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8月13日讯】 《易经`系辞（下）》表彰黄帝、尧、舜功绩的第一句话，就是赞赏他们“垂衣裳而治天下”。注家解释这句话，说在黄帝之前还不晓得制作衣服，只是用羽皮革木来御寒，只是到了黄帝才开始制作衣服，垂示天下。为什么学会制作衣服，天下就太平了呢？这句话还是不好懂。
看了《尚书大传》中说到唐虞时代曾采取以穿着来象征刑罚，就明白了“垂衣而治”是怎么回事了。《尚书大传》说，唐虞时代对犯人使用象征性的刑罚，犯了应该涂黑额头罪的，就让犯人带块黑头巾；犯了应该割掉鼻子罪的，就让犯人穿上红褐色（赭色）衣服；犯了应该剐掉膝盖骨罪的，就在膝盖部位绑块黑布并画上标记；犯了杀头罪的就只许穿没有领子的布衣。 [1]我们现在还仍然在实行的囚衣制度，原来是黄帝发明的，不同的是黄帝时代的囚犯，只是穿上囚衣，并不需要坐在牢里。
看来在黄帝之前，统治者对犯人采取过残酷的刑罚，到了黄帝时代社会进入高度文明，对犯人就只是采取象征性刑罚了。黄帝采取象刑，居然非常奏效，《尚书大传》说：“唐虞象刑，民不敢犯。”
黄帝时代采取象刑，还可以找到反证。荀子曾物件刑作过严厉批判，《荀子`正论篇》说，人如果不犯罪，肉刑用不着，象刑也用不着；如果犯了罪，对罪犯的刑罚却很轻，使得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受刑，犯的罪重，受的刑罚却很轻，天下就要大乱了。 [2]
荀子是主张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
为什么黄帝时代只需要采取象征性的刑罚，就使得“民不敢犯”，天下大治，而到了荀子时代就行不通了呢？
关键在于两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黄帝时代的价值观念是看重人的道德。那时的人有羞耻之心，有了羞耻之心，人就重视尊严、重视脸面，不会轻易去干使自己丢人显眼的事。而荀子所处的战国的时代，是只讲实利只挣实利，尔虞我诈，道德全面崩溃的时代。
俗话说，利令智昏。在人的价值观念只是以利为重的时代，不要说象刑不能起到警戒人心的作用，就是严酷的肉刑也难以扭转利欲熏心造成的腐败风气。近年来，我国所杀贪官不少，可是勇冒杀头风险，铤而走险的贪官照样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如果以为黄帝只是福气好，遇上一个人心向善的好时代，那就太不了解黄帝的伟大之处了。
黄帝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学会织布制衣是人类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科技发明，它不但使人类彻底告别了动物时代而且使人类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这新科技新经济出现的时候，黄帝事实上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鼓励全民走发家致富的道路，或者象美国总统那样利用新科技新经济剥削穷国，威慑天下，谋求霸主地位。但黄帝没这么干，而是作了另一种选择：让新科技新经济服从于教化人心、鼓励人向善的目标。 新科技新经济在黄帝的治下，成了区别人好坏善恶手段，而不是贫富贵贱的标志。确立了这样的价值目标，自然就能达到“垂衣而治天下”的效果。
黄帝这样做对不对呢？
如果只从经济增长的效益来看，黄帝以道德为目标的治理方式是不能急剧刺激经济发展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健康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标准来看，黄帝取得的成就，后人能难以相比。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了，可是贫富悬殊，道德崩溃，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谁也不相信谁，人的生活环境犹如斗兽场，为了一点物质利益拼命撕咬打斗，个个筋疲力尽，委琐不堪，即使空闲休息的时刻，都要警惕万分，提防掉落到某个陷阱里去或者被同类伤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无论富人穷人都一样的神经紧张，忐忑不安。这样的社会环境难道是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吗？
就拿我自己为例，以前从不知道提防人，可是现在，假如在交际场合接到某人的名片，上面头衔印了一大串，我多半就自然而然提醒自己：“当心！这小子可能是个骗子。”
假如在黄帝时代，我根据名片的颜色和电话号码，就知道对方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我根本用不着费什么心思去提防人。而现在呢？我们看见一辆汽车的牌照号码是888，或者168之类，我们只知道他可能是个有钱的人，至于他的人品怎样，就全靠你自己摸索了。
利用新科技新经济的发展来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黄帝开创的智慧而伟大治国传统，比照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我们没理由不继承这样伟大的传统。
2001/6/21于上海
──原载《议报 》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