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六年一月，費城的書店裡出現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
沒有作者名字，只印著「一個英格蘭人所著」（Written by an Englishman）。定價兩先令，任何識字的人都買得起。它的標題簡單到幾乎像是在諷刺：《常識》（Common Sense）。
然而，就是這本薄薄的只有五十頁的小冊子，在殖民地引發了一場輿論海嘯，並成功點燃了一場戰爭。
三個月內，它賣出了十萬冊。到年底，各種版本的總銷量估計超過五十萬冊——要知道，在當時北美殖民地總人口也不過才兩百五十萬，這意味著幾乎每五個人裡就有一個人讀過它。美國最大的零售連鎖書店邦諾書店（Barnes & Noble）曾做過一個調查，在二十本影響美國歷史最大的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那個「英格蘭人」，叫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
那年，他抵達北美才剛剛十四個月。
一、一個一事無成的移民
湯瑪斯‧潘恩，一七三七年生於英格蘭諾福克郡（Norfolk）的塞特福德（Thetford），家境清貧。他十三歲輟學，跟父親學手藝，後來當過水手，做過菸草商，兩度擔任稅務員，兩度被解僱。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婚後一年去世，第二段婚姻以分居告終。他在英格蘭的每一次嘗試，都以失敗收場。
命運的轉機發生在一七七四年。這一年，已經三十七歲還一事無成的潘恩，在倫敦偶遇了班傑明‧富蘭克林，當時富蘭克林正在英國執行外交任務。不知是什麼打動了富蘭克林——也許是潘恩眼中那種不甘平凡的光芒——富蘭克林給了他一封推薦信，建議他去北美闖闖。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潘恩抵達費城，半死不活——船上爆發了熱病，他被人用擔架抬下船，在費城養病將近六週才恢復。
然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替一本新雜誌《賓夕法尼亞雜誌》（Pennsylvania Magazine）擔任編輯。彷彿是個奇跡，一個本來一事無成的英國移民，很快展現出驚人的文字才能，雜誌的銷量在他主持下大幅上升。
他開始觀察這片土地，觀察這裡的人，觀察那股在空氣中越來越濃的革命氣息。
二、那本書是怎麼寫出來的
一七七五年四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槍聲響了。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武裝衝突正式爆發。
但奇怪的是，即使在戰爭已經開始之後，殖民地的主流輿論仍然沒有走到「宣告獨立」這一步。大多數人的訴求，仍然是在大英帝國的框架內爭取更多的自治權和代表權。「獨立」這個詞，在當時的政治語境裡幾乎是激進到危險的。
這讓潘恩感到不可思議。
他在費城的知識圈裡廣泛交遊，與班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等人反覆討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一件事：殖民地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抱怨請願，而是一個明確的論證——為什麼獨立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確的、符合常識的。
他決定寫這個論證。
他用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
《常識》的論述分幾個層次展開。第一層，他質疑世襲君主制這套制度本身——不只是針對喬治三世個人，而是針對「王位憑出身世襲」這個原則。他主張，統治的正當性，不應該僅僅來自血統，而應該建立在被治理者的同意之上。
第二層，他論證英國與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已經無法修補。英國距離美洲太遠，無法有效管理；英國的商業利益與殖民地的利益根本上是衝突的。
第三層，他描繪了一個獨立後的美洲共和國的願景——不只是美洲人的家園，而是「為人類提供庇護」的地方，一個全世界受壓迫者可以嚮往的自由新大陸。
《常識》的論證可謂情理的結合，達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境界。一方面以邏輯思維論證英國的罪惡和獨立的好處、權利，一方面又用激昂的詞句振奮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獨立決心。史學家就曾評論《常識》說：「《常識》把國王與議會的權威撕成了碎片。從那以來，除《湯姆叔叔的小屋》之外，在美國再也沒有一個出版物曾發生那樣巨大的影響。」
三、文字的力量
《常識》出版三個月內就發行了十多萬冊，徹底改變了當時美國保守派的態度，為美國獨立打下了理論依據。英國報紙對這種恐怖的文字的力量，曾有一段很直白的描述：「凡讀過這本書的人都徹底改變了態度，哪怕在一小時之前他還是一個強烈反對獨立思想的人。」
潘恩的《常識》比任何一個出版物都更能說服當時的公眾輿論支持北美從不列顛獨立出來。
《常識》成功的關鍵，不只是它說了什麼，還在於它怎麼說。
在潘恩之前，殖民地的政治論述主要寫給受過教育的精英閱讀——充滿拉丁文引文、法律術語和古典典故，普通工匠、農夫和商人根本看不懂，也不感興趣。
潘恩是第一個用普通人的語言寫政治的人。這些話，農夫聽得懂，水手聽得懂，學徒工聽得懂。
華盛頓在讀完《常識》後，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這本書「像晴空霹靂一樣改變了許多人的想法」。他下令在大陸軍的各個部隊中朗讀《常識》，用它來鼓舞士氣、堅定信念。
傑弗遜在起草《獨立宣言》時，案頭就放著一本《常識》。那句「人人生而平等」背後的平民主義精神，與潘恩的論述有著清晰的血脈聯繫。
四、革命需要他，和平拋棄了他
獨立戰爭期間，潘恩繼續用筆作戰。他撰寫了系列文章《美國的危機》（The American Crisis），第一篇開頭那句「這是考驗人們靈魂的時代」（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s），在一七七六年聖誕節前夕被華盛頓命令朗讀給即將渡過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的士兵們聽。
士氣低落的士兵們在凌晨的寒風中聽著這句話，然後划船渡河，在特倫頓（Trenton）打了一場改變戰局的勝仗。
潘恩的筆，打了一場華盛頓幾乎打不贏的仗。
然而戰爭結束後，一切都變了。
他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沒有在新政府裡謀得一官半職。他向國會申請補償，獲得了一筆相當有限的獎勵。紐約州給了他一座沒收自保王黨的小農場。這已經是他能得到的全部了。
建國者們感謝他，但不知道如何安置他——他太激進，太不妥協，太不適合在一個需要穩定和秩序的新政府裡扮演任何角色。
一七八七年，他離開美國，前往歐洲。
五、孤獨的結局
在歐洲，潘恩投入了法國大革命，寫下了《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為法國革命辯護，抨擊英國的君主制。英國政府以煽動罪起訴他，他在缺席審判中被定罪，從此無法返回英格蘭。
然後他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期間被雅各賓派（Jacobins）逮捕，在監獄裡關了將近一年，差點上了斷頭台。據說他獲救純屬偶然——行刑前標記囚犯房門的粉筆記號被畫在了錯誤的地方。
在獄中，他寫了《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批評有組織的宗教，主張自然神論。這本書讓他在美國失去了最後的支持者——美國從來都是一個對所有宗教都持開放容忍態度的社會。
一八〇二年，他回到美國，發現自己已幾乎被遺忘，甚至被嫌棄。他的老朋友們不願公開與他來往。他申請以美國公民身分投票，遭到拒絕，理由是他的公民資格有爭議。
晚年的潘恩貧病交加，孤獨地住在紐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一間小屋裡，幾乎沒有訪客。
一八〇九年六月，他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他留下遺言，希望葬在貴格會（Quaker）的墓地，遭到拒絕。他被埋在自己農場的一角，只有六個人出席了他的葬禮。
〈自由的締造者〉系列將陸續推出，下一篇：不自由，毋寧死——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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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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