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2日訊】在普林斯頓召開的「反右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第一個、第二個10週年，是在文革大動亂和餘波蕩漾中，自無召開紀念會的可能； 30週年時，政治氣候尚可，不料被錢偉長向當局告密，會議倡議者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被誤認為是）王若望，被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受到開除出黨的懲處，會議胎死腹中。此後，直至今天，「反右」一直是禁區，作為話題都比不上文革曾經有曇花一現的解禁，文革畢竟曾被「徹底否定」過，所以反右50週年紀念也只能在海外召開。國內小規模、零星的紀念會，就像是「春風野火」般地跟國安打游擊戰。
我們這些老右派歷經艱險，深知天下無易事，得來全憑費功夫！因而特別感謝會議舉辦人的勞神費力。對於我們這些在倒計時中生活的人，60週年的會是不可思議的。我們不僅對此次會議的巨大意義有高度的評估，而且估計到它很有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因而，《反右研究文集》作為大會的結晶和碩果僅存，也就更加「彌足珍貴」了。我本人是，書一到手，愛不釋手，時間優先，一氣讀完。
王若望先生生前曾說，死了的有話也不能說了，我們趁活著、就要說。現在他老先生也作古了，我們這些來日無多的老右派，如果不趕快說，恐怕就會因對不起作為歷史見證人的使命、對不起自己流血、流淚、流汗的慘痛代價，而死有遺憾了。我們這班人不僅有使命感，而且有急迫感。李昌玉說：「我可以像眾多退休老人一樣，終日無所事事、悠遊林下，或打打門球下下棋，也可以遊山玩水、周遊列國，還可以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總之我可以非常太平、非常安全地壽終正寢，但是我在良知上覺得自己還是應當報答歷史對我的恩寵，這就是把我的經歷、閱歷和思考還給歷史，因此我被迫選擇了這種在中國要冒犯政治風險、失去安全保障的生活方式。」（頁17。凡引自本書，只註明頁碼）
與會的每位右派都是抱著這同一想法的。張先癡說：「我不計後果，我要勇往直前，到了我這個年齡，如果我們還像膽小鬼，就對不起我們的子女、我們的後代。我們應該像李昌玉先生一樣，勇敢地出來寫，出來說。」（頁29）為什麼寫出這些東西還需要「勇敢」呢？這，除了因為是要冒外在的政治風險外，還要經受內在的痛苦折磨。張先生寫《格拉古軼事》，曾告訴我（這個也是許多右派寫回憶錄的共同情感經歷）：多次為自己和朋友的難苦哭泣而擱筆。我在為他寫的書評中，專門寫了一節「受罪分類學」，簡述如下：「第一步，把所受的罪、分為死罪（自殺、被殺）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為心靈的（辱罵、批鬥、花腦殼、住黑監、假槍斃）和肉體的；第三步，把肉體的罪分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飢餓、超體力的勞動、毒打、武鬥似的批鬥會、屢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為法定的和非法的；……」每一類別，都有具體內容，現在，作為一斑，單單指出：「非法定的刑具中，『捆』，俗稱『挨繩子』，也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坦率地說，我對這種酷刑深惡痛絕，一許因為我生性頑劣，我挨過的繩子的確不少……棕繩和麻繩捆起來的感覺並不一樣，粗繩子和細繩子捆起來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細繩子捆緊後再澆水將繩子淋濕，感受更是具體（其實何需澆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將繩子浸濕，本人深有體會）。捆的時間長短則與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臨界點，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則疼痛將降為零，施刑者此時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甦醒，頓時其疼痛度又上升為一百，本人終生難忘之體會）。而穿著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於打赤腳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湯又別具風味。在挽繩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饒三圈還是兩圈，從頸背後往上提升到什麼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學問。本人對法律可謂一竅不通，只是在法律對我反覆而長期的實踐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見過一個姓何的成都暴牙齒在監捨門邊的一棵樹上被捆了一個通宵，嚎叫了一個通宵；我還見過一個姓蔣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皰甚至睡衣脫不下來。總之，這種強力阻止血液循環而給人的椎心刺骨，別說我輩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魯智深也會疼得在地上打滾，張飛、岳飛也會疼得撞牆跳巖。」（《格拉古軼事》，頁151）這種受罪的日子不是熬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一年、兩年，而是23年！
許多人用「九死一生」，來形容右派是怎麼熬過來的。其實，對常人說這是形容，說經歷「九死」只是言其「多」的意思，誰能真的經歷「九死」呢？可對右派受的罪來說，簡直是世人難以想像的；你去讀一下北大右派學生領袖陳奉孝的回憶錄《夢斷未名湖》，請你毫不含糊地清查一下，他歷經死亡的準確數字竟是「13」次！他是從13次的死亡中逃生的呀！右派文徹赫恩的妻子被幹部強姦，我對他寫的《苦難的歷程》作的書評中寫道：誣說是他們夫妻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對他隔離審查、加重勞動、還要他交待問題。冬天勞動多半是平整土地，用筐抬土。每筐重50斤，要他一次抬四筐。下班後，每晚八點開批鬥會，叫他交代怎樣和妻子合謀把幹部拖下水，怎樣陷害幹部進行階級報復。每次開會就作噴氣式，被揍一頓，打得鼻青眼腫，宣稱，什麼時候你承認、批鬥會就什麼時候停止。就這樣，鬥了他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我爭那口氣，死也得頂住，決不屈服！我已經兩次從死神那裏奪回了生命（所謂死過兩次，一次是把他當成已死的人，拉在車上去埋，由於三輛堆滿屍體的車子震盪，把他甩下來，掉在河裡的冰上，把他凍醒了。「我要不醒，那活埋就是我的命運。」（該書，頁91）另一次是得了病毒性大葉性肺炎，兩個肺全感染了。醫學書上記載，死亡率高達85%。），連死都不怕還害怕什麼呢！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罪名是共產黨無中生有捏造強加的。如今我是受害者，又被誣陷為拉幹部下水。難道天下竟有這樣的男人，讓自己的老婆叫別人任意踐踏蹂躪嗎？」 （該書，頁120）共產黨胡編亂造的《白毛女》悲劇，倒是自己社會的真實寫照；右派不就是白毛女嗎？戲劇家文徹赫恩不就是白毛女嗎？你聽！白毛女在劇中的控訴，不就是他這時、內心悲憤的呼喊嗎？——「刀殺我！斧砍我！好不該這樣糟蹋我！」
有一次，在鬥爭會上，把他妻子也叫來旁聽。「你老婆已經承認了拖幹部下水，你還不回頭是岸，爭取寬大處理！」（頁120） 他已被打成血人，還要不停地打，流血過多，昏厥過去了。
可見，寫回憶錄對他們就等於是自找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他們就是要忍痛而為，文徹赫恩在會上對我說：「我活一天，就要對共產黨口誅筆伐一天。」最近打電話告訴我，他見人就說，就控訴共產黨的罪惡，那個小城市的人都認識他了，有的說他成了祥林嫂。
讓我借用一下作為反右動員令的《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這是為什麼？」
任眾答曰：「我們寫書，我希望大家都寫，把自己血跡斑斑的經歷寫出來，我總結的話就是：凝血成文史，留給世人知。」(頁21）
林希翎答曰：「因為中共要把這段歷史抹掉，不要說後代，當代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也莫名其妙，不感興趣。他們最感興趣的就是賺錢。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些倖存者，有歷史使命，我們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要把歷史留下來。」（頁47）
魏紫丹答曰：「我要寫，更要推廣別人的成果。」
剛逝世的黨治國先生，他向大會提供的論文《家天下、黨天下和反右運動》，讓毛澤東的「反右」，向歷史上一切暴君昏君、倒行逆施的「反右」，認祖歸宗，而把他們這群祖祖輩輩、徒子徒孫捆在一起，一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此，我謹向治國先生獻上沉痛的哀悼之意、誠摯的敬仰之情！讓右派精神永照汗青！
吳弘達先生在開幕詞中說：「我們不久就會消失了，但歷史上將永遠留下1957年。」（頁9）這使我在不勝感慨之餘，又一次受到歷史使命感的鞭策：與其像沒出息的「蠟燭」，「成灰淚始乾」；何如學辛勤的「春蠶」，「到死絲方盡」？@(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