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中藏會談說明了什麼？

【大紀元6月1日訊】一、中共其實早就知道並且也承認，達賴喇嘛不是要獨立而只是要自治

西藏事件發生戲劇性變化。4月26日，《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不顯眼的位置上發佈了一條消息說："新華社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在近日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

有些憤青責問道：達賴喇嘛是分裂祖國、策劃暴動、破壞奧運的犯罪分子，怎麼可以和他對話呢？其實，這個問題正應該反過來問：如果達賴喇嘛真的是分裂祖國、策劃暴動、破壞奧運的犯罪分子，中國政府自然不會和他對話。但既然中國政府同意和達賴喇嘛對話，這難道不表明，中共政府其實知道達賴喇嘛並不是分裂祖國、策劃暴動和破壞奧運的犯罪分子嗎？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在過去幾年間，中國政府曾經和達賴喇嘛的代表有過六次對話，而按照當年鄧小平提出的對話底線：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這就是說，如果達賴喇嘛方面主張獨立，中共方面就不會和他們談；反過來，如果中共和達賴喇嘛談了，那必定是中共承認達賴喇嘛不要求獨立。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早就明白達賴喇嘛不是要求獨立只是要求高度自治，所以雙方才會有這六次對話。

日前香港《文匯報》發表文章“中央與達賴代表前六次會談”。文章介紹說，前兩次會談是“參觀性質”，第三次“雙方開始討論一些問題”，第四次“接觸到實質問題”，第五次“就實質問題會談一天”，第六次“與北京的對話進入一個關鍵性階段，但是雙方在涉及西藏的幾個問題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這裏所說的“實質問題”，當然是排除了獨立問題的。這裏所說的“重大分歧”，當然不是獨立與反對獨立的分歧，而只可能是其他的分歧，只可能是在自治的具體內容上的分歧。這就是說，中國政府其實是知道、並且也承認達賴喇嘛的主張是自治而非獨立。只不過雙方在自治問題上的主張差距太大，談不到一塊兒去，所以前幾次對話都破裂了。

中國政府說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是“實質獨立”，是“變相獨立”。這種說法明顯站不住腳。正像我原來講過的那樣，對照中國政府在香港、澳門實行的高度自治，尤其是對照中國政府許諾給臺灣的高度自治，藏人提出的要求並不比它們更高。既然如此，中國政府憑什麼硬說人家藏人的自治方案是“實質獨立”、“變相獨立”呢？

順便談談雪山獅子旗和“自由西藏”的口號。雪山獅子旗本來是清政府給西藏政府制定的一面軍旗，後來就成為西藏的象徵。從清代到民國，中央政府都是認可這面旗子的。如果你一口咬定雪山獅子旗就代表西藏獨立，那豈不等於承認在清代在民國時期西藏是獨立的嗎？那豈不等於承認西藏自古以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我要強調的是，雪山獅子旗並不等於西藏獨立。主張西藏獨立的人打這面旗子，不主張西藏獨立的人也打這面旗子，因此我們不能一見到這面旗子就認定別人是藏獨。幾天前，當局在廣東發現有工廠印製雪山獅子旗，立刻就判定他們是在支持藏獨，立刻就把旗子統統沒收。這種做法完全是錯誤的。

再有“FREE TIBET”這個口號，可以翻譯成“自由西藏”或“西藏自由”，或“解放西藏”，但不可以翻譯成“西藏獨立”。“FREE TIBET”無非是說要使西藏擺脫壓迫，並不等於要求獨立。譬如過去的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和現在的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不應當翻譯成歐洲獨立或亞洲獨立。文革中四川造反派有個口號“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難道你可以理解成是要大西南獨立嗎？

不錯，西藏不是香港、澳門，更不是臺灣。中共不肯把吃下的東西再吐出來，所以它拒絕達賴喇嘛關於真正自治的要求（參見我的《西藏問題之我見》）。問題是中共太不老實，它不肯明白承認這一點。它硬要給達賴喇嘛扣上藏獨的帽子，再加上它把雪山獅子旗和FREE TIBET的口號不由分說地指為藏獨的標誌和口號，這就不僅把達賴喇嘛和藏人，而且也把一切同情他們的漢人以及國際社會，統統都打成了“分裂勢力”，並以此刺激起那些不明真相或不求甚解的華人的敵意，從而掩蓋了中共自己在西藏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和不良用心。我上面的分析已經證明，中共對達賴喇嘛搞藏獨的指責，是和它早就與達賴喇嘛進行過實質性對話這一事實相矛盾的；進而也就證明，中共對達賴喇嘛搞藏獨的指責實際上是蓄意的誤導。

二、3‧14拉薩騷亂不是達賴喇嘛幕後策動的

5月4日，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在深圳舉行了自今年3月西藏事件以來的第一次對話。正像我們先前估計的那樣，這次對話沒有取得任何成果。

關於這次對話的具體內容，雙方都還沒有公佈。中共媒體在報導中提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在磋商中申明：中央政府針對拉薩‘三‧一四’打砸搶燒暴力事件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法行事，是完全正確的”。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推斷，這次對話首先談的是這次西藏事件。估計藏人方面要求中共放人。因為據報導，從3月10日至今，至少有三千名藏人被捕。中共方面則聲稱它的鎮壓是依法行事，拒絕放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達成協定。這大概就是第一次對話的主要內容。

我們都還記得，早在這次西藏事件爆發之初，中共就指控達賴集團幕後策劃煽動暴力活動。當時達賴喇嘛就反駁，要求中共拿出證據，至今中共方面並沒有拿出證據。中共公安部提到藏人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其實，這個“大起義運動”根本不是秘密，它早在1月4日就發表在海外藏人的公開的網站上（www.TibetanUprising.org。）。就像談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力革命，同樣地，談起義不一定就是武裝起義。這次藏人說的大起義，實際上是指和平的、非暴力的抗爭。所謂大起義，實際上是號召流亡藏人徒步回鄉。它和搞暴力搞武裝毫不相干。再說，這個計畫也不是達賴喇嘛提出來的，而是另外五個藏人團體提出來的。（參見維基百科“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條目）

要說藏人策劃搞暴動，為什麼他們不去先攻佔兵營、政府機關和要害部門，而卻要去攻擊老百姓呢？為什麼不拿上像樣點的武器，而要從地上撿石頭呢？拉薩地區駐紮大量中共軍警，那些搞打砸搶燒的藏人難道就沒想到他們會被強力鎮壓嗎？中共說它在某個地方，發現了藏人有多少枝槍，多少發子彈，多少炸藥，用來證明藏人圖謀武裝暴動。這種說法明顯站不住腳。第一、這麼少一點武器，絕不足以去搞武裝起義；第二、凡搞武裝起義者，必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沒動手前不動聲色；決不會把武器藏在家裏，自己先上大街乍乍呼呼地搞和平示威，引來軍警抓人抄家，然後把武器一件一件地抄出來。天下哪有這麼傻的武裝起義呢？

前兩天，中共媒體說逮捕了很多“暴徒”，有的暴徒認了罪。有暴徒說他們是“受了壞人的指使”。那麼，壞人是誰？叫什麼名字？報上沒有說。為什麼不說？因為根本沒有，因為是捏造，是苦打成招。若說壞人指使，試問是怎麼指使的？凡有頭腦者都可以想一想，難道達賴喇嘛或藏青會有那麼愚蠢，竟然組織藏人打砸搶燒，這不是給中共提供理由鎮壓自己嗎？

中共指控達賴喇嘛策劃打砸搶。如果真有這回事，那會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們幫它編編看：

達賴喇嘛的人、或者藏青會的人，打電話發電子信給拉薩的藏民說：

“紮西，達瓦，你們3月14日這天帶領大夥到拉薩大街上打砸搶去！”

“帶槍去帶炸藥去嗎？”

“不帶不帶，槍枝和炸藥都放在家裏，就空著手去。”

“那我們怎麼打砸搶啊？”

“用手打用腳踢啊，地上撿石頭扔啊。頂多帶一兩把刀去。”

“拉薩軍警那麼多，邊境上守得也很嚴，他們抓我們怎麼辦？你們怎麼給我們安排後路呀？打完砸完後我們怎麼跑啊？”

“我們沒給你們安排什麼後路，共軍要抓就讓他們抓吧。”

請大家想想看，這難道是可能的嗎？天下哪有這麼蠢的策動者？天下哪有這麼蠢的人，能被這種“策”而“動”？

由此可見，3‧14暴力行為決不可能是預謀的，而只可能是即興的；不是事先組織的，而是當下自發的。3‧14暴力行為只能是在和平抗議遭到暴力鎮壓的現場直接刺激下的一種突發事件。

5月4日，《南方週末》發表文章《怎樣化解西藏事件的公關危局》。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單光鼐教授邀請獨立時事評論員蔣兆勇、新加坡聯合早報研究員于澤遠等深入對談。其中一節談到“準確認識拉薩事件的全過程”。他們認為，西藏事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3月10日事件是第一個階段，是藏人和平示威，由於當局未能控制住，"自然而然地就將眾多對社會不滿、對政府不滿、對外地生意人不滿的人聚集起來，且裹挾進去，經過三天的發酵，最終演化為‘3‧14’騷亂。這可以稱之為‘萬州事件的拉薩版’”。應該說，這種描述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儘管在當前國內的環境下，幾位作者還不能把什麼事都說得很透徹，但是能把話說到這種地步，已經很不簡單了。

眾所周知，重慶萬州事件是一起群體性騷亂。2004年10月18日，萬州一名臨時工冒充公務員毆打一名挑夫，引起旁觀者的憤怒，很快就聚集了上萬人，導致交通堵塞，群眾沖進政府大樓，砸玻璃，搶電腦，損壞財物，在街頭縱火燒汽車。其實，象萬州事件這樣的群體性騷亂，在如今的中國層出不窮。例如2003年1月6日，安徽合肥工業大學兩名女生在校門口被車壓死，第二天就有兩萬學生沖上街頭，衝進省政府，在沿路街道和省政府大院裏還有人打砸搶和縱火。2005年6月26日晚，在安徽池州，一輛高檔轎車把一個學生掛傷，發生爭執，交警來處理，老百姓不滿意，說交警腐敗，偏袒權貴，於是衝擊派出所，焚燒警車，還搶了附近一家超市。據統計，僅2005年一年，這類帶有打砸搶燒行為的群體性騷亂事件就有四千多宗，平均每天十幾宗。

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博士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現，這類群體性騷亂和一般的維權活動不同，它們是突發的，自發的，不是事前有組織有準備的。“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並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主要是路見不平或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以發洩為主”。在這次西藏事件中，參加和平抗議的本來都是僧尼，而搞打砸搶燒的則基本上是附近的藏人市民。在這類群體性騷亂中，不但有人打砸政府機關或焚燒軍警的汽車，而且還有人搶商店，圍攻超市，焚燒酒店和公車等，間或也有無辜的平民受到傷害。一般來說，在維權運動或政治異議運動中，參加者們都很自律，不會搞打砸搶燒一類暴力行為（例如在八九民運中，學生還組成糾察隊，不准外人進入，就是怕有的人進來後作出過激行為，給當局鎮壓提供把柄）。按照於建嶸的分析，這種群體性騷亂反映出政府的管治危機，反映出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缺少正當的表達管道。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群體性騷亂是自發的、突發的，並且多半是無組織、無預謀的，但並不是憑空發生的。群體性騷亂必定有導火線。不能想像，那些藏人，往日都好好的，卻突然在3月14日這一天，在中共強大的軍警的眼皮子底下搞起打砸搶燒來了。萬州事件和池州事件的導火線是權勢者欺壓平民，執法者助紂為虐。3‧14事件的導火線是當局鎮壓藏人的和平抗議。《南方週末》文章講到3‧14騷亂是由3‧10和平抗議演變而成，但沒有講明是怎樣演變的，沒有講明促成演變的因素（應是有難言之隱）。其實，事情的來龍去脈是很簡單很清楚的。因為和平抗議遭到鎮壓，於是激起民憤，激發暴力。不能想像，本來都是和平抗議，而當局又表現得很克制，抗議者方面卻突然腦子發燒，搞起打砸搶燒來了。我當然反對3‧14打砸搶燒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傷及無辜，並且為當局鎮壓提供口實。但是我要強調的是，3‧14打砸搶燒行為絕不可能是達賴喇嘛或藏青會事先策劃的，而是當下自發的。動手的人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集體瘋狂，而是在親臨或目睹和平抗議遭到暴力鎮壓的現場直接刺激下的一種過激反應。而一旦暴力行為發生，軍警又撤離現場（這中間大有名堂），難免有人會趁機發洩各種不滿和怨恨，亂打亂砸一氣。

我們知道，在民主國家的大規模的群眾集會示威活動中，有時也會發生暴力行為。抗議者方面的暴力行為，有少數是被激起來的，多數倒是抗議者們主動發起的。因為在民主國家中，和平集會示威是受到保護的，屢見不鮮，平淡無奇。媒體和社會都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未必都那麼關注。有的抗議者為吸引輿論的關注，就故意採取激烈行為。這些抗議者之所以敢於故意作出某種破壞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也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社會是法治的社會，他們預先就能準確地估計到他們的行為會導致怎樣的法律後果，他們不在乎、他們願意承受這樣的後果――通常也就是關幾天而已。中國則不然。中國沒有和平集會示威的自由，當局對此類行為的懲罰又很任意很嚴厲。一般人連參加和平集會示威都不敢，哪里還會在集會示威中主動挑釁，故意作出違反法律的過激行為呢。

民主政府對付騷亂的處理方法是很明確的。民主政府一方面要維護秩序，制止暴力行為，一方面要保護民眾的和平集會示威權利；決不會以“平暴”的名義鎮壓人民的和平集會示威。回到西藏事件上來，我重申，我們決不能僅僅根據3‧14當天的一段打砸搶燒行為，就一筆抹殺此前和此後的藏人抗議的和平性質，從而為中共鎮壓和平抗議的罪惡進行辯護。

三、不是破壞奧運，而是促使中共兌現諾言

中共說達賴喇嘛破壞奧運。這一指責毫無根據。達賴喇嘛一直是支持奧運的。有人說，今年是奧運之年，藏人偏偏在今年挑起事端，這不是破壞奧運是什麼？

這話不對。第一，長期以來，藏人年年都在抗議，中共也一直在鎮壓。只不過在過去，中共沒有像這次那樣大肆張揚。很多人要麼是無知，要麼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沒放在心上。

第二，今年藏人的抗議較往年聲勢大，那是和此前中藏對話破裂有直接關係。去年，中共與達賴喇嘛的代表進行了第六次會談。藏人抱以很大希望，他們甚至停止了很多例行的抗議活動。殊不料中共方面非但再一次拒絕了藏人的要求，而且還加強了對藏人的打壓。這就迫使藏人不得不採取更大規模的反抗。

第三，是的，今年藏人的抗議活動也和奧運有關。因為中共向國際社會承諾改善人權，因為奧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為弱小的、長期被打壓被忽視的藏人，自然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發聲，以期引起更廣泛的關注與同情。不只是藏人，維權人士、民運人士、法輪功、家庭教會，還有拆遷戶和上訪者，也都希望利用奧運之機發聲。這完全是正常的，正當的。這不是破壞奧運，而是促使當局兌現其改善人權的諾言。

2000年秋，聯合國舉行世界議會聯盟議長大會和聯合國世界首腦千禧年大會，全世界150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雲集紐約。這麼多國家首腦齊聚一堂，在歷史上恐怕也是沒有先例的。然而這次盛會卻充滿“雜音”：很多國家――尤其是那些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的異議人士、反對人士和受迫害的群體也紛紛來到紐約，舉行各種形式的請願與抗議活動。他們要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在自由的美國的土地上，在全世界的媒體聚焦下，發出自己的聲音。我沒聽說有誰指責他們破壞大會。

中共不是聲稱要建設和諧社會嗎？不是許諾要改善人權嗎？照理說，在奧運之年，中共就更應該傾聽民間不同的聲音，盡其所能地化解民怨。然而中共的做法卻是相反。中共早就在“迎接奧運”的名義下提前“清場”了。那些指責藏人抗議是破壞奧運的人，你們對別人多年的痛苦呼籲不聞不問，已經是很不應該的了；如今又對當局以奧運的名義欺壓弱小的暴行一聲不吭就更不應該；怎麼還能反過來對人家的和平抗議橫加指責，甚至為當局的非法鎮壓拍手稱快呢？

四、理念與信仰的力量

據悉，中藏將於月內舉行第二輪會談。無論這次會談能否取得積極成果，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單單是從中共同意和達賴喇嘛代表會談這件事，我們就該明白，中共對達賴喇嘛方面的種種指控都是沒有根據的。有些憤青抱怨中共出賣了他們的愛國運動。其實不然。不是中共出賣了你們，而是它先前欺騙了你們。事到如今，難道你們還看不出中共早先給達賴喇嘛加的那些罪名都是不真實的，都是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嗎？

當然，我也料到，有的人即便瞭解了一切，仍然會站在中共一方，只因為中共看上去那麼強大。在他們看來，達賴喇嘛不過是個流亡在外的老和尚，有什麼必要去尊重他的意見，去和他認真談判呢。這就使人想起史達林的一段故事。當年，法國外長勸史達林要善待天主教徒，以贏得教皇好感。史達林輕蔑地反問道：“教皇？教皇有幾個師？”半個世紀之後，以史達林代表的強權灰飛煙滅，而在國際共產陣營土崩瓦解的第一波，即波蘭的偉大轉型過程中，恰恰是當時的教皇保羅二世，以及他所代表的信仰的力量，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我並不是要把當年的教皇保羅二世和現在的達賴喇嘛作簡單的類比，並不是要把天主教和藏傳佛教作簡單的類比。我是強調理念與信仰的力量。

北京之春2008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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