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氣息終於逼近。1969年新年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一號二樓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陳寅恪的死亡。「文革」結束後，陳寅恪獲得「平反」，當年迫令陳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釋為:「因為『工宣隊』看中這座樓房用來作指揮部。」一位對陳寅恪晚年甚為瞭解的友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陌生的環境，已不成樣子的家，並未放鬆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這一年已走到盡頭。在這最後的時刻，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校園大部份人（包括陳寅恪兩個女兒）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會與「工宣隊」 等權力機構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
「 文革」結束後，校方傳出陳寅恪在最後的日子裡還「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這個說法，正是源自這段「革委會」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的時期。真相如何，恐怕永遠都不可探究。因為直到陳寅恪死後，中山大學的有關材料依然用充滿了「階級仇恨」的語調，評價「比狗屎還要臭」的陳寅恪的所謂政治態度。死不悔改的陳寅恪，死後依然遭到詛咒。在這生命最後的二百來天裡，陳寅恪已瘦得不成樣子，少數親朋好友偷偷登門看望，他也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 年10月7日晨5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歷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痺而含冤去世。陳寅恪死得很平淡。一個卓越的知識份子這樣死去，在那個年代很普通，很常見。經年的苦難一朝得結束，於陳寅恪未嚐不是一種解脫。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壯留給了後人。對自己的結局，有一點是陳寅恪預測落空的，那就是他先愛妻而去。正因為這樣，在他去世後，令人很傷痛的一件事發生了。
四十五天之後，1969年11月21日晚八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篔亦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篔死於心臟病、腦出血。但在這四十五天中，唐篔從容為自己安排後事唐篔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安排考慮到了，她曾對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唐篔去世後，她這種異乎尋常的安排便解開了生與死的謎底。
死，是輕而易舉的。唐篔大半生靠藥物維繫著生命，只需停藥數天，生命的苦痛與哀傷便永遠結束。十八年前，「我敬姐志節」的唐篔曾滿懷感傷之情寫下《哭從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詩，詩中兩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並以敬懷的筆觸寫下這樣兩句:「姐母殉夫死，姐亦傳其烈」。十八年後，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顯現。七十一歲的唐篔，平靜地了斷了纏繞七十一年的人生之淒苦。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亦為陳寅恪而死。陳寅恪的人生，應該延續到1969年11月21 日這一天。
四
命運各異，但悲劇卻相似。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來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終歸宿吧！
陳序經，在1963年兼任廣東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文革」期間，陳序經因嶺南大學那段經歷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受到專案審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陳序經，在南開大學面積僅6平方米的臨時居所裡突然去世。「造反派」堅持說陳序經是畏罪自殺，結果解剖屍體表明，陳序經死於心臟病突發，時年六十四歲。陳序經身後遺下四、五百萬字的著述。陳序經死後，他暫存在中山大學的三千多冊珍貴書籍被學校後勤部門當廢紙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壽愷，五十年代後期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第二附屬醫院院長、教授。「文革」期間因在四十年代曾為湯恩伯、俞大維、陳誠等人看過病而受到一連串的迫害與凌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周壽愷被秘密地關押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裡，飽受摧殘折磨。1970年6月15日，對內分泌學素有研究與建樹的周壽凱，因 「造反派」拖延時日不給醫治而死於胃出血，年僅六十四歲。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因精神苦悶憂鬱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僅六十二歲。
劉節，是運動初期在康樂園第一個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間，劉節共遭受六十多場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鬥爭完畢，紅衛兵們仍意猶未盡，當場喝令劉節 「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結果，在拳打腳踢與怒罵聲的夾擊下，年已花甲的劉節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學的大禮堂。當社會傳出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讚不堪受辱自殺身亡的消息後，劉節卻這樣對人說，「翦伯讚死得不值，每回開會批判我，我就在心裏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學一份《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對劉節有這樣的記述，「劉節舊思想仍頑固，在學習班上還說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共產主義精神，還大談他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義。」1971年「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楊榮國走紅，與「尊孔」的劉節形成尖銳的對立。楊、劉兩人十餘年間的恩恩怨怨糾纏已變成一個不可化解的死結。劉節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劉節死於喉癌，終年七十六歲。劉節身後遺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濕，絕大部份讓蟲蟻蛀蝕掉，剩下的殘卷不足兩箱。
吳宓，「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場批鬥中吳宓左腿被「扭折」，從此只能倚杖艱難地行立；雙目又因白內障一度「全盲」。陳寅恪晚年遭受「臏足盲目」的痛苦，吳宓都經歷到了。這位畢生都具有書生氣的學人，在「文革」期間有這樣一個「笑話」:吳宓知道「造反派」即將來抄家，他想到了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便急忙請求一個親友將日記運走。待這件事安排妥當，吳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將此事詳盡記錄下來。後來吳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吳宓的日記。但抄家者卻發現了吳宓述「日記運走事」的那個簿子，遂按圖索驥最終還是將吳宓視作畢生心血的日記悉數抄走。「迂」得可愛的吳宓，在 1971年9月8日給中山大學寄去一信，探詢陳寅恪夫婦的「生死情況。」歷二十餘年「新風尚」的洗禮，改變不了的還是人生。1978年1月17日，時年八十四歲的吳宓去世。可算高壽的吳宓，如何度過最後屈辱的十年，歷史當還有許多「待發之覆」。
黃萱，1966年7月離開陳寅恪回到歷史系參加運動。儘管這位善良的女性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陳寅恪的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在「揭發批判」最緊張的日子裡，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樓，曾掛出一條從樓頂拖到樓底的巨幅標語，上書「黃萱與陳寅恪同穿一條褲子」。陳寅恪死後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黃萱交待所謂「與陳寅恪的關係」、「為陳寅恪幹了些什麼壞事」等材料。1969年，中山大學歷史系清查小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捕捉到一個「新動向」:逼令黃萱交出「從剝削階級家庭得來的不義之財」。該年曆史系一份總結報告逼真地描述了這一「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清查小組第一次找黃萱談話，「第一次面對面交鋒，黃萱就交出二萬元存款」。事後清查小組成員分析，第一次交鋒遠未觸及核心。第二次談話，清查小組規定黃萱反覆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篇光輝著作」，「黃萱流下了眼淚 」。結果，「第二次交鋒黃宣交出九萬元」，「第三次交鋒黃萱交出二十萬元」，「第四次交鋒黃萱再交出公債八百元」。在數天之間，「毛澤東思想顯示了巨大的威力」，「黃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萬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但命運並沒有放過一生淡薄名利與金錢的黃萱。1970年，她摯愛的丈夫周壽愷怪遭折磨而死。其時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後一眼，留下了終生的痛恨。六年後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奪走了她心愛的兩個小外孫。至此，這位目睹了與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女性，已把「這個世界看透了」。當年，陳寅恪對自己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這樣的評價:「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開始住在廣州，後移居故土廈門。在鼓浪嶼那座寬闊的別墅裡，這位陳寅恪晚年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超然世外，日觀雲海，夜聽濤聲，依然勤奮地讀書，靜靜地感覺日子的流逝。拿得起，放得下。陳氏知黃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份子，此事曾引起陳寅恪的不滿。這是迄今僅見的陳寅恪同情右派份子的一次檔案記錄。「文革」期間端木正再受衝擊。1979 年中山大學恢復成立法律學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後兼任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最年長的法官。在陳寅恪晚年信賴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目睹了歷史的滄桑變化，他有幸在晚年能為祖國貢獻自己的熱和光。歷史畢竟在前進！
摘自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