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大紀元溫哥華記者站報道）9月27日下午，SFU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和加西大紀元時報等機構共同舉辦了「中國極權六十年研討會」，加拿大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克來夫‧安世立（Clive Ansley），獲得加拿大 2000年新聞界最高榮譽獎的盛雪女士，著名人權律師郭國汀，以及法輪功學員荊天先後發言。他們表示，中共六十年統治敗壞中國人道德良知、收買和欺騙西方官員、毀壞生態環境，斷送中華民族子孫後代的生存利益。只有終結中共暴政，中國人的苦難才會停止。
法輪功學員荊天和先生陳松，以及妹妹荊采是被營救的難民，最終安置到加拿大。以下是荊天的發言。
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叫荊天，我和我的家人先生陳松和妹妹荊采都是被美國相關的人權組織營救的難民，我們在異國他鄉輾轉流離了三年，最終被聯合國難民組織安置到加拿大，成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今年五月十三日從泰國曼谷到達溫哥華。值此中共邪黨竊國六十年之際請允許我向大家申訴一下我們一家三代在中共極權統治下所經歷的掙扎，在鐵蹄暴政下所感受的恐怖。
我們以前住在大陸遼寧省瀋陽市，我和母親和妹妹都是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的。《轉法輪》解答了我們許許多多人生當中不解的問題，比如人是從哪裏來的，我們為什麼來在世上，我們要向哪裏去。法輪功倡導我們從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好人做起，隨著道德標準的提升，我們開始變的不像以前那麼自私、那麼只關心自己的事了，我們家給當地於洪區圖書館捐獻價值一萬元的圖書，事跡登在《瀋陽日報》上，在當地引起很大震動。因為六四事件以後，大部份人不願意不要任何代價的為國家做什麼事了， 人們唯一追求的就是錢， 而在法輪功中這樣的奉獻社會的事跡卻層出不窮，也有很多媒體做了報道。隨著道德標準的提升我們的身體也發生了變化，我有嚴重的心臟病，醫生說我如果不做手術活不過三十歲的。 法輪功治好了我的心臟病和我母親的八種頑疾，而我們卻沒花一分錢，我們一家都不知道怎麼去感謝我們的師父－－李洪志先生。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迫害以後，我們一家並沒有因為我們對國家和社會做出的貢獻而得到倖免，甚至成為了重點迫害對象。610幾乎天天去家裏、單位裡恐嚇騷擾，有時半夜一點正在睡覺也去，有時把我關進派出所的置留室，和那些醉酒打架滋事的、偷盜的男人關在一個籠子裡。企圖以此恐嚇迫使我交出《轉法輪》放棄煉功，還軟硬兼施的要求我給它們做特務。尤其是正在家種地的山東農民趙金華因為不放棄信仰被當地派出所活活打死以後，我們更加感到了我們的潛在危險，我們再也無法沉默的忍受下去了。一九九年十月十八日迫不得已我們只好再去北京上訪，但是母親和妹妹還沒等進信訪辦的門，就被帶上警車並遣送回瀋陽關進龍山教養院進行強制轉化洗腦，母親和妹妹都因不放棄信仰被長時間電擊折磨，更殘忍的是它們當著我媽媽的面電她最疼愛的小女兒。為了阻止更多的法輪功上訪，中辦國辦的信訪辦的牌子都摘掉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為上訪無門，我只好和北大的一個博士張令翊先生和瀋陽的十幾位同修去天安門打橫幅請願，我們打出的橫幅就是：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我們完全都是依照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力這樣做的，但是它們卻說我們是擾亂社會秩序，我被不經法律程序勞動教養一年，異地關押在坐落於河北省唐山市開平區的河北第一勞動教養所。
一進勞教所女隊，我驚呆了，我的腦袋有些轉不過來，這裡是在拍電影還是我自己在做夢？我竟然置身在中共邪黨的教科書裡、文藝作品裡所描述的未開化的奴隸社會時代！這裡從飲食、衛生條件上來講和給外國人看的北京東城看守所有著天堂地獄的差別。生活用水極缺，人們長年洗不上澡，灰頭土臉，到處散發著臭氣，吃的是半生不熟霉爛的饅頭，人們被強迫做奴工，完不成任務的不讓睡覺，甚至是吊在樹上用棍棒打，有一個女孩因為有肝病，幹不動活的時候趴在桌子上歇了一下，被拉到外面吊在樹上曝曬。
剛進去沒幾天它們就給我們法輪功學員秘密的強制抽血，其它犯人卻沒有這一待遇。我們當時都沒有多想，以為只是為了對我們表現它們的偽善。後來摘器官的事曝光以後，才明白它們當時的意圖。在那裏它們不讓我與外界接觸，不許和家裏聯絡，我家人在我失蹤半年以上才找到我。在勞教所裡我被強制帶到磚廠做奴工，打磚、鏟土、上土這是重體力勞動，對男人來說也是費力的活。中午只有十分鐘的吃飯時間。晚上吃飯手疼的連飯碗都端不起來，普通女犯們連晚上睡覺在夢裡都在喊疼。在吃不飽的情況下，甚至絕食期間也要鏟土、搬磚。我還做過編芭片、出口工藝品雞毛花等奴工。這些活因為沒有打磚重，所以時間很長，從早上六點多一直幹到第二天凌晨一、二點，因為長時間久坐不動，腿腳浮腫，鞋都穿不上。冬天暖氣不足，手、腳、臉經常被凍傷。
外界有人來參觀檢查，就把我們藏進地下防空洞。因為不放棄信仰我冬天被長時間吊在樹上凍，夏天放在磚窯裡烤。絕食抗議就用犯人折磨性灌食，身體被嚴重摧殘，有段時間因胳膊受傷，生活都不能自理。它們每天研究著對付法輪功的迫害手段，每天花樣翻新，強迫走正步，強制軍訓，長時間坐小板凳這是殺人不見血的酷刑，拳打腳踢、上繩、上大掛、電擊、狼牙棒這都是家常便飯，小菜一碟。所有這一切它們所要達到的目的就只有一個，就是想追求一個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恐怖效果，叫你最終喪失一切你所發誓要堅守的人的道德良知來臣服於邪惡，叫你喪失一切尊嚴來為它們服務和利用，那些在電視上、報紙上、網絡上搞所謂的醒悟的、揭批的就是這樣來的。有些酷刑施加在被隔離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我都不知道那些聽起來就恐怖的名詞到底是什麼。因為我在非法勞教期間寫過揭露它們迫害好人的文章發表在國際互聯網上，它們就以搜查違禁品（紙、筆）為名故意隔兩天就剝光我的衣服進行人格羞辱和精神折磨，最後找其它借口給我加期半年。它們甚至把我們這些它們所認為的頑固不化的人投入男監隊進行恐嚇，男隊長整個晚上就拿著電棍呆在我們的監捨進行所謂的監控，我很緊張，晚上睡覺的時候把我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最後因為我的兩個同修朱有榮和張質彬被活活迫害死，在我們的強烈抗議下，在震動整個河北省政界的情況下，他們才不得不把我放回家，那時我已被延期關押了兩個月。
因為我沒有轉化，它們在我的解教票上作上標記，繼續把我作為重點監控，不斷的把我帶到派出所問話和恐嚇。我們在這紅色恐怖下我表面低調，暗地裡繼續利用互聯網，製作小冊子、發放傳單、光碟、懸掛小喇叭廣泛的揭露他們的罪行讓世人知道真相。因為在勞教所裡與世隔絕、面對邪惡孤立無援的時候我就曾暗下決心，如果我還能活著出去，我一定要讓世人知道它們的邪惡。它們表面上製造經濟繁榮的假相，粉飾太平，暗地裡迫害善良，奴役壓搾弱勢群體，比想吃唐僧肉的妖魔們還要壞無數倍。通過我散發出去的小喇叭分別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十三日成功的懸掛在瀋陽市三個勞教所和一個看守所及瀋陽市的各大公園，播放在瀋陽上空的宇宙之音引起它們的極大恐慌，它們派出武警部隊對這些場所實行戒嚴，最後因為沒人敢上去摘，它們用槍給他們打下來了。公安部親自部署迫害，利用打進來的特務對我們搜捕，在搜捕過程中我們有一個同修從樓上掉下來摔死。我被它們關在瀋陽市看守所，又一次親身見證了它們的邪惡。在那裏法輪功因為不承認自己是犯人不穿囚服不背監規被它們體罰，不准睡覺，讓蹲在廁所裡被它們用鞋底抽臉，拽頭髮往牆上撞。有一個叫王紅的遼中農民，她沒有文化，很老實，什麼也不會說，她唯一能表達出來的就是法輪功好，江澤民壞。從九九年底出來上訪就再也沒回過家，被轉了好幾個地方關押，當被轉到龍山教養院以後，因為她想要逃離魔窟被遭到殘酷電擊。我親眼看到了她身上傷痕纍纍，她跟我說：「我很想回家。」後來我和她分開以後聽說她被犯人把飲料瓶塞到陰道裡折磨，後來又轉到瀋陽張士教養院強制洗腦，那是她的生命最後一站，因為她在那裏被毒打致腎衰竭，她到家就死了。
那次我被非法缺席判決十年，因為開庭期間我正在絕食。十多天後我出現生命危險，它們暫時把我放回家。我和被派出所警察張家盈打斷兩根肋骨剛剛從看守所放出來的弟弟被迫離家，流離失所，此時妹妹早已流離失所，母親還在勞教所裡受折磨。母親被龍山惡警趙乃春打的視力下降，牙齒鬆動，現在我的母親一隻眼睛失明，牙齒幾乎掉光。我和弟弟、妹妹匯合繼續講真相，它們到處通緝我們，我們再一次被抓。
這一次我和妹妹被判刑十三年，弟弟被判刑十年。同時還有一個國家註冊建築設計師張慧宇被判刑十五年，她至今還關在錦州監獄。剛被抓不長時間它們就把我和妹妹從看守所送到瀋陽市安康醫院，就是關政治異見者的所謂精神病院和戒毒所，當時院長謝曉賓和主任等人全部出來接我們，當時就做全面體檢，包括驗血、驗尿、做心電圖、透視、拍X光片、檢查眼睛，還怪怪的問我們家裏還有什麼親屬。摘器官的事曝光出來後，我們都覺的很後怕。
同時媽媽因為被迫害出現嚴重糖尿病導致生命垂危剛剛被放出來，因為我們被判重刑，媽媽又重新被關回勞教所，說是因為我們被判重刑，怕她有情緒。媽媽後來又出現嚴重腦血栓，導致第二次生命垂危，它們說媽媽是裝的，醫生說她隨時會死，它們才為了推責任把她放回家。為了能回家看媽媽，二零零三年我和妹妹絕食五十天，生命垂危，妹妹經過搶救活過來，在明白真相有正義感同情心的警察醫生的幫助下，我們又被救護車送回家。到家後我時時處於恐怖的感覺中，聽到樓道裡有走路聲敲門聲，都在想是不是警察又來了，母親也成天為我們提心吊膽，覺得我們還有那麼長的非法刑期，它們能輕易放過我們嗎？同修們也勸我走，二零零六年在美國的關注和營救下我通過重重關卡逃到泰國尋求聯合國的庇護成為難民。
我所經歷的迫害並不是最嚴重的，反映出來的迫害只是冰山一角。我是幸運的，能夠脫離恐怖與苦難來到了自由的國度。可是只要想到迫害還在天天發生著，每個堅持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都面臨著隨時失去生命的危險，這裡也包括還在獄中的我的弟弟，我就寢食難安。我的弟弟曾被打折兩根肋骨，導致肋骨觸傷肺， 被非法判刑後關在遼陽鏵子監獄， 到北京奧運會前夕，他和一大批人被秘密轉移到大連南關嶺監獄，轉移以後當時就有兩個法輪功學員被打死， 他也被強迫做奴工，身體狀況更加惡化。在溫哥華的同修努力幫助下，已有國會議員答應給中共寫信要求無條件放人，9月21日溫哥華太陽報也對此關注給予報道，這些正義之舉都是令我欣慰的事。
回顧中共竊國六十年，它們靠謊言、誘惑、暴力執政，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不相信會有天懲在等著它們，竟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殺戮八千萬中華同胞，其實這個數字並不准確，那是三反、五反、鎮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間的統計，它們的殺人還在繼續，六四屠城、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現在幾乎每天都可以從明慧網上看到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報道－－它們的罪行聲竹難書。
中共執政六十年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對於生活在其中的幾代人而言卻意味著一生。哪怕中共一個細小的惡行，都會讓人付出畢生的代價。僅以我家為例，我姥爺因為在大陸淪陷前擁有瀋陽燒酒廠、民族電影院、三經路小學、人民醫院二院，被它們封為「資本家」，先搞公私合營，後來乾脆收歸國有。我姥爺從老闆淪為打工的技術人員，又封了一個「遼寧省勞模」的名頭做為精神賠償，後來單位偽保衛科又藉故找了一個「破壞革命生產」的罪名把他關了起來，當時的省級偽司法機關認為證據不足，不予定罪。正要將他釋放的時候，又來了運動，他直接被誣陷說有三條人命，打成「歷史反革命」判刑十年，投入當時的瀋陽大北監獄。從監獄刑滿出來後又直接下放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勞動改造，只要有運動就把他拉出來批鬥。姥姥在這種恐怖加歧視的打擊下，一等到「平反」就去世了。而他們得到的所有賠償是一輛自行車。那時母親和她的幾個兄弟姐妹也受到了株連，也要下放到農村，正在這時母親遇到了父親，父親為了要和媽媽結婚放棄了黨票。因為父親的單位威脅他說，我母親的出身不好，是黑五類，你要是不講黨性，不能和她劃清界線，就給你開除出黨。聰明的父親最後選擇了人性，和母親結婚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它們要給父親恢復黨籍，被父親拒絕了。我不知道我父親算不算是第一個退黨的。
可喜可賀的是《九評》問世後，越來越多的世人正在覺醒，越來越多的人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化名退黨，甚至有越來越多的智者勇者公開站出來聲明與中共邪黨決裂。目前退黨人數已超過六千萬。既然它最害怕失去權力，那麼我們就要退黨，解體它用來做惡的權力。這就是我們送給中共竊國六十年來最好的一個禮物。
天滅中共指日可待，讓我們共同努力，期待更多的世人覺醒，期待這一天早日來臨。
荊 天
200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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