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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 从本星期开始，海外媒体又开始报道一份有关[六四]的材料，那就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关[六四]事件的交代材料。鲍彤对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份材料的真实性。
一月，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在海外出版。四月上旬，中文版的[天安门真相]也在海外以及香港等地上市发行。从本星期开始，因六四事件而坐牢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原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鲍彤，在六四后被关押时所写的“交代”材料，不知从何种渠道流到海外，并被美国欧洲香港台湾的重要中英文媒体刊登播出。有报道说，鲍彤的这份交代材料，从另外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证实了‘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
这份交代材料是鲍彤在秦城监狱被关押期间写的，按照时间循序，鲍彤写了十六件‘大事’，落款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号。鲍彤在材料中承认他在政治上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犯了错误。但他不满意中央常委批评赵紫阳，对他自己的批评，他感到委屈。
美国之音记者向鲍彤求证，鲍彤证实，这份材料是他写出来的：“好几个媒体记者说到过这件事情，我看很象。因为八九年九月国庆前，我确实写过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他们跟我讲的那些题目，我也是记得的。记得特别清楚的第一个题目是：赵紫阳从北朝鲜回来后，第一个向他反映“四二六”社论有问题的人，是我。这些情况，我跟记者们核对后认为，这个东西是我写的。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个别的字，有的内容有增加减少或者变动，这种情况我不清楚，但我听了以后感到，肯定这是以我在八九年九月所写的交代作为基础而写出来的，这点没有问题。”
鲍彤在‘交代材料’中承认，赵紫阳的一些重要讲话或材料，都是他起草的。比如，当年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访华，赵紫阳在同戈巴契夫谈话的时候，说出了邓小平才是中共真正的掌舵人。事后被当时的中共领导说成是“泄露了国家机密”。鲍彤在这份材料中说，当时赵的有关讲话，是他在起草的时候主动加上的。
鲍彤的‘交代材料’说，当年的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号的社论，激化了学生和政府的矛盾。而最先向赵紫阳反映这个问题的，正是鲍彤。鲍彤说，五月中旬，他曾经同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谈到四二六社论的缺点。胡启立表示，社论是他主持起草的，责任在他。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号，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后来被中共高层批评为同中央不一致。鲍彤说，那篇讲话也是他替赵紫阳起草的。五月十七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开会，决定要用戒严的办法把学运压下去。赵紫阳在会上处于下风，决定辞去总书记职务。鲍彤说，赵紫阳的这封辞职信也是他起草的。后来，因为杨尚昆等人的劝说，赵紫阳收回了这封辞职信。五月二十四号，鲍彤最后替赵紫阳做了一件事情—帮赵紫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写了一份发言稿。
五月十二日，北京大学生开始绝食前后，鲍彤亲自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钱李仁送过一篇稿子，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后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
鲍彤当时是政治局秘书，可以列席常委会议。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号，中共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解决学运问题。六四后，当局指责鲍彤把会议的情况，泄露出去，造成对中央的不利。但是，鲍彤在‘交代’材料中说，这次开会，他不在名单上，因此，无法参与，会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鲍彤在材料中，多次提到他和李鹏的关系，认为李鹏是使他遭到逮捕和判刑的主要人物。鲍彤因为六四事件，被判刑七年。
鲍彤的这篇“交代”，前面的一段话，谈到了胡耀邦逝世，然后把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常委集体批评赵紫阳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领导同志点名批评我泄密，我感到委屈。我的这些思想先后影响以致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严重错误。”如今，十二年过去了，鲍彤是否还是坚持这种看法？鲍彤说：“你说的这几个字，还没有人跟我这么详细说过。现在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是我写的，没错。这段序言是我写的。我记得在这个“交代”材料中，我没有在哪个 问题上承认是我错了。但有一点我可以承认，那就是，我确实没有跟做出镇压学生决定来的这个中央保持一致，我没有。如果说这是个错误，那我确实犯了错误。如果这是严重错误，那我确实犯了严重错误。除了这一点，我记得通篇我没有说过犯了什么错误，什么罪行。他们审查我，说我犯了错误，但我必须说清楚，要把我的观点向他们交代清楚，也要说明，如果说我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话，那麽就是这样，我不能同这样的中央保持一致。我不能同站在学生，市民对立面而且动用军队镇压他们的中央，保持一致。对我来说，这不可能！如果这叫错误，那这就是错误。我所犯的，就是这个错误。除此之外，我认为，那是跟他们的观点分歧，是原则分歧，是如何处理学运问题上的方针和原则分歧。”
鲍彤说，他这些观点是正确错误，都可以商量。但他认为，他的观点，比当权者所持的观点，要更接近事实，更接近真理：“这点，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认为的。至于说，所有这些问题即便我看错了，我也有权坚持我的观点，发表我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我跟以邓为首为核心的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这是个事实。即使到现在，仍然不同。至于他们采取的观点，我有权表示不同的意见。我有权保留我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于对整个事情的看法，反思，这些问题，当然，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我又进一步了解到了一些的情况。这十几年来，断断续续，我偶然听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又能印证了我原来的观点，等等，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不能达到真理而只能接近真理，无论如何，我感到我比他们要接近得多。”
海涛：最后一个问题：你当时是把材料交给专案组的。作为这样一份材料，不是绝密，也是机密。你能否来设想分析一下，它是如何流到海外的？
鲍：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交给专案组的。我想，专案组绝对不会把这样一份材料，放在自己手里。而且，专案组亲口跟我说，他们交到中央去了。最后，这份材料是如何处理的，我不知道。至于如何流出来，我也不清楚。我估计，很可能有人保留了这样一份材料。但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流出来。是否因为[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出来后，可能对他也有所启发？他觉得，他过去保留了这么个“古董”，是否有点用处？比如说，现在正是“考古”热，大家都在发掘“古物”。他手里也有这么个东西，他觉得需要拿出来。当然，真实情况是否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针对海外发表的‘鲍彤交代材料’而对鲍彤所做的专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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