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2日訊】一、試看三門峽三峽之後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是否汲了一點「二峽」工程的經驗教訓？大型公共工程為什麼要違背基本的科學常識？
兩天前，中國第一支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民間獨立考察隊再次出發，奔赴西線工程分流處進行冬季專項調查。為什麼自去年7月啟動歷時三個月的獨立調查之後，還要進行冬季專項考察呢？在考察隊大本營，考察隊長楊勇告訴我：此行的目的僅在於調查取證，為了查證三江上游分流處，包括海拔3542M的金沙江取水口，海拔3450M的雅礱江和海拔3410M的大渡河取水口，在冬春兩季究竟有沒有可能取水調水。這位自學成才的民間學者，中科院山地所客座研究員認為：江源地區河流冬季有4~5個月封凍期，河川基本斷流結冰，如果調水樞杻形成，將會產生冰淩，導致調水受阻甚至危及安全。
事情如此簡單卻又如此複雜。五十多年來，力主南水北調工程上馬的黃委會從不提及更不論證冬季河流封凍問題，卻先後編制了157個超前期工程規劃方案，花掉上億元人民幣，並於2002年拿到了國務院「加快前期準備」的規劃批覆，使調水進入了工程準備期。
2006年7月，南水北調工程的首倡單位原黃委會在西安召開會議，力促西線工程盡快上馬。與此同時的7月4日，在四川科學界部分有良知有社會責任心的專家學者的支持下，楊勇與筆者在成都召開新聞發佈會及壯行會，宣佈四川民間獨立調查隊即日出發，展開西線工程專項考察。由楊勇組建的四川民間考察隊，自籌5萬元經費，擬對西線工程進行專項獨立調查，並從供水區的生態環境影響、社會經濟影響、區域資源平衡、工程技術困難、誘發自然災害等主要方面，全面質疑西線工程。特別對黃委會極力迴避的西線工程的工程不可行性，如冬季冰淩問題、地質災害問題、民族團結及社會穩定問題，作出重點調查及考察。不久，楊勇的考察報告在國務院內部刊物《中國經濟報告》上刊出，楊勇及四川專家學者們撰寫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得到了溫家寶總理表態性的批示，並轉呈總書記閱示。
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首要目的，是在青藏高原東南緣修建深庫高壩，以便在汛期攔蓄洪水，在枯水期亦即冬春兩季向西北、華北地區供水，以跨流域調水工程的方式，實現水資源的區域平衡。然而高山河流的冬季封凍雖是一個基本常識，卻是調水工程能否成立的命門。如果冬季出現引水壩封凍，引水渠冰淩，輸水涵洞堵塞，一期工程的「五壩七洞一渠」全線凍結，如何實現「枯水期調水」？對於楊勇的質疑，黃委會專家們不願面對。另外一些專家解釋說，黃委會只研究工程問題，不研究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只研究受水區的效益，不研究供水區的損失。這是中國工程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真正致命之處——只研究可批性，報告可行性，隱藏不可行性，壓制並排除所有反對意見。試想，軍事演習如果只有紅軍沒有藍軍，無異於一場遊戲。大型工程如果只有主張而沒有質疑，往往可能因為主張的利益而忽視基本的常識。所以，高山封凍的常識，被西線工程的決策者們排除在外，裝聾作啞，置之不理。一個置常識於不顧的工程項目，是不是別有它圖的項目，一個置常識於不顧的職能部門，是不是充滿玄機的部門？一個置常識與良知於不顧的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
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早己成為不爭的事實——僅管無人承認無人負責無人總結經驗教訓。這個「三無」現象，直接導致了長江三峽工程的接踵而至。個別政治決策人和極少數經濟利益人，正在新時期的長江幹流上，複製並續寫億萬年黃河因當代大大小小的「三門峽工程」而提前死亡的經驗教訓。黃委會的三門峽工程及長委會的三峽工程，己經成為中國水利界的標誌性工程，有人以為榮，有人以為恥。然而榮恥只是煙雲，即使目前只有選擇性正面宣傳，沒有客觀評價和公共批評，也改寫不了中華民族母親河己經病體加身、危機重重的基本事實。不健康的河流，不健康的工程，不健康的決策機制，不健康的政治體制，在這必然聯繫的社會背景下，必然誕生下一個——也許是最後一個亞健康工程：總調水量達448億M3的南水北調工程。
南水北調工程的基本事實是：以京杭大運河為調水乾線的東線工程，如果不能有效解決蓄水污染和富營養化問題，必將造成一江污水匯黃淮，守著大河沒水吃。中線工程一是不可能實現為奧運供水的目標；二因全線700多處南北向的上跨下穿，全面打亂了中國西水東流的自然特徵，可能遺患無窮；三因丹江口二期與三峽四期的工程互動，將迫使三峽恢復185方案以提高丹江口水位，加重庫尾及庫區正在出現的「翹尾巴」、「攔門砂」等生態災難。西線工程的供水受水關係，則是挖肉補瘡和殺貧濟富的水利政治的集中體現，其工程在生態環境影響、技術經濟性能的不可行性，可能遠遠超過可行性，卻從沒有人系統研究過該項工程的不可行性，實在太不負責任。
可悲的是，在確鑿的事實面前，利益者們仍在混亂邏輯，強詞奪理。比如，把公共決策的簡單粗糙，稱為決策機制的有效性；把經濟失衡的虛高速度，稱為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以部門為主體，以獲利為職能，以壟斷為手段，以套現為目的；既管資源，又賣庫存；既管市場，又做生意，還美其名曰：集中力量辦大事！國人實在該問：這些所謂「大事」——大型公共工程，在國家民族和子孫後代面前，究竟誰大誰小？在公共利益和公民權利面前，究竟孰重孰輕？
本文的意圖十分明確：（1）探討現行體制及機制下，中國水電大開發的利弊得失，揭示河水腐敗與河流死亡的雙重含義，（2）探討大量水庫大壩把流水變死水，變天然河流為湖泊水庫，導致大面積水質敗壞和水體污染，引發嚴重水生態危機的可能性，希望引起研究驗證；（3）質疑水上長城工程，包括對大量修建人工水壩改造自然的必要性的懷疑，對水電能源在「經濟長城」中的作用及其虛假的「可行性報告」的嚴重不信任；（4）對部門壟斷導致的部門腐敗，以及由此暴露出來的憲政危機和管治危機，表達我的不同意。
限於時間關係，我們今天只討論在新時代與舊制度的衝突中，成都市的幾個個案，四川省的某些情況，中國水電大開發及水危機的一些憂患，希望啟發大家的思考。借此機會，也把去年我參加的民間環保三件事，向大家作個介紹。這三件事分別涉及到抵制柏條河工程，成都市治汙工程論證和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民間獨立調查。
二、成都市的水情與市情，是「充滿水分的事情」。目前最大的事情是力爭把水龍頭攢在自己手裡，讓美麗錦江不喝污水。
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成都市造就了中國當代城市第一座水上長城，這就是直立漿砌石護岸，橡膠閘壩雍水，全河段明渠化，並以八級階梯河道組成梯式河流及水體景觀的成都市府南河工程。
成都市府南河綜合整治工程是中國最早進行城市河流大規模全面整治的當代範例。然而先行不等於先進，府南河工程也是一個從整治觀念、工程目的，到工程設計、工程措施都有深刻教訓，毀譽參半的地方政府1號工程。這項工程的提出源於1985年的市民建議；這項工程的啟動緣於1994年的舊城改造。由於帶有政績工程背景，不是專項主動設計，同時也囿於體制原因和認識侷限的原因，因此避開了河流工程生態設計，這成為整項工程致命的敗筆。當時聞訊而來的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專家學者，都提出了生態設計問題，有人還把泰晤士河百年治理的經驗教訓介紹過來。成都市環境科研所提出了「多自然護岸工程」的生態設計方案，然而卻在項目主官的自尊心和任期目標、行政權威（因權而威）和利益搏奕的交互作用面前碰了壁，使這項工程在中國水利事業和環境工程方面，為行政利益大於社會利益開了一個先例。同時，投資27億的府南河工程也成為使用人工水壩把活水變死水，把死水變臭水，為了形象和景觀，犧牲了生態與環境的最直觀的經驗教訓，並因之換來國家總理的二字評價：不值。
人所共知，一杯清水，放上幾天就會發臭，一河流水，一旦停止流動，水體就會變質，因為河流的流動能力，就是河水自淨的動能。流水不腐，戶樞不螻（蠹），動也（呂氏春秋）。這是兩千多年的古訓，也是一個基本常識。常識者，眾所皆知的普通知識也，科學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基礎知識也。為什麼主持府南河工程的城市主官，包括後來在全國各地複製放大府南河工程模式的地方行政官們，乃至主管全國大江小河卻只知以水謀利的河官們，如此置基本常識於不顧呢？這不能不引起反思：漠視基本常識、壓制公共批評、缺乏社會監督的公共決策機制，究竟有利於誰？有害於誰？
一著不慎，滿盤不順。府南河工程的工程失誤在於缺乏生態設計，以單純性的截汙分流代替了綜合性的水環境治理，以直立漿砌石護岸來與河流爭奪生存空間，以棱柱型渠化改變河相關系及水力半徑，以階梯式閘壩改變水力坡度及水力粗度，以雍高水頭降低速頭造成養眼的水體景觀，改變了河流的沉積能力和自淨能力（包括生物及理化自淨能力），使懸移質推移質沉積成為床沙質河床質，把自淨水體變成了自污水體，使錦江、府河流經城市區段變成岷江上游漂浮物集中的垃圾場、變質水體的污水池和發酵場。2000年，筆者有感於府南河工程的主觀願望還是做好事，也有感於成都市民對不是故意犯錯的城市主官抱持了一定的諒解與寬容，遂將本人調研的府南河水質惡化的四大成因（包括流量、排汙、渠化、自淨）16個主因以及三條治理建議送交有關部門。可惜，從不認錯和避疾諱醫是中國官場的硬脖子流行病，並已形成優良傳統，我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無人搭理。
以上案例證明，成都市政府在治水理念上，與懂得無壩引流，順勢治水的巴蜀治水老祖宗相去甚遠，只重視修建水上長城——包括水壩、水岸、水道及水景，卻忘了一個常識：阻斷河流的水壩工程，正是水體污染的主因之一。這樣治水，非腐即敗，豈有它哉！
府南河工程的經驗教訓還證明：中國水環境的日益惡化，除去經濟發展帶來的排汙增加外，與水電大開發的理念及模式錯誤有直接關係。本文認為，排汙增加與水庫蓄水蓄汙是致使水體污染加重、水質惡化升級的兩個主因，缺一不可。國內8.48萬個各型水庫的大面積大容積長時間蓄水，在大江小河以8.6萬座大小水壩攔蓄流水，梯型渠化河流，立體庫化水體，使總庫容超過5000億M3亦即全國地表徑流總量的20%以上的天然水體，成為自我發酵的富營養化的「人工污水」，就是污水成因之一。本文以人工攔蓄河水的成都府南河工程經驗為證，提出水庫蓄水雖可截流攔沙，卻又可能蓄汙造汙的經驗性的基本事實，希望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投入研究實證，把蓄水造成污水的經驗常識上升到科學認識的高度。同時，也希望研究環境問題的專家學者跳出單純技術觀點，帶入制度層面的思考，主動研究被人刻意規避的制度環保問題。特別希望學術界理論界以水利政治為對象，研究吏治腐敗與河水腐敗的必然關係，研究政治一旦成為某種專利品並被少數人掌控，所帶來的深遠的社會危害性。
可笑而且可疑的是，駐守成都市的四川省政府，不僅不為彌補府南河工程失誤的消極後果施以援手，反而善加利用，釜底抽薪，通過其直接控制的都江堰管理局，在枯水期斷絕了府南河的生態用水，使府南河雪上加霜，河流基流難以保持，全河段發生水生態危機。入冬以來，府南河70%以上河段出現Ⅴ類、超Ⅴ類、劣Ⅴ類水質，成為冬季髒，夏季臭，一年四季水不流的名符其實的「腐爛河」。為避臭，成都市被迫每年冬季花費100多萬元，購買類似於廁所除臭劑的C-M生物降解劑投放河道，除臭降解。為了遮醜，一俟中央領導到訪或者國家節假日，成都市被迫掏錢換河水，向都管局購買河流生態環境用水，僅此一項，每年花費2000多萬元人民的幣。
豈不咄咄怪事！每條河流都是有生命的，有生存權，健康權，這早已成為國際公理，並己被前水利部汪恕誠部長所承認，為什麼有人要反向而行？河官們利用公共資源搞政治，利用公共權力謀私利，無理切斷河流基流，無端剝奪全河水生生物的生命，無異於謀財害命！
府南河工程後，四川省政府加快了全省水電大開發戰略的推進，其中僅與成都城市供水主動脈直接相關的，就有03年的紫坪鋪工程，04年的楊柳湖工程，05年的毗河引水工程，06年的柏條河工程……一場水權控制、水資源爭奪亦即政績和利益爭奪的秘密戰爭，正在一條狹獈的暗道中悄悄進行。這，就是以局部制約整體，以部門為利益主體，以獲利為最高原則的資源政治——水利政治。
三、政府行政權力，一旦變成部門利益工具，就會成為以社會公共資源來搞資源政治，以控制政治經濟對手為目的的有效武器。
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一個半官場半市場的假市場經濟，所以至今得不到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承認。這種「中國式」的選擇性的「市場經濟」，把社會資源作為壟斷對象，把公共權力作為獲利工具，把封建帝王的領土分封，變成了現代權貴的經濟割據。
一個謊言要用100個謊來圓，一個失誤，也許要用100個錯誤來掩蓋。四川水電大開發趁中國西部大開發之機順勢而上，圖了快，丟了好，在開發理念、規劃方案、運行機制、利益分配上多有不善，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同時，該發展戰略與全川整體發展戰略多有脫節，乃至衝突。比如生態四川規劃、旅遊興川戰略、文化強省戰略、和諧四川建設，都不主張大搞水電開發，卻可能因水電優先的水電王國戰略實施產生的負面效應，因水利部門及電力部門以鄰為壑的自私自利，而受到實質性的衝擊。2006年發生的柏條河工程爭議，就是是水電開發理念不正確，水利管理機制有問題的典型例證。
2006年4月22日，世界第37個地球日，四川省環境保護科研院受託公佈了《都江堰灌區柏條河綜合開發資訊公告》，宣佈要對成都市的頸總動脈柏條河實施梯級開發，要在成都平原上對一條總長僅44.76KM，總落差148m的輸水乾渠實施小水電開發，在平原之上造出一條地上長河。這個公告震驚了成都市。這項工程在技術經濟上的錯誤幾乎不值一駁，在規劃、立項、環評等環節上，也有程式錯誤，更為重要的是，工程規劃報告中，竟然提出「水力調度服從電力調度」的錯誤原則。這個原則，與四川省水電大開發的主導理念如出一轍；電力優先，為了電力生產，犧牲河流生態，犧牲居民生活和其他生產。這項工程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意義，即省政府要通過都管局，通過「省管河道」柏條河，控制成都市的水資源，扼住城市的命門。柏條河項目不過是多年來都江堰工程、紫坪鋪工程、楊柳湖工程、毗河引水工程以來，又一次以水為武器的資源政治的實施意圖而已。
筆者作為一個積極市民和NGO成員，長期參加成都市一些需要獨立見解的會議，主動擔任得罪人和「幹髒活」的工作，所以義不容辭地投入了抵制柏條河工程，維護公共利益的抗爭，並於4月23日、4月27日先後向海內外發出《中國河流站在無路之處》、《政府的臉皮比紙薄》二文，在公民政治的立場上大聲呼籲，終於在5月1日呼喚出了國家水利部汪恕城部長。令人欣慰的是汪部長一句話改變了柏條河的命運：電力調度應該服從水力調度——糾正了四川省某些人的錯誤主張。多年實踐證明：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和環境條件下，要維護公共利益，必須對一切積極因素善加利用，曲線救國才能對社會有益。你可以不信任清官政治，但是你應該支持政治清官，二害相權取其輕，莫因善小而不為。
2005年6月16日，在國家水電部與成都市、四川省有關部門召開的毗河引水工程研討會上，筆者針對省政府提出的引岷濟沱跨流域調水計劃，以及都江堰管理局的調水規劃，作出三點意見陳述。1、岷江上游河流開發程度已經高達85%，超過國際公認40%的河流健康安全線，都江堰灌區保灌面積從50年代283萬畝已擴至90年代1100萬畝，已是超負荷運行，因此目前不宜上馬跨流域調水工程。2、都管局調水聽命於省政府卻不顧灌區用水實情。比如成都市經濟總量佔全省1/3，在調水規劃中應有相應的水資源配置。又如，成都市人均水資源低於四川省（四川省低於全國），不應該殺貧濟富，再上調水9.73億M3的毗河引水工程。再如，都管局不應該在枯水期剋扣乃至掐斷成都府河南河的生態環境用水，危及河流生態安全。3、自然河流作為跨行政局域的共用資源，第一權利人是流域內的所有生物。因此應該探索學習體制創新，試行跨行政區域和跨管理部門的流域管理機制，成立全流域「水權議會」或協調組織，避免上遊行政區單一職能部門或高級行政部門出自利益驅動的掌控，以水利政治來損害全流域居民的共用權力。筆者的意見，得到了與會者包括水電部專家的贊同。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成都市（及四川省）肯定有張光鬥潘家錚式的專家學者和別有它圖的左人左官，但也有一小批講良心、說真話的知識分子。這些尊重科學良知和職業道德的專家們不分體制內外，不計部門利益、不守門戶之見，在重大公共問題敢於頂住壓力講真話，堅持真理，冒著眾所周知的職業風險和利益損失，維護著社會公正和公共利益。這些工程技術人員和人文知識分子，是成都寶貴的人才，真正的社會精英。他們是成都的黃萬裏，成都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
2006年3月8日，筆者獲邀參加市水務局舉辦的《成都市水環境綜合整治構想》論證會。該會的起因是省政府向成都市提出要求，要求成都市在兩年內完成二江治汙，還兩江清水。這是一個聽起來正確，看起來乾淨，說起來複雜，做起來困難的事情，是一個根本無法完成的行政指令，這個要求的實質是，成都市必須在兩年之內實現全境零污染零排放，使都江堰寶瓶口到彭山縣江口鎮的過境水斷面保持III類，把清水還給四川省（2005年省環保局藍皮書指出，岷江中游江口鎮出境斷面水質70%為Ⅴ類以上，已是廢水、毒水）。這種不切實際的行政指令，是濫用行政權力和政治資源的具體表現之一。
成都市經濟計劃單列，行政歸屬並不單列，所以面對來自上面的行政指令，有關部門有了聰明的對策：請專家學者和民間人士來「幹髒活」，犯上不作亂、嚴肅不認真，把行政指令的實質頂回去，把機會留下來，順勢啟動蓄謀已久的亠雨汙分流工程。
然而有些時候，腦袋也會指揮屁股。成都水務局專家並沒有人云亦云，他們通過大量調查證明，成都水環境污染的主要矛盾已轉向三環路外的42條支流河道，防治重點在於面源污染。調查表明，三環路外231個排污口日排污水量高達100萬噸，而三環路內391個排水口，日排水量僅為20萬噸。這是因為，自府南河工程始的多次截汙分流，使中心城區污染較重的438條街道80%已經實現了雨汙分流，僅有污染較輕的100條街道還在執行著雨汙混流的舊制。然而會議主辦方對這個調查結論並不滿意，他們反覆強調要在中心城區投資100億，全面實施城區雨汙分流的工程，而對真正的污染主因即面源污染，表示無能為力。在這裡，重工程輕管理，是另一種水利政治。
針對水行政主管官員的表態，筆者強調指出，全面雨汙分流，並不能防止全面污染。「綠色江河」送交市環保局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雨水口管理不善，同樣行使污水口功能。在治汙問題上，社會管理應該優先於工程治理，不能指望工程措施會藥到病除。筆者同時提出了編制河道防汙帶規劃，建立市區排汙監督，以及利用水權處罰及排汙懲罰，對市場、美食街等污染源進行強化管理的具體措施。
論證會最後只論不證。雖然大多數專家都沒有簽署《審查意見表》，也僅僅是為了氣節，毫不影響投資100億的雨汙分流工程的實施。當然，2007年能不能還給省政府「兩江清水」，相信不會有人在意，只要政府能夠實現內部多贏就行——這是官場政治的公開秘密。
四、四川省要把千河之省變成萬壩之省，變天府之國為水電王國，用「賣電」來代替「賣糧」，是不是有些自私、近視、不負責任？
曾經有人竭力證明，中國國情特殊，不適宜普世價值；也有人公開宣稱，中國人素質太低，只適合專制主義。說這些話的聰明人，一般都是主張一國兩制，內外有別，篤信輸贏官定，崇拜物質享受，靈魂蒼白空虛的人生睹徒。這些人一旦離開了權和錢，什麼都不是。
這些尚黑文化的病毒感染者和傳播者，只能從二千多年封建歷史中找到自信，他們不敢睜眼看世界，放眼看人生，放心看未來，更不懂（或者裝不懂），自然中國，已經自然存在了萬萬千千年。
自然中國，與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國家一樣，有特點不特殊，國家共性大於個性，殊途篤定同歸。自然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因地大而物「薄」，因人多而勢弱。僅以經濟眼光看，中國自然資源分布尤其是能源分佈呈現出空間佈局不均衡的特點，因而增加了協調發展的難度，對可持續的發展方向，有效率的管理模式及有人性的社會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僅從能源分佈來看，中國煤炭65%集中分佈在山西、陝西、蒙西的「三西」地區。中國水能資源70%集中在川、雲、貴、藏四省區；其中，千河之省四川獨佔鰲頭，擁有全國1/4（27．4%）的水能資源。因此，現代工業基礎相對較弱的四川省，自九五、十五規劃起，就制訂了以水電為龍頭，帶動六大支柱產業，建設中國水電王國的發展戰略目標，即只做不說不承認的水電優先發展戰略。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影響全局的宏大戰略。然而越是宏大的事物，越有太多大多的細節，特別是在一些欠缺透明度的細節中，總是藏著魔鬼，藏著擦邊球，藏著潛規則。君不見，小平一句「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大實話，經過多層次演繹和多角度歪曲，怎樣變成了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行動暗號，變成了江代表口中的「悶聲發大財」。
水電大開發戰略，也很快地演變成為跑馬圈水運動，每一條河流每一座大壩每一條涵洞每一個工程，直至最後一公里河道最後一米水頭，都在當地原住民毫不知情中改嫁他人，成為他人的投資收益率。當地人始料不及的是，好水好地也會招來橫禍。更不明白的是，相信政府服從政府，卻不知自己被誰賣了被誰買了，今後要面對誰服從誰。公共權力稀裏糊塗地演變成為資本權力，當地人莫名其妙地被素不相識的外地人改變了職業，改變了命運，改變了生存方式，以脫貧致富的名義成為以工代賑的災民，成為一個新的族群——水庫移民。誰也不清楚，水電大開發造成的水電大移民，究竟屬於政府安排，還是市場交易？當開發商成為上帝，原住民成為奴隸，而政府在這強買強賣顯失公平的「市場交易」中面孔模糊，角色可疑，並從居民的損失中獲得利益，六神無主無力自衛的原住民還可以依靠誰，相信誰？
不正確的發展觀，不正確的政績觀、不明確的物權觀，不明確的市場觀，以及權錢交易的灰色經濟的結合，在水利工程中不斷引爆利益衝突事件乃至群體性事件，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2003年瀑布溝電站引發的漢源事件。水利政治，己經開始影響政治大局。
隨著四川水電大開發的全面展開，各類違法違規違紀違反程式的環境事件層出不窮，難以遏止。2004年4月，綠色江河接到線報，貢嗄山旅遊區核心區的仁宗海調峰電站正在違法施工。我們組織了高山海子水電開發的專項調查，並將考察報告送交有關部門。通過調查獲知，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貢嗄山地區，其維繫高山生態及高山景觀最重要的生態資源——高山海子，全部被規劃成水電開發目標，包括仁宗海、八王海、五花海、野人海均已規劃或已開工水電工程，給貢嗄山旅遊核心區及緩衝區原始生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04年的貢嗄山考察，只在時間上遲滯了仁宗海工程，而其他高山水電工程加緊補辦，搶辦手續，自願罰款之後，依次「合法」出生。在涉及利用公共權力謀私，利用制度漏洞發財，社會監督無效的層面，我才真正認識到什麼叫中國國情或者中國特色。最大的中國特色，就是在制度層面上確保為少數人服務，為部門利益保駕，為壟斷利潤護航。這是中國國情的真正特殊之處，也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悲情。
四川水電大開發與其他發展戰略脫節的突出之處，在於環境保護的虛假化和形式化。四川岷沱二江污染治理由來已久，成效甚微，而三江開發卻快馬加鞭自奮蹄，搶水搶壩搶利益。在岷江上游幹流9級梯級開發完成後，已向支流二、三級甚至四級的小水電進軍，在岷江上游生態脆弱地帶形成無水不壩的河流分割局面，將使岷江乾旱河谷更加乾渴難忍。而污染嚴重的嘉陵江在幹流築起17級閘壩，全江渠化，必將加重水體污染。沱江是一條重度污染的河流，由於其三條上游支流之一湔江地處成都市彭州境內，被成都視為「北水南調」的目標之一，於2004年提出盡快實施關口水庫工程，開闢城市備用水源，並與省政府規劃的毗河工程形成抗衡：你偷岷江水，我斷沱江流——你卡我脖子我挖你眼睛。也算公平。
由於環境觀念淡薄，生態平衡觀念及代際平衡觀念缺乏，決策不斷失誤。2001年，筆者在《人民日報》等媒體發文，呼籲留住已經全面進入生態退化期，水量逐年減少的九寨溝的水，不料反而引來九寨天堂、神仙池等大規模開發項目，可以預見，在嘉陵江源頭水源涵養區甘海子濕地大興土木，在高山湖泊神仙池大搞開發，河源區修公路，濕地裡種房子，必將加快該區域生態退化，加快世界遺產的利用性消亡，使九寨溝提前乾涸。去年的一次全省旅遊論壇上，一些旅遊局長提到，在米亞羅修建紅葉梯級電站（雜穀瑙河8級），卻破壞了紅葉旅遊景區；在臥龍溝修建熊貓博物館，卻趕跑了大熊貓，這類現象比比皆是。筆者當即建議：旅遊部門，以及農業、林業、國土、環保、工業等職能部門，面對強勢侵入的水電部門，要聯合起來，在流域上下，山前山後，實行跨行政區域、跨職能部門的利益大聯合，建立跨縣跨鄉的環境保護鄉規民約，保水保景，保境安民，不能為眼前利益損害長遠利益，為局部利益損害整體利益，為部門利益損害社會利益。筆者的建議得到多數旅遊局長的好評。
目前四川十一五規劃電站包括大渡河24級、雅礱江21級、金沙江12級、嘉陵江17級、青衣江18級、馬邊河9級、雜穀堖河8級，等等，七條江河合計300多座待建、在建水壩工程（其中幹流108座，各級支流217座）。這批電站，正在利用「要為三峽攔泥砂」的有利形勢，不聲不響地大幹快上。四川盆周山區大小河流已全面進入水電大開發，無河不壩，無水不攔，無塘不漁，無庫不汙，一個「千河萬壩堆長城，清流枉作污水盆」的清水變汙，污水出川的天府之國新局面正在形成。在此「有河必攔，有水必關」的搶水之戰中，對河流生態環境影響的綜合評估，特別是水電規劃環評，至今卻無人在意。
五、水利不上岸，環保不下河，部門所有制如同封建分封制，利用竅取的公共權力爭奪瓜分公共資源，造成了新的社會災難。
現行體制及機制下，水利不上岸，環保不下河，林業不下山，農業不進城．．．．．．種好自家地，不管人家田，有利益就趨之若鶩寸土必爭，無利則避之不及。在此利益割據格局下，大量的公共領域無人顧及，特別是生態環境問題無人擔責，空留一個國務院，乾著急。
中國現有2/3以上河流污染，可飲用水體不足1/3。其中污染最為嚴重的長江流域，是水能富礦帶同時也是污染密集帶，已有4億多人喝不上乾淨的水。千河之省四川的1100條天然河流80%發生程度不同污染，導致22個城市成為缺水城市，許多城鎮守著大河沒水吃。成都市主城區52條河道70%為V類、超V類、劣V類水質。府河源頭III類水質流經50公里主城區後，在彭山江口鎮變成劣V類水體。中國河流，睡在污水之中，站在無路之處。
2005年1月18日，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對30個大型基建項目發出停工令，其中26家是水電企業，涉案總投資1179.4億元。三天後，第二批40家違規企業又被曝光並責令整改，其中涉及國營大中型企業19家。2月25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說：「環保總局也動真格的，查處了一批違規上馬項目，非常好」。溫總理不知道的是，以三峽總公司為首的一批「特殊企業」根本就沒有停工，而是啟動了危機公關，以極小的代價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了項目的合法性，用中國官場查而不處或嚴查寬處的明規則，以及壟斷企業挾持國家財政的潛規則，輕鬆消解了不足40天的所謂「環評風暴」。
兩年後，2007年1月10日，國家環保總局捲土重來，再次公佈了十二個行業中82個環保違規企業，包括華能、大唐國際等屢教不改的紅色企業，涉案總投資1123億元。這次，總理不說話了，中宣部控制下的國內媒體甚至沒有報導的興趣和追捧造勢的熱情。從此始，一些環境違規企業，對環評風暴不理不睬，以部門優勢挑戰國家權威，把「跟黨走」變成了拖著黨走。
能怪誰呢？如果05年三峽總公司可以耍魔術般似的把整個溪洛渡大壩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EIA）變成三通一平工程的項目環評，以頂格罰款20萬元（佔工程總投資的600億元的0.0003%）的代價把違法行為變成「為罰」行為，混淆公權與資本的界限，把法律變成「罰祿」，那麼環保執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究竟還剩下多少呢？如果造成100億元以上損失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僅能受到100萬元的頂格處罰，誰還會把環保處罰放在眼裡呢？
05年年初的環評風暴以年底的松花江污染結束。06年，國務院提出壓投資、減項目、降房價、節能4%、減排2%的施政目標，其結果卻是令行不止控而不制，各項控制性指標不降反升。前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曲格平先生坦言，國家環保總局成立25年來，年度工作指標從未及格達標。國家環保局自己都保不了，怎麼保護環境？07年開年伊始，屢敗屢戰的國家環保總局潘嶽副局長再次發飈，把矛頭直指特殊利益集團，採用了環保最高處罰及最後一招——區域限批，即一家企業違規違法而不服糾正者，其所屬行政區域項目環評全部封殺。有人評價說，國家弱勢部門環保局如此較真逗硬，不管不顧，恰恰是一種絕望的表現，是「急瘋了的兔子咬不著人」的真實寫照。力推環保風暴的潘岳先生，也因此獲得了「紅色唐吉訶德」的理想主義者的美名。其實，環保難保，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無奈和悲哀。
權貴資本，左右了國家走向；水利政治，正與其他部門政治聯手架空政府，綁架國家，影響中華民族的發展大局。從胡溫的十六大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成為空炮，到潘嶽的三次環保風暴的艱辛，看得十三億中國人民憤了怒，絕瞭望，涼了心——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倘且如此蒼白乏力，體制控制不了自己的疾病，距離憲政民主的現代國家形態，真是何其遠矣！距離以人為本的普世價值和胡溫追求「和諧社會」的理想目標，更是南轅北轍，越走越遠！
這裡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包括我在內的世界上所有的環保主義者和志願者，都不是反壩主義者。因為需要反對的，並不是水電和大壩本身，而是無序開發、盲目上馬，以鄰為壑，唯利是圖，破壞生態平衡，不顧社會公義，危及社會公平的水電亂開發。這種水電亂開發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所造成的環境災難，定會超過2000年前的長城運動，超過50年代的毀林運動，超過歷次生態大破壞的總和，必將提前引爆中國水危機，嚴重危及社會穩定。
註：本文為2007年1月28日在成都讀書會上的主題發言，原名《河流腐敗要緩行，水上長城宜暫停》。歡迎不同意見的討論和爭論。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