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勇:关于推动中国革命的一点思考

高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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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0月12日讯】简单讲,根据目前形势发展和中国的现实情况,本人认为,组织和发动县一级(包括县级市、区、旗等同级行政区域)人民起义,推翻中共县级党委政府,建立县级临时政府,夺取县级基层政权,脱离中共,实行县级自治,已经成为可能,并且是我们在一段时期内需要重点推动的工作。

酝酿该文已有几个月了,我也一直在观察着形势的发展,看样子中共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多,我也不得不拿出此文了。中共新领导层上台有大半年了,从目前情况看,要想从党内解决,形势还不明朗,习近平李克强还在按照既定路线,维持中共这个烂摊子,他们还没有主动抛弃中共的愿望,抑或是被党内顽固派捆住手脚,从某种程度上,正如温家宝说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人民的充分觉醒,需要民众维权抗争、群体抗暴持续对中共施加强大压力,才能促使党内生变。

从中共对薄熙来案的处理手法看,罪状由去年报导的6宗罪减到了3宗罪,贪腐数额由60亿美元减到了2500万人民币,最后可能就是死缓或无期,在秦城高级宾馆呆上几年就保外就医了。虽然最近疯传周永康及其石油帮被调查、双规等,估计处理手法和薄熙来案差不多,贪腐个几千万,以贪腐的名义治其罪,不会涉及其谋反,更不会追究和清算周永康十年维稳犯下的大罪。这样在外界看来只不过是中共狗咬狗的内斗,习李跳不出中共内斗的框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不会达到平民愤的效果。

大约三年前,我曾估计中国在3-5年内要发生巨变,也就是类似改朝换代的变化,当时的形势还不怎么明朗,经过近两年的发展,我更坚信这个观点。纵观十几年来民众抗争的形势,以前还没有群体事件、群体抗暴的概念,近十年来才逐渐出现,并且频率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大体上,2008年的瓮安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民众对中共暴政进入群体抗暴的时代,民众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特别是近几年的几次重大事件,比如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件,乌坎事件,2012年的启东事件、甚邡事件等,不断的推动着民众的觉醒,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民众都在普遍觉醒。

要想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迅速解决中共,或者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聚集,进而演变成六四那样规模的事件,个人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从现实看,有一定难度,至少目前还没看到这个迹象。北京作为中共老巢,最后的堡垒,严防死守,所谓的维稳工作达到了令人乍舌的程度,每当要开重要重要会议,或者每年的几个所谓敏感期,北京都会发动全城维稳,维稳人员超过百万,北京还有数量众多的军警特、各种线人和监控人员。现在如果突然在北京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并且中共无法控制,那我只能说是天意。

那么我们降低一点难度,降到直辖市和省一级,在除北京之外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发动大规模群众聚集,进而指向直辖市和省级政府,取而代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但是难度也不小。在大一点的省份,有几十上百个市县,这么多的市县是否都服从新政府,也不好说。那么再降一级,降到地市一级,难度也还不小。一般的组织,都是越往高层、上层,越紧密、越稳固,越往低层、基层,越松散、越脆弱,不管中共表面上有多强大,它也是由最基层的政权一级一级构成的。那么我们绕开中共严密控制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中共控制相对薄弱的基层政权打开缺口,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进而促成全国革命之成功,就有了可行性。我们把革命的目标定在县一级,是经过全面考虑、权衡的,中共的县级基层政权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全国有几千个县级行政区域,中共防不胜防,把全国的县级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轮流召到北京培训,也难以防范。事在人为,我们不要指望天上掉下馅饼,踏踏实实的做点基础工作。

那么有人问,既然越往基层,政权越薄弱,那么何不把目标定在乡镇甚至村一级,这个目标太小,影响有限,村一级的话,乌坎已经给我们实践了,不过乌坎虽然只是一个村,其人口规模相当于某些地区的一个乡镇。乡镇和村一级的政权太松散,基本没有什么武装力量,经济上、财政上较难独立和自给自足,中共也相对容易解决。当然重点推动县级起义,也不是说固守这一点,如果有地市级、省级甚至北京有合适的行动机会,那也绝不放过,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了,就坚决行动。过去中国古代的皇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地方自治,古代的农民起义也都是从最基层开始,逐渐发展,要想最后推翻中央政权,没有个三五年是很难的。

而在现代社会,如果出现一个县革命成功,那个影响就很大了,借助网络和现代发达的信息传播,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媒体的广泛报导和渲染,全国人民都磨拳擦掌、纷纷效仿,原来革命这么简单,那中共全面瓦解就指日可待了。不要小看县级革命,认为不会有大作用,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县革命成功了,如果这个县能坚持1-2周,就可能有更多的县,甚至地市爆发革命,如果能坚持一个月,就可能有省级地方自治政府的出现,如果能坚持两个月,全国光复指日可待。倒不一定是其它地区都爆发同样的人民起义,而是中共的所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看到中共大势已去,他们自己就在考虑退路了,可能带头退党、宣布解散当地共党组织、宣布共党在当地为非法等。

总结这么多年的经验,革命之所以还没有成功,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中共暴政太残酷,对我们的组织打压很厉害,革命党组织发展缓慢,二是人民还未充分觉醒,虽然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单纯利益的维权,没有取代中共政权的明确目标。今后我们的革命,也是重点推动这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发展组织,二是要有明确的目标,维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共一日不解决,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就层出不穷。

下面简单谈一下革命的准备工作和革命成功后的各项措施。准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建设,而且要在不被中共发现的情况下,秘密、安全、稳定的发展组织。除了革命党组织建设,再就是推动维权、群体抗暴,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公众事件发起群体维权活动,再借用这些群体事件鼓动群众,适时在集会高潮阶段,带领民众喊口号、打标语,比如高喊“打倒共产党”“共产党是万恶之源”“共产党滚出某某县”“要求成立某某县临时政府”,取代中共县委、县政府,实现某某县自治,脱离中共所属的地市、省,许诺中共全面瓦解后,适时举行全县民主选举,一人一票选县长,解决贪腐问题,然后带领或号召民众冲入县委县政府,一举夺取政权。注意我的用词,是宣布该县脱离中共,实施自治,不是独立,记得清末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可能也给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某种隐患。

革命期间密切注意中共暴政机构的动向,包括公安、武警、民兵、武装部、大型企业的保卫部等,革命成功前后,必须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占领等方式控制政法委、公安、武警等暴力机构。革命成功后,第一时间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电信等滚动播出革命成功的消息,发布《某某县临时政府成立公告》、《告全县同胞书》等文件,这些起义的文书、文告都要事先准备好,宣布若干重大事项,比如宣布取缔中国共产党某某县委员会、宣布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在该县为非法组织、然后历数中共暴政的罪状,媒体24小时播出揭露中共的材料,九评共产党是我见过截至目前揭露中共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材料,如果有其它更系统、更彻底的资料也可以用。

旧政府的人员任用问题,只要没有抵触、反对新政府,或者有贪腐、血债等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都可以继续留用,政府组织架构也基本保持原样,除非是毫无用处的、劳民伤财的、镇压人民的机构一律取消,大规模的政府机构、人员的精简和重组,放在以后进行。发布安民告示,表示本次革命不采取暴力,完全是针对中共暴政,一举结束贪腐的共党专政,要求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杜绝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造骚乱等行为,临时政府采取措施稳定物价,确保各种生产和生活的物资供应,临时禁止一切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该项措施主要是防止中共死硬分子和特务乘机捣乱、破坏,该项禁令到全国光复时截止。希望民众配合,顺利过渡到全国光复,直至本县实现政府和议会的民主直选。

宣布和实施一些惠民措施,比如宣布提高低保、医保等各种社会福利,根据当地财政量力而行,不要过渡负债,现在中共贪官贪腐数额都很巨大,如果财政实在有困难,也可抓几个大贪官,解决半年的财政不成问题,大规模的肃贪现阶段不要进行,要等中共在全国被瓦解后再做,可能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肃贪。采取果断措施,控制和逮捕中共在该县的死硬分子,鼓励民众举报顽固分子企图复辟中共、破坏、捣乱和颠覆新政府的行为,向全县民众表示,中共大势已去,新时代即将到来,任何企图复辟中共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全县人民一起努力,。有人可能有疑问,有必要搞这么大动作吗?完全有必要,可能还不够,不这样不足以震慑中共及其死硬分子,不这样不足以断绝任何企图复辟的思想和行为,不这样不足以鼓励同道和全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热情,要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这次中共是真的玩了,不可能再翻身。

基本上,县级到省级以下的革命都不需要采取暴力,而且民众起义,手里没有武器,不可能暴力,只有在革命成功后,可能要采取一些暴力手段控制中共死硬分子和军警等暴力机构。一旦有哪个地方爆发革命,军警要放清醒,不能再像六四那样,执行中共的武力镇压,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学习埃及革命中军人的中立做法,我们也要事先准备《告军人同胞书》等材料。同时军中革命党、正义之士也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主要有两种情况需要我们的军人采取行动,一是邻近地区发生革命后面临中共武力镇压,中共组织军警或从其它地区调动军警准备镇压,一旦发生武力镇压,我们的军人就要采取果断行动,制止暴行,第二是我们的军人接到中共的镇压命令,这时军人就要果断掉转枪口,一举逮捕下达镇压命令的上级领导和其它中共死硬分子,宣布起义,加入民众革命。

个人的智慧有限,考虑的不一定全面,请朋友们再帮忙看看,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和革命爆发后,还需要哪些措施、行动,才能确保革命的成功,或者有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和遗漏,大家一起完善这个方案。个人想到的还有中共封网的问题,现在中共有能力在局部地区封锁网络、手机、电信等活动,那么县级革命如何防范中共封网,县级的网络和电信运营商等应能确保在该县境内网络、手机、电信等的畅通,但该县以外,就可能遭遇中共封锁,如果无法防范,那只能通过其它途径,想方设法把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播出去,让全国民众、世界媒体和网络都知晓和关注。

我们的民运组织、革命党等团体是否考虑一下,重点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不要只是旁观,或者写几篇评论文章,民众的很多维权活动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那么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把松散的民众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一般每个县的革命党核心成员不需要太多,几个人就行,越往下,组织越松散,到了最外围,可能就是维权代表、工会、农会、商会、各种各样的环保、维权团体等,组织架构是上层知道下层的情况,但下层绝不会知道上层的任何情况。最好是由总部在海外的革命党来运作,如果实在不具备条件,国内革命党团体自行组织也可以,但是风险会比较大,国内自行组织,就以县级为单位,范围太大更不安全。

如果是总部在海外的革命党,又牵扯一个信任和国内外如何联系的问题,就需要建立安全的国内海外联系通道,国内和海外都要有一批不公开身份的秘密成员,能自由、合法的出入境,通常是以留学、经商、探亲、开会等各种名义,需要实际接触才能考察成员的可靠度、能力等,国内和海外的电话联系要完全杜绝,网络联系也要遵循一定规则才能确保安全。还要建立国内海外联系的秘密通道,方便暴露一定身份的成员能自由出入境,以及营救暴露敏感身份的国内成员等,秘密通道主要有陆路和海上通道,空中基本不可取,除非是办假护照,但是风险很大,海上通道主要是香港和澳门周边海域,陆路通道主要有两处,一是西藏、尼泊尔、印度,一是云南、缅甸、泰国。

任何公开活动的国内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运人士都不适合担当革命的核心领导,暴露身份的人只能参与革命党的外围组织工作,组织一些维权活动等。当然国内公开活动的人士也不要担心,革命成功后绝不会忘了你们。组织运作,也就是用人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如果用人出现重大失误,会导致革命的失败,以及当地革命党组织被中共一窝端。发展组织,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到的,需要长期考察,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绝对忠诚可靠很难有,人是会变的,需要我们考察每一个细节,全面和长期的考察,了解成员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优点、缺点等。我们不是要做革命的清教徒,但是能否克服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能多大程度克服这些弱点,关系到革命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的成功。

如果习李有主动抛弃中共的实质行为,那么自下而上的革命就不必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希望的,毕竟从内部解决中共,代价和风险最小。但是目前看,没有任何迹象,今年吵的沸沸扬扬的取消劳教都是假象,即使真的取消劳教,监狱、黑监狱、政法委、维稳办等这些暴政机构都还在,审判薄熙来也是假象,即使将来抓捕和审判周永康,也同样是假象,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去年强制失踪还写入了刑法,合法化了,今年的网络舆论更是大踏步往后退,批判和抓捕网络大V,最近的所谓转发谣言超过500次、点击超过5000次可判刑的荒谬说法。怎么才表明真的抛弃中共,那就是宣布带头退党、解散中共中央、控制和逮捕党内顽固分子,没有这些行为,全国各地的革命照常推动,时机成熟了就可以行动,也不要因为观望、等待而贻误了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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