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華(27)
和黃任軻爭論過以後大約半個月，有一天我下晚自習回到宿舍（上海中學地處郊區，學生都是住宿），發現枕頭明顯被人挪動過的跡像，枕頭底下那本書不翼而飛。這本書叫《蟻垤集》，是許傑寫的一部文學評論集，出版於抗日戰爭期間，紙張品質很差。我以為有誰借去看了，過幾天就會還回來，所以沒有吱聲。過了兩天，班主任孫（雲鴻）老師把我領到教導處一位「老師」面前。這位「老師」大約三十來歲，我不認識。他正在流覽《蟻垤集》，速度非常快，簡直可以說是一目十行。見我們來了，他把書合攏，在我面前掂了掂，問道：
「這本書你看完了嗎？」
「還沒有。」
「許傑沒有問題。」孫老師說話了，「他是進步作家，魯迅的學生。他現在是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還是市人大代表。他不會有問題的。」
看來孫老師好像對許傑這位作家很瞭解，竭力為他打保票。教導處的「老師」向我笑笑，問道：
「你最近還看過一些什麼書？」
「《高老頭》。」
「是誰寫的？什麼樣的書？」
「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
教導處的「老師」把《蟻垤集》遞還給我。他沒有再說什麼話，微微地合攏眼睛望著天花板。孫老師把我領出了教導處。我們沒有說一句話就分手了。事情似乎到此為止。我那時年輕無知，並沒有多往心裏去想，也沒有和任何人去說。
中學畢業後，因為再也沒有功課壓力，在家閑著沒事，我和黃任軻的交往比住宿在校時更為密切。他家住在常熟路209弄瑞華公寓，離我家不是很近，但也不是很遠——特別是對我們年輕人來說，走這點路簡直是小菜一碟。我們頂著上海的盛夏酷暑，你來我往，一個星期總要見好幾次面，但彼此從來沒有在對方家裏吃過飯。我由此認識了黃任軻的母親，並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黃任軻的父親是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他母親屬於中共地方高幹系列。——但那時我頭腦很單純，沒有什麼高幹低幹的概念，只知道他母親叫黃惟，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老幹部。他母親和我說話很隨便，從來沒有擺出過馬列主義老太太的面孔。許多年以後，我讀了美籍華裔女企業家兼女作家周勵的著作《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方知瑞華公寓是專供中共高幹住的公寓，周勵在上海就住在該公寓。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瑞華公寓確實門衛森嚴。因為我第一次去那裏是由黃任軻領著的，機靈的門衛很快就記住了我，以後儘管我單獨前往，從來沒有盤問和阻攔過，而且態度總是很客氣。
隨著反胡風運動的深入，在全國範圍開展了「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1955屆上海中學畢業生參加高考，有一些人名落孫山。——具體有多少我不清楚，光我們五班就有好幾個。這在上海中學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五班有一個畢業生叫趙祥安，是大家公認全班最優秀的幾名學習尖子之一，居然也成了落榜生，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後來聽說他的哥哥加入過國民黨的三青團，而且是上線的三青團小頭頭。還有一位女同學海外關係非常複雜，也就不難理解了。此外，還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幾個人。
我讀書不用功，把許多時間和精力花在看小說和寫小說上，考不上大學應該說是咎由自取。但我一點也不氣餒，因為我的志願是想當作家。許多作家都沒有大學學歷。狄更斯，傑克•倫敦，海明威……我可以舉出不少沒有上過大學的著名作家的名字。巴金兩次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都沒有被錄取，後來不是照樣成了大作家？我美滋滋地在家裏寫小說，認為考不上大學倒是為我提供了寫小說的好機會，是「壞事變好事」。我用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說，叫做《變異記》，大約有十四萬字左右。這是1955年秋、冬的事。二十多年以後，法院刑事判決書這樣寫道：「張犯自幼受反動家庭影響，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早在高中讀書時就寫過『變異記』、『愛情與罪惡』等所胃（系「謂」字之誤）的小說，從中散佈一些資產階級觀點。「包括判決書作者在內的辦案人員，顯然是從抄家物資中得到這兩部小說手稿的，它們竟然也成了我的罪狀。審訊人員曾經就《變異記》中的一個人物（大概叫高落，如果我沒有記錯），說我惡毒攻擊勞動人民出身的班級團支部書記。
《變異記》描寫中學生的生活，裏面的人物和故事情節都是我虛構出來的。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我內心對批判胡風極為反感，但在《變異記》的結尾部分，也出現了幾句貌似反對胡風分子的話，借用當時已被定為胡風分子的詩人綠原的話，我學會了「陰暗的聰明」。
我沒有謄抄小說手稿，而是迫不及待地把它親自送到了《新文藝出版社》。這家出版社可能是那時上海唯一可以出版小說的出版社，位於康平路，離我家不遠，我完全可以走著去的。但我勒緊褲腰帶，掏錢雇了一輛三輪車，當時上海沒有計程車。經過申報，編輯部出來一位工作人員從我手裏接過了手稿，和我談了幾分鐘的話，然後熱情地和我握手道別。我一路輕飄飄的回到了家，當然沒有再雇三輪車，因為我沒有分文收入，零花錢全是母親給的。
我在家裏等待出版社的好消息。我等呀等的等了兩個月左右，忽然等來了班主任孫雲鴻老師的叩門聲。這是孫老師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來我家家訪，他一見到我就劈頭蓋腦地連說了兩句：
「你沒有問題了！你沒有問題了！」
「沒有什麼問題？」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抬起頭反問道，見他臉上喜氣洋洋，連眉毛梢子似乎都在笑。
「你不是胡風分子。」孫老師直截了當地說，見我沒有反應過來，又補充說：「組織上下了結論，你不是胡風分子。」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定性為反革命分子，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作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一個個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儀的對像。我雖然剛寫完一個中篇小說，但還不知能不能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敢和他們相提並論啊！說我是胡風分子，豈不是太抬高了我？我心裏感到很好笑。
孫老師要我寫一篇檢討，送到學校交給他。
「既然我不是胡風分子，沒有問題了，還寫什麼檢討？我有什麼可檢討的？」
「檢討你當初對胡風的錯誤認識啊！」
孫老師看出我不願意寫檢討，就對在一邊的我母親強調：「一定要他寫檢討。」還說：「檢討交給我就沒事了，下一次就可以考上大學了。」他臨走時又叮囑我儘快找人學習俄語，說照目前的趨勢看，下一次高考可能要考俄語，現在學校的外語課都改成俄語了，英語教師都改了行，而我在學校裏學的是英語，我這一屆（指1955屆）是學校裏（指上海中學）最後一屆學英語的學生，而55年高考根本就沒有考外語，據他看，這是不正常的。
我實在不願意寫檢討。可是在孫老師家訪後的第二天，出版社把小說手稿退回來了。這對我的文學夢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在母親苦口婆心的一再勸說下，我不得不寫出違心的檢討，表示現在我已經認識到胡風是「反革命」。我特意引用了魯迅文章裏的不少話，這篇文章叫做《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公開信》。我說自己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沒有全面正確理解魯迅的話。我抬出魯迅，既為自己辯護，也有隱隱不服反胡風運動的內涵，因為魯迅在那篇文章裏讚揚了胡風，批駁周揚、夏衍、田漢和陽翰生「四條漢子」誣衊胡風是「內奸」。我知道，魯迅仍然是響噹噹的革命作家，他的話幾乎被奉為金科玉律。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歷史終於翻過了那沉重的一頁，我這才知道，當年受胡風事件牽連的，遠遠不止報紙上點名批判的那些「胡風分子」。全國各地都在深挖「胡風分子」。許多人，包括不少青年學生，因為讀過胡風分子的書，或者說過他們好話的，都被打入政治另冊，一輩子抬不起頭來。我陸續讀到相關報導。他們的痛苦遭遇，匪夷所思。
但我的「屁股」卻擦得很乾淨。無論是在反右中對我的歷次批判，或是1976年6月的刑事判決書，都沒有提到我在1955年曾經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叫屈。顯然，我前面提到的那份「檢討」沒有列入檔案像影子似地跟著我一輩子。這當然和我在高三時的班主任孫雲鴻老師不無關係。
我母親有一個經常往來的女朋友叫張蘊，在我考入上海中學後對我說，她有一個中央大學的同學在該校任教，我若有什麼事可找他幫忙。我入學後，張蘊交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封了口的，要我面交孫雲鴻老師，並代她向孫老師問好。當時上海中學的老師絕大部分都住在校內，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順利地找到了孫老師的家。孫老師是一個高個子，四十多歲，兩頰凹陷，但眼睛很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精明的人。他接過了信並沒有立即拆開，而是詢問我和張蘊是什麼關係。我完成了任務就告退了，以後從來沒有再去找過他。到了高三，我吃驚地發現班主任老師就是孫雲鴻。他講授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他在課堂上開口閉口都是革命，聲嘶力竭地宣傳馬列主義，「左」得令人討厭。我很不願意聽他的課，覺得除了抽像的革命口號毫無收穫。同班還有幾個「落後分子」也在私下議論他，說他言不由衷。因為他表現非常「左」，倒是受到了學校當局的信任，擔任高中歷史教研組組長。我高中畢業以後過了若干年，有一次從一名同學那裏獲悉，孫雲鴻老師被當作「歷史反革命」送去勞改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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