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曾去執編譯報導）日前《紐約時報》刊載《炎黃春秋》雜誌副編輯楊繼繩所撰《中國人的奇恥大辱》（China’s Great Shame）的文章，表明他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一書的用意。
中國大陸在1958-1962年之間，也就是所謂的「大飢荒」時期，有3千6百萬人被活活餓死，其中也包括扶養楊繼繩長大的叔叔。成千的案例顯示，瀕臨飢餓的人人吃人，同類相殘。它的死亡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2倍，是1932~33年烏克蘭人餓死或第二次大戰時希特勒殘殺猶太人的6倍。
楊繼繩表示，即使是50年之後，大陸人民還是不敢公開談論當年發生飢荒的事情。他所著的《墓碑》一書在中國大陸仍然禁止出版，只能在香港、日本與西方國家發行。前一陣子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中共當局對新聞與言論的管制嚴厲，更加深了他們對歷史的健忘。
那些否認發生過飢荒的人也有言論自由，誠如近來中共國營的《人民日報》一位業務經理所言一樣，他們荒謬的認為那是「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但是查閱記錄，那個年代沒有任何瘟疫、水災與地震。大家或許納悶，自從1970年代中共摒棄毛澤東的經濟政策，改為支持自由化的經濟以來，生活比以往富足，但為何中共當局不許大家談論當年的真相呢？
這當然有政治上的理由：因為完全揭發「大飢荒」時期的真相，會傷及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連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而毛澤東對黨的貢獻及其所建立的極權統治體系，正是造成當年大飢荒的根由。根據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的觀察，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發生過那麼大的飢荒。
毛澤東統治中國時，他的高壓政策滲透到全國每一個人的生活，鄉村的農民完全在控制之下集體耕作，如此政府才能對糧食徵收分配，加以管控。農夫被封閉在全國施行的戶口制度下，依政府的規定過活，而城市的人民發給糧票來取代市場的交易。
1958年毛澤東所發動的「大躍進」運動，野心勃勃但毫無章法，結果惡性循環，而誇大造假的報告誤導高層訂立更浮誇不實的目標。當時報紙吹噓每一英畝的稻田有80萬磅的豐收，結果繳不出虛報的稻米時，當局指責農民私藏穀物，於是逐戶搜查，遭遇抵抗時便以暴力鎮壓。
同時，由於「大躍進」運動要求迅速走向工業化，因此農家的鍋鼎都丟入自家後院的熔爐，用來冶鐵，家家戶戶則被迫集中在一起吃大鍋飯。當局告訴大家可以吃得飽，但是糧食不足時，卻不見補給的蹤影。當時的地方幹部掌控著糧食又濫用權力自肥，不顧他人死活，致使飢民無處容身。
1959年上半年，人民已痛苦至極，中央當局於是應允改善，例如允許農家在閒暇時耕耘自家一小片農田。如果這種改進措施持續下去，或許可以減緩飢荒的嚴重性。可是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坦白的寫信給毛澤東，認為其作法行不通。毛澤東感到自己的權力與立場受到挑戰，因此發動整肅彭德懷的運動，藉以根除「右翼份子」。結果耕作私有農田的措施遭到停止，上百萬的幹部因未能遵循根本路線而遭受懲處。
整肅的結果慘不忍睹，至1960年底，中國的總人口比前一年少了1千萬人。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充滿穀物的政府糧倉，不是給飢饉的農民使用，而是留給出口創匯或是援外之用。當時的一位幹部說：「我們的人民很好，他們寧可死於路旁，也不會去搶糧倉。」
楊繼繩表示，他身為現代史的記者與學者，有責任瞭解「大飢荒」發生的原因與背景。打從1990年代開始，他到過十幾個省，採訪過上百個見證人並蒐集上千的文件。由於「大飢荒」是禁談的話題，他只能假借「調查農業政策」或「研究糧食議題」之名取得檔案。
楊繼繩認為，中共高幹當年以解放同胞之名，建立了大規模的奴役制度；他們宣傳「天堂之路」，事實上卻帶領人民走向地獄深淵。
最後，楊繼繩表示希望《墓碑》一書是對3千6百萬無辜人民的紀念，也希望以「墓碑」一詞對造成「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系表達送終之意。他說他知道自己所冒的風險，但是如果他因誠實追述歷史真相而遭遇不測，那麼，就讓該書做為他自己的墓碑吧。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