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去执编译报导）日前《纽约时报》刊载《炎黄春秋》杂志副编辑杨继绳所撰《中国人的奇耻大辱》（China’s Great Shame）的文章，表明他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的用意。
中国大陆在1958-1962年之间，也就是所谓的“大饥荒”时期，有3千6百万人被活活饿死，其中也包括扶养杨继绳长大的叔叔。成千的案例显示，濒临饥饿的人人吃人，同类相残。它的死亡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2倍，是1932~33年乌克兰人饿死或第二次大战时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6倍。
杨继绳表示，即使是50年之后，大陆人民还是不敢公开谈论当年发生饥荒的事情。他所着的《墓碑》一书在中国大陆仍然禁止出版，只能在香港、日本与西方国家发行。前一阵子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中共当局对新闻与言论的管制严厉，更加深了他们对历史的健忘。
那些否认发生过饥荒的人也有言论自由，诚如近来中共国营的《人民日报》一位业务经理所言一样，他们荒谬的认为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但是查阅记录，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瘟疫、水灾与地震。大家或许纳闷，自从1970年代中共摒弃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改为支持自由化的经济以来，生活比以往富足，但为何中共当局不许大家谈论当年的真相呢？
这当然有政治上的理由：因为完全揭发“大饥荒”时期的真相，会伤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连累共产党的合法性；然而毛泽东对党的贡献及其所建立的极权统治体系，正是造成当年大饥荒的根由。根据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沈恩（Amartya Sen）的观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发生过那么大的饥荒。
毛泽东统治中国时，他的高压政策渗透到全国每一个人的生活，乡村的农民完全在控制之下集体耕作，如此政府才能对粮食征收分配，加以管控。农夫被封闭在全国施行的户口制度下，依政府的规定过活，而城市的人民发给粮票来取代市场的交易。
1958年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野心勃勃但毫无章法，结果恶性循环，而夸大造假的报告误导高层订立更浮夸不实的目标。当时报纸吹嘘每一英亩的稻田有80万磅的丰收，结果缴不出虚报的稻米时，当局指责农民私藏谷物，于是逐户搜查，遭遇抵抗时便以暴力镇压。
同时，由于“大跃进”运动要求迅速走向工业化，因此农家的锅鼎都丢入自家后院的熔炉，用来冶铁，家家户户则被迫集中在一起吃大锅饭。当局告诉大家可以吃得饱，但是粮食不足时，却不见补给的踪影。当时的地方干部掌控着粮食又滥用权力自肥，不顾他人死活，致使饥民无处容身。
1959年上半年，人民已痛苦至极，中央当局于是应允改善，例如允许农家在闲暇时耕耘自家一小片农田。如果这种改进措施持续下去，或许可以减缓饥荒的严重性。可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坦白的写信给毛泽东，认为其作法行不通。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力与立场受到挑战，因此发动整肃彭德怀的运动，藉以根除“右翼分子”。结果耕作私有农田的措施遭到停止，上百万的干部因未能遵循根本路线而遭受惩处。
整肃的结果惨不忍睹，至1960年底，中国的总人口比前一年少了1千万人。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充满谷物的政府粮仓，不是给饥馑的农民使用，而是留给出口创汇或是援外之用。当时的一位干部说：“我们的人民很好，他们宁可死于路旁，也不会去抢粮仓。”
杨继绳表示，他身为现代史的记者与学者，有责任了解“大饥荒”发生的原因与背景。打从1990年代开始，他到过十几个省，采访过上百个见证人并搜集上千的文件。由于“大饥荒”是禁谈的话题，他只能假借“调查农业政策”或“研究粮食议题”之名取得档案。
杨继绳认为，中共高干当年以解放同胞之名，建立了大规模的奴役制度；他们宣传“天堂之路”，事实上却带领人民走向地狱深渊。
最后，杨继绳表示希望《墓碑》一书是对3千6百万无辜人民的纪念，也希望以“墓碑”一词对造成“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系表达送终之意。他说他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但是如果他因诚实追述历史真相而遭遇不测，那么，就让该书做为他自己的墓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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