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亞洲時報記者垚遠8月16日撰文)近年各地“駐京辦”官員的腐敗案件頻頻發生，有關“駐京辦”的腐敗問題成為中國反腐敗的新熱點。有分析就認為，駐京辦腐敗的根源，說到底就是兩個字：人治。
中國官方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經濟特區以及中央級的大企業等在京共設辦事處５２家。為了跑部委，要項目，收集信息，也為了自己到北京時有一班嘍囉簇擁著有點派頭，駐京辦已成為各地方諸侯都十分重視的單位。
近年來各地駐京辦官員職務犯罪人數就不斷攀升，見諸中國媒體的最少包括以下貪官：河北省政府駐京辦事處原主任王福友（正廳級）因貪污、挪用公款、受賄三罪被判無期徒刑；成克傑案中，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駐京辦事處副主任李一洪犯賄賂罪被查辦；瀋陽“慕馬案”中，瀋陽駐京辦事處主任崔力（正廳級）大肆索賄錢財，貪污公款被懲處；大慶市國稅局局長那鳳岐貪污受賄案中，原大慶駐京辦事處辦公室副主任李洪波與那鳳歧勾結共同貪污被查處；廣州市原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兼北京廣州大廈籌建辦公室副主任詹敏（副廳級）受賄２０萬元被查處；江蘇省駐京辦原主任吳廷祥（正廳級）因受賄、挪用公款、怠忽職守三罪被判刑１９年。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被揭發有腐敗問題的駐京辦官員，不少是跟其上司的腐敗問題也遭查處有關。其中，王福友是因為李真一案而遭查處；李一洪是跟成克傑案有關；崔力是跟慕馬案有關；李洪波是跟那鳳歧案有關。所以，幾乎可以肯定，還有不少駐京辦的腐敗問題仍未曝光，只是其他駐京官員的後台仍然大權在握，他們的問題才未被抖出來。
有一種意見認為，現時中國的法規不足，才有駐京辦腐敗的問題。其實，現時的法律其實已有相關條文去打擊駐京辦的腐敗行為，官方媒體羅列出的案例，正好証實了這一點。所以，駐京辦腐敗的盛行，顯然不光是法制的問題；有專家指出，中國官場人治色彩太重，人際關係網絡主導地方官員升遷的機會。人治問題，才是駐京辦官員肆無忌憚的主要病因。
有知情人士指出，在現時的官場文化中，即使是地方一把手，每每也要對駐京辦官員讓三分。原因很簡單，駐京辦官員在中央建立了一定人際關係網絡，若地方一把手開罪了駐京辦官員，該駐京辦官員在中央領導前說地方一把手一兩句壞話，地方一把手的政治前途也就完蛋了。駐京辦官員既然位低權重，他們的腐敗問題自然是有跡可尋了。
眾多地方駐京官員的腐敗問題，也說明中國在體制上確實存在一些紕漏。這個紕漏說出來其實十分簡單，就是賄賂中央高層的機會成本其實很低。一個公開的事實是，不少腐敗大案，都是經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決定的，一批常委在不少大案上，都曾作出“劃線處理”的決定。既然不少案件都有“刑不上常委”的情況，賄賂常委或其身邊的人的機會成本，可謂是十分低。這個情況，其實就是腐敗的根源。
說到底，中國的中央以及地方最高領導都並不是通過開放和普及的選舉產生的。既然生殺大權都操在少數的官員手上，再加上中國的“輿論監督”十分有限，擁有這些權力的官員自然有很大誘因要利用這些權力去“尋租”。要把人治的因素儘量去除，讓中央和地方一把手由民主選舉產生是最簡單和直接的做法。只是，現時的中國政府和執政共產黨有其他政治考量，例如它們擔心開放選舉，共產黨會失去執政地位；所以，問題就在這些骨環節上卡住。
應該指出，中國政府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駐京辦的問題，也不是不想解決這問題，只是官方媒體每每不敢觸碰問題的核心。中央級的《瞭望週刊》就曾經提出，“駐京辦”衍生的種種腐敗問題亟待國家主管部門進行規範與解決。
據《瞭望週刊》，駐京辦官員為了從中央部委那裏跑到從專案、批文、許可到配額、計劃、扶貧款、提拔指標甚至死刑核准等稀缺資源，就要千方百計針對一些部委的實權人物展開公關，跑“部”“錢”進成為駐京辦官員的辦事準則；而作為中央和地方的聯絡中間人，地方大小項目審批的關鍵人，駐京辦自然成為一個“油水多”部門，在迎來送往中，種種貪污行賄受賄行為順理成章；為了熱情接待地方來京辦事的官員及其家屬，駐京辦成為公款胡吃海喝的大本營。
據報導，駐京辦官員之所以陷入犯罪深淵，主要有兩個原因：駐京辦的用人權在地方手上，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不過是一個宏觀指導機構，對“駐京辦”的日常工作無權干涉。而“駐京辦”在日常工作中的“非常規”運作方式常享有多種“豁免權”，當地政府大多睜隻眼閉隻眼。
該週刊也承認，腐敗的地方黨政官員利用“駐京辦”為自己謀求升官晉級和發財的機會，或尋找政治靠山，一有風吹草動，立即相互串通，花錢買路。
《瞭望週刊》引述專家建議，“從法治的角度來考慮管理，則最好由國務院制定《外地政府（企業）駐京辦事處管理條例》，明確‘駐京辦’的機構定位、監管許可權、法律責任等等，這樣方能興利除弊，嚴格管理。”
應該指出，上述官方報道所言並非完全無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要瞭解問題，找出病根，應該要從更深層的層面看問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