未受大難。北大荒本有一批為開發邊疆而獻身的愛國者，有幸投到他們門下的右派們便沒有遭太大的罪。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匆匆提前結束在美國的學業、回國參加抗戰的土木工程博士李溫平，戰時終終在西南大後方建設公路橋樑。當時為了打開一條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決定與盟軍合作開闢一條中緬公路。作為中方的主任工程師，李在那個工程中立了大功，於一九四六年榮獲美國自由勳章。這位不為人知的抗日英雄，一九五七年時是建築科學研究院的一個研究室的副總工程師，鳴放中沒有甚麼言論，但他是農工民主黨北京市的聯絡人，章伯鈞請工程界人士吃飯，名單是由他提出的。《人民日報》發文《在章伯鈞直接指揮下，李溫平在工程界搗亂》，以後他便頂著右派帽子到了北大荒勞改營。來到北大荒後，他以其專業知識幫助農場大幅席提高了水利工程的效率。該農場領導人立即將他提拔為自己的助手（雖然他無權正式任命一個右派），並向上級打報告，要求將這位勞改犯的工資由犯人的最高月薪三十元提高到與自己相同的一百三十元。在這位不知名的幹部愛護下，李博士終於在北大荒尋到了一塊報效祖國的用武之地。他不僅活了下來，而且終於能在二十多年後赴美領受了那枚久違了數十年的自由勳章。
一九六一年前後，由於發動「大躍進」而引致全國性的饑饉，二千萬農民餓死，毛澤東的左調才有所收斂，於是中共其他的一些領導人才得以著手做一些拯人民於水火的好事。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長張執一向周恩來請示說：「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紀，可不可以讓他們回來？」周問有哪些人，張答：「譬如聶紺弩－－」
聶紺弩（詩人、文學家，中國作協黨組成員）的妻姐是周恩來、鄧穎超年輕時在天津發起的「覺悟社」的成員，與鄧情同手足，因此鄧一直稱聶之妻周穎為「阿妹」，周恩來也就稱聶為「妹夫」。有此關係，周恩來自然要搭救聶。但他又欲不露痕跡，便答道：「聶紺弩？這人吊兒郎當的！讓他們回來吧！」（注１０：《報告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週一句似乎漫不經心的話，解放了一批中國文化界的名人，使這些民族精英（包括吳祖光等）走出了勞改營。不過，總的來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受到的摧殘實在太大了。
從北大荒向西走，是中國的森林寶庫大興安嶺。北京曾一批送去過十二名右派知識份子，多年後活著回京的只有一位（王孚慶，中國新聞社編輯）。（注１１：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總第九十六期中《陸鏗新聞信》。）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兩千名左右犯人全是知識份子，絕大部份是右派。一九六○年前後，兩千人中死了一千六！（注１２：畫家高爾泰在蘭州成為右派後被送到夾邊溝，因被公安部隊調去畫宣傳畫，待遇比其他吃不飽卻還要干重活的難友好，因而得似倖存，活著走出夾邊溝。此處引述的數字由他提供。在甘肅、青海幾處勞改營先後呆過十幾年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告訴本書作者：他的同學、右派李克嘉死在夾邊溝。一九八○年前後，甘肅的右派全被平反、獲釋，交流信息後，大家一致認為夾邊溝死人最多。對於一千六百這個數字，他認為應當是可靠的。）
從酒泉往南不遠便是「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從廣東押往青海勞教場的右派能生還者僅有二成」。（注１３：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四十六頁。）
廣東省境內的主要右派勞改地三水農場，離廣州不到百里，死亡率約為百分之二十。（注１４：同注１３，文內說：「該場勞教份子醫生曾恩濤博士（已故）告訴我，估計知識份子勞教人員的死亡率占總數百分之二十左右。他曾解剖屍體證實，死者肝部沒有任何營養儲存。）
廣東一個礦體分散，無法用大型機械開採的老礦，在井下挖掘的不是掛白牌的刑事犯，就是掛黑牌的右派。原始設備加低賤的勞力，結果便是用人血換礦。幾年過去，二十一名右派中，除跳崖自殺者外，因坑道塌方被壓死四名，因病死去二名，因傷致殘者四名。（注１５：同注１４，第六十三頁。）
反黨份子們絕大多數是飢餓加勞累而死的。只要管理勞改農場的幹部們通點人性，其中大多數可以免於一死。譬如新疆塔里木某處，南邊是戈壁灘，東邊是羅布泊。一九六一年四月，勞改犯的工作是挑土築壩，可是「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摻駱駝刺（戈壁灘上的一種野生植物）做成的澱粉饃。過了不久，一些『反黨份子』就進了墳墓。」不久，一位好心的、知道將犯人視作人的陳處長「派人送來十七匹駱駝的黃豆粉，從此，每天早午兩餐加勺豆漿，這才減少了死亡。」（注１６：這是一位某省冶金設計院送到新疆塔里木去的勞改犯的回憶，引自秦兆陽《兩封信引起的故事》。見北京《當代》文學雙月刊一九八六年三月號。）
要是每個勞改農場都有那麼一位陳處長，許多人是會活下來的。新疆這個勞改農場當時的死亡總數是個謎，但有一個官方數字可用以參考。一九六○年，甘肅省寧縣的子午嶺「省辦勞改農場犯人死六百餘人」。（注１７：一九八八年版《寧縣縣志》第十六頁。）
由於甘肅省官方說這六百多人死於克山病，未提及飢餓、勞累，我們且看另一處的數字。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外語學院右派學生王升陛由一輛囚車送至安徽一處勞改農場「勞動教養」。據他回憶：六○年初，「我們勞改隊四百多人，差不多都餓死了，最後活著的只剩下二十幾人。」（注１８：《中國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號第二十一頁。）
死在安徽的右派名單如今恐怕已無法統計。除前述作曲家陳歌辛之外，劇作家汪照也在備受折磨後死在那裡。至於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可能全都已經湮沒在歷史的塵灰中了。
湮沒在歷史中的還有一批十幾歲的青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對官方制定的升學政策不滿而罷課，遊行示威，並衝擊了縣委、縣政府。為給反右制造氣氛，當局馬上宣佈那是「反革命暴亂事件」，逮捕了十幾名學生，槍斃了三名。（注１９：一九八九年版《漢陽縣志》第二十頁。）等到二十八年後中共中央批准為案子平反時，已經沒有甚麼人記得那些殉難者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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