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天安门文件》的政治和学术价值
从已有的材料和社会反应来看，这次事件无非引发两个方面的议论：一是它的政治价值，二是它的学术价值。
在政治价值方面，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张良的身份，第二个是材料带出的时间。如果张良如他自己或炒作者们所说，是现当权某派的代理人，则有当前政治意义，如果不是，则无当前政治意义。
根据我的研究，中国政治还不象经济，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依靠外力和舆论来推动政治变革的经验还不存在。有的恐怕也只是失败的教训，如１９８９年初体制内不知哪派借助香港媒体运作的“倒邓保赵”风潮，同年４－５月的国际舆论大干预。所以，运用这种手法的体制内力量，若不是一种全新的力量，便是一种幼稚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仍可借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如果暂时不知道某种东西所代表的背后力量是谁，最简便的方法是看它对谁有利。不少人认为“钦定接班人”或“赞同镇压”对谁不利，因而可能是其对立派所为，但他们忽略了这些信息若不是早已人所共知（如对镇压的态度），则是已经为中国人和执政党接受的历史（除了毛、邓是自己打出来的以外，现代历史上的哪个接班人不是出自钦定？）。正因为如此，国内的、现实存在的政治反对派，不可能去使用一个对自己风险较大（出卖机密），而对对方杀伤力不大的武器。
不少评论家认为，它有可能是“过气”的领导人为了历史名声而放出的信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如果这个事件有政治方面的意义的话，它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政治，因为已经有许多外国人用它来指责自己政府的中国政策，并在“申办奥运”问题上做文章；其二是政治历史。我认为，不论这件事的斗争双方是谁，他们高举这个事件来打对方，这表明他们在客观上已认同了它的价值。加之这一事件引起的国际舆论波澜，对于树立“民主”的权威，对于“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无疑起到了一种催生和催化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时间问题，如果材料带出的时间是近半年，则有当前政治意义，如果是一两年前，则无当前政治意义。据有关信息披露，这份材料被鉴别、翻译、研究已经历时一两年，这说明它不是某派人物为当前人事政治而有意放出的“重磅炸弹”。因为，根据中国政治的非民主与非公开性质，除少数极权人物，不可能预料一两年之后的具体人事斗争。而有能力“预见”这后果的少数极权人物，根本无须借助外力从事其政治运作。
这个材料的披露，自然要引发关于它的学术价值的讨论。在这方面，人们引用了很多外国专家的意见，借以肯定它的价值。我认为，对于知情程度不同的人，它的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外国专家的意见表明了他们的知情程度。作为一个八九民运的专门研究者，我的基本看法是，它提供了比以往任何资料更多的上层决策内幕情况，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是令人欣喜的。它对于最终提供一个完整的事实底线的资料拼砌过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方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和一个朋友说过，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任何材料，它只要能提供一点你不曾获得的信息，就是有价值的。
但是，另一方面，像我们对待任何资料一样，并不能因为它比较“新”或比较“全”，就把他当作事实的全部来接受。
比如，它固然提供了“钦定接班人”的一些详细内幕，而且我认为事情完全有可能是那样的，但就此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产生的全过程就是如此，那就是十足的误导。就我们的经验，一个一般的部长和局长空缺，都会被列出多个候选人，然后对他们进行时间不等的考察和秘密收集反映，对一个国家和党的一把手，这个过程肯定要更长、更复杂。就其机制来说，它肯定是不民主的。但决不像找一个临时工那样，几分钟解决问题。
其学术价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其代表的党派问题。如果它真是某一党派的使者，就不能排除它为那一党派服务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因我还未看到全文，不便就一些英文翻译的章节发表评论。但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在先：赵紫阳在访问朝鲜期间曾发回电报（或传真），同意“四二六”社论的内容。这是李鹏方面提出的指控，但十多年来，赵本人或他的代理人们没有一人出来对此加以否认。所以，我们就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事实。那么，给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上层材料的《真相》在这方面有新的信息吗？如果张良提了，那么，他的学术价值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不提，我想他不应该是不掌握材料，而会使人联想到“为尊者讳”的问题。
（网络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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