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春秋:危机关头的选择——摆脱邪灵精神控制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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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3月18日讯】当今的中国人都注重现实。当我们说起社会公义,普世价值,人权,思想言论自由,人生意义等问题时,许多人表现的是不屑一顾,这东西能当饭吃吗?平等多少钱一斤呀?拜物主义盛行,金钱至上,为了利益,为了金钱,可以舍生忘死,对于公众事务却漠不关心,对于他人的苦难毫无怜悯心、同情心。其实,人的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敢于为公众利益牺牲一己私利,在当今看来看似有些犯傻的价值观,道德观,正是维系我们社会的基础,是一切正常的人际关系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中国人在中共窃取政权之前,存在着一个令全世界敬仰的优良传统。悠悠五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谦让知礼,仁义友爱,澹泊名利,这是自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早已奠定好的文明基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存,国乃危亡”。经过了孔子系统化的整理,中国人做人的标准就被固定下来了,成为文景之治、大唐盛世的文化根基。但是,一股外来的共产邪恶主义,借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以卑鄙手段窃取了中国的统治权,斩断了中华文明得以繁衍生息的道德文脉,将中华民族推到了一种灭亡的边缘上来。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我们的希望何在?我们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这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权了解清楚,认识清楚的问题。

(一)全面升级的社会矛盾

中国进入全面危机的时代,经济、政治面临大崩溃,政府负债累累,江泽民利益集团疯狂攫取中华民族的财富一兆两千万亿,贪官外逃资金2012年超过一万亿美元,估计今年会超过一亿五千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其实早已崩溃。有些危机,连共党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比如,3月5日,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及“过去五年,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积累的,有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些是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造成的。”我们先就这些温家宝敢于承认的危机稍作分析。

危机之一:教育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是对人的培养。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怎么样的教育,会培养怎么样的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以,自古以来,教育占据的地位就非常重要。它代表一个社会对某种价值观的注重和追求。古代《学记》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代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人对宇宙和人生终极真理的追求,古汉语将这种终极真理表述为“道”。道贯穿着整个宇宙乃至人类社会,是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生长和壮大的根本依据,人明白了“道”,与“道”容为一体,并在为人处世中加以体现,这就是人类社会长盛久安的保证。古代的教育是抓住了根本,是从根本上使人心人性按照“道”的要求来塑造。这个“道”,在儒家就分化为“仁义理智信”。

今天,在中共统治下,教育也是其党“战天斗地”斗争哲学的缩影。首先,扭曲人性,将传统道德理念批判歪曲,引入“爱党”的党性道德,把“爱共产党”当成了最高的道德境界。无怪乎有识之士将这种教育称为“杀人”教育,因为这种“爱党”道德理念培养的那种东西,完全没有了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邪恶的冷酷残忍的党性,是专门以损害别人利益,满足一己私欲为目的的非人种族。所以目前全世界都害怕中国人,因为在共党60年的赤化教育下,基本上消灭了原来意义上的“中国人”,这种非人族群,走到哪里,就把丑恶带到哪里,自大,无知,唯利是图,畏惧权势,欺软怕硬,不把不如自己的人当人,奴性十足,共产党正把败坏的道德向全世界扩散。

危机之二:就业

中共大肆奉行的斗争哲学讲究竞争,讲究如何把别人踩下去,自己才能爬上去。共产党窃据政权之后,大刀阔斧,一路高歌,专门砍杀人类基本的人伦道德。血缘关系,一直是维持人类社会稳定的基本伦常之一。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以致文革,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在血腥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都成了不堪一击的泥砖土瓦,人与人之间再无信任可言。没有了正常的道德伦理,社会真的就被改造了,变成奇奇怪怪的了。道德是人类一切其他活动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社会的运作就控制在少数非人种族的手里,它安排给这个社会中的人可以选择的生活道路非常狭窄,邓小平时代对于想进入社会主流的人只有求学和入党升官两条路,所谓一条白道,一条红道,因为那时大学生是包分配的。而今,连红道和白道都没的走了,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共产党垄断了所有国家资源,垄断了所有营利性好的的行业,可是,这些国企央企解决就业的份额不到全社会的20%,而承担解决绝大部分就业问题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无力承担它应该承担的重负。中共的所谓三十年改革,其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造就了劳动人口的普遍失业。

危机之三:社会保障

陈良宇社保基金挪用案,暴露了中共统治下权力寻租大肆掠夺公共财富的黑暗内幕,表明大陆的社会保障体系,同其他方面一样,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透露,到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2.5万亿,而个人账户实有资金2703亿元,空账金额高达2.2万亿元。这表明,实有资金只有应有资金的十分之一左右!问题绝非如初简单!我们知道,中共是体无完肤的麻风病患者,对社会疾苦全无感觉,报喜不报忧,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已经如此惊人,而实际的灾情到底如何,我们真是无法想像!

危机之四:医疗

医院的天价医药费,甚至于见死不救,在中国大陆频频发生。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会把它的国民抛弃,任其自生自灭。理应受惠于国家医保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在医院产业化的改革中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必须自己掏腰包看病。而面对大病或意外事故,无力偿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只能眼睁睁等死。改革,变成中共当权者瓜分国家财富的盛宴,却成为大多数弱势民众的苦难地狱。

危机之五:住房

2008年底和2009年,次贷危机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唯独房价依然看“涨”。实体经济一片萧条,逃避风险的资金大量涌向楼市,造成房地产一花独秀的诡异风景。故此,房地产成为中共政权的支柱产业之一,占GDP的比重接近10%。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表示,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占了32%,中共对房地产的重视程度如此之高,是期望通过房地产投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带动与其密切相关的50多个产业的发展。如果GDP增长8.5%,卖地就占了4.4%。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

这样一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在一直在不停地增大,这已经不是实体经济了,部分程度上属于虚拟经济。根据有关机构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不少家庭无力购房。这种荒谬的局面的出现,很多人归罪于土地供应市场,指出地方政府的责任。对此,地方政府负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年来,人们懂得的那点经济学常识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

中国房地产形成了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奇异景观。一方面,利益阶层的豪华住宅动辄每平方米高达十几万元以上,而且拥有住宅不止一套。广东一个县的公安局副局长,落马后爆出拥有商品住宅一百多套,而普通民众,想住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比登天还难。在中共看来,房屋不过是一种商品,谁有钱谁买,可以直接拉动GDP的增长。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设计楼盘,购房者为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在保值的心理驱动下,迫不及待的买房,社会资金几乎一边倒流向楼市,进一步把房地产价格推高。其实,房屋不仅是一种商品,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只有安居才会乐业,它产生民众对一个社会的根本归属感。中国的房地产的高价位是炒作的结果,这些炒作资金一旦撤离,房地产泡沫将会破灭。那时,绝大部分拥有房产的中国白领阶层将会破产并陷入赤贫。这就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住房是百姓的根本权利,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几千年都是这样,不能够改变。居住权不只是民生的问题,而关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

然而,中共这个怪胎,是超乎一切正常理论的范畴之外的。它不用考虑社会基础的稳定,它只要考虑经济因素就可以了,它的目的是要钱,只要有钱,它就可以人为的维稳,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对付一切敢于不服从的正义之士。

危机之六:生态环境

在中共无法无天的暴政统治之下,中国生态环境的危机达到空前严峻的地步,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毒素的世界中:空气有毒,饮水有毒,炒菜的油是地沟油,吃的大米是毒大米,蔬菜是有毒蔬菜,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号称农业大国,可是耕地面积在急剧缩小:世界人均耕地为3.75亩,中国只有1.6亩,仅为世界人均数的43%。全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人均耕地小于0.8亩的有666个,占总数的23.7。其中小于0.5亩的有463个。全国1/5的耕地受到污染,干旱、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严重退化。近2年来中国耕地净减595万亩,其中,1977年净减203万亩,1998年净减392万亩。

据世界卫生组织对60个国家10~15年的监测发现,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城市,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碳含量是世界上最高的,1997年全国烟尘排放量达1873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346万吨。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62%的城市大气二氧化碳日平均浓度超过3级标准。全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资源的30%,华中酸雨区酸雨频率高达90%以上。全国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达1100多亿元。大气污染损坏人体呼吸道系统,危害心脏血管的健康,加大癌症发病率,影响人类基因,造成遗传疾病。

中国更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共窃据政权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失约为25000亿元(1990年价),高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倍。中国是世界上因灾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有: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地震灾害,台风灾害,生物灾害等。受灾面积由50年代的16.7%上升为90年代的33%,平均每年有1/3的农作物面积受灾。成灾面积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1050万公顷上升为2500万公顷,成灾率由50年代的42%上升为90年代的50%。

危机之七:食品药品安全

许多到中国旅游和工作的外籍人士,越来越不敢到餐厅吃饭,有时就连著名的餐饮连锁店也出问题。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一样不能幸免。几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震惊中国,有毒食品在中国泛滥的真实情况比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还要触目惊心。地沟油、毒大米、果冻、纸包子、三鹿奶粉、有毒蔬菜……几乎所有的食品都不再安全。

屡屡被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今年3月4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卫生部部长陈竺一露面,就被记者们从代表人群中“盯”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要让人民群众有放心的感觉。”陈竺表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企业是第一责任人。言外之意,中共政权对食品安全不负任何责任。政府理应是确保民众利益的坚固堤防,一个没有了最终堤防的社会,是无法想像的。而这个无法想像的事情,恰恰发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食品如此,而治病救人的药物又是怎样呢?2012年4月15 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浙江省新昌县一些企业使用含铬的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这些工业明胶由河北、江西等地的明胶生产企业用皮革废料经生石灰处理后制作而成,内含铬、铅等多种重金属,其中,铬含量超标20~40倍,最多达90多倍。铬,是一种毒性很大的重金属,容易进入人体细胞,对肝、肾等内脏器官和DNA造成损伤,在人体内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所以,该县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药用胶囊是名副其实的“毒药”。据记者调查,仅在新昌县,其毒胶囊年生产规模就达1000亿粒左右,这意味着,中国13亿人每人每年可以“分享”77粒毒胶囊。

危机之八:火山口上的社会矛盾

温家宝执政期间,曾经到河南省农村访贫问苦。他诚恳的询问现今农民兄弟最期待什么事情发生,一位老年人严肃的告诉他:“我们最希望出现一个陈胜吴广”。这句话表达的是当今农民的心声,说明中共统治之下,社会矛盾已经积蓄了磅礡的能量,好似即将喷发的火山。

今年两会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显示,俗称“维稳费”的公共安全开支预算近7700亿元人民币,再度高于7400亿元的国防预算,这已经是连续三年,“维稳费”超过国防预算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政权吗?反人民,这一向是中共恶党打击异己所扣的恶毒帽子,戴在它自己头上却是最合适不过的。

中共拿出比国防预算还要高的“维稳费”到底要干什么?应该说,中国大陆,其实早已是烽烟四起,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恶性警民甚至军民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要维持表面的“安定团结”、“和谐社会”,必须动用警察和军队。而调兵遣将要花钱,它是要用这么多钱镇压它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花不了的巨额开支,竟然是用来对付本土的平民百姓的,越积越多的民怨,已经不可能用协商的方式化解,说明中国社会需要一种真正的改变了。任何局部性的变革,任何着眼于维持中共统治地位的变革,都已经是隔靴搔痒,无关宏旨了。而目前中共伪政妄想通过危机管理,以暴制暴,只会在推迟矛盾总爆发的时间,同时产生和积累新的矛盾。

综合各方面材料,200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近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已超9万起,2008年增长到12万起,到2010年创下28万起记录,2011年则是日均500起。同时,群体性事件发生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事件人数年均增长17%,其中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同时,升级不仅意味着事件绝对数量的增加和单起事件人数的增加,而且意味着事件已经弥散到各个地域和领域,更意味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域已遍及省、市、县、乡四级行政区域。事件诱因从以往的农地征用、城市拆迁、移民安置、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劳资纠纷等问题领域,扩散至医患纠纷、民间借贷、环境污染、灾害事故、军转人员安置、宗教管理和民族冲突等各种问题上。参加主体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个体业主、宗教人士、环保人士、复转军人、民族分裂者乃至公务员等各阶层或利益群体,甚至许多“无直接利益冲突者”也卷入其中。

更加严重的是,中共道德的败坏达到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是公然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冲突和对立的。那些秉承正常人类社会价值的少数民族、信仰群体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异见人士,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作不屈不挠的抗争。这些具有民族、信仰、政治诉求特色的抗争行为,在更高的层面上要求着一个没有共产党集权专政的真正的具有人类正常思想的世界。

(二)中国当今最大的危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庞大人群

汉娜 阿伦特以极富女性感性穿透力的洞见,论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极权主义政治的本性,她说:“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

中共的确成功的摧毁了人类的本质,在其扭曲变态的党文化强制洗脑的教育中,多少中华儿女失去了纯真的本性,变成道德败坏,内心阴暗肮脏的行尸走肉。一位教育界人士曾经给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一级一级高大的阶梯,阶梯下面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阶梯太高,他(她)们看不见阶梯上面的情况,只是心怀渴望,希望能够被高一级的台阶接纳。他(她)们都翘首盼望,望着那高高的阶梯。阶梯上出现的是“人民教师”的形象,非常“慈祥可亲”,向孩子们招手,让他(她)们登上高高的台阶。台阶上发生的景象却是惊悚异常的:当孩子们高高兴兴的登上台阶以后,那些“人民教师”马上变成青面獠牙的妖怪,拿着斧头和镰刀,把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一个凶残的杀害了。被杀死的孩子被打上斧头镰刀的印记后被“复活”,继续向更高阶梯攀登,上面的情景也是类似的,只不过,每上一个台阶就被杀死一回,孩子那斧头镰刀的印记越深,模样也一步一步从人的形象变成魔怪的样子。这就是中共对中国人实施党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的一个形象化说明。

因此,中共的极权主义特性,比阿伦特论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危机,是毁灭性的。上文论述的种种危机,不足以说明中国当今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上天即将销毁中共,清算中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民众,在其多年的积威之下,其所谓改革与改良虽然只是加剧了他们的贫穷程度,他们依然希望中共可以放下屠刀,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善。这些内心对中共恶党抱有幻想的民众,处境是最可怜的,下场也很悲哀,他们将被共产党断送未来的前程。形象的说,中国就像一架巨型的飞机,被一帮外来的邪恶凶残的魔鬼劫持了,这个魔鬼就是共产党,它是把全体中国人民当成人质,对全世界善良的民族进行讹诈与要挟,进而达到它统治全世界,绑架整个人类的邪恶目的。

作为劫匪的共产党,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一样,古代皇帝把君主与百姓的关系解释成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历朝历代不乏爱民敬民的皇帝,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船是否安稳,依赖于水的平和安稳。劫匪与人质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利益冲突的,完全对立的。如果这种对立表现的很明显,对于劫匪来说,就是大大的不妙了。它们数目太少,力量微薄,不足以驾驭整个形势。他们要达到劫持飞机的目的,一方面,会雷厉风行的杀死在劫持之初敢于反抗的人质,就像共匪在执政伊始,大开杀戒,搞什么“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把所谓的“反革命”斩尽杀绝;打击“右派”,残酷迫害民主党派,并且利用所谓“思想改造”,扭曲他们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它们必须争取人质的配合与服从,安抚笼络人质。劫匪就会使用欺骗撒谎的伎俩,目的是让那些惊魂未定的人质相信,劫匪不是劫匪,而是拯救他们的大救星,大恩人。他们就宣传说,那些被杀害的人是多么的十恶不赦,罪有应得;以前这飞机的驾驶成员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榨取乘客的钱财,如何在外敌入侵时绥靖偷安,是它们拚死奋战赶走了外来入侵者。中国以农为本,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共党承诺分田分地,什么“耕者有其田”,仿佛真的给民众带来了幸福生活。共匪头目毛泽东是最善于此道的,在撒谎的宣传上得心应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人质对劫匪的这种认同有深刻的心理学基础。为了保全自己,人质在确定无法逃脱、无法幸免的情况下,会转向与劫匪合作,甚至对匪徒产生一种依赖。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中共的暴行,如今揭露出来的越来越多,虽然并不全面,却已经极端令人震惊,令人发指。为什么许多中国大陆的民众会拒绝接受呢?

人质对劫匪的依赖程度越高,劫匪的暴行越将升级,人质对劫匪的依赖心理,为劫匪的暴行奠定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人质越是沉默和自保,劫匪越是地位稳固,施暴越是“合情合理”。的确,中国人在中共统治这几十年中形成了一种天塌下来大家一起死,只要事情没降临到我的头上,不要瞎管闲事的旁观看戏的心态。阿伦特分析的恐怖暴政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 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 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当每个人对他人的生死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的时候,就是邪恶政权最容易得逞的时候。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力量,必须以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形式去面对规模庞大的专制机器,所以必须完全无条件服从和依赖,在内心自觉的放弃对自由和暴政反抗的权利,仿佛只有这样做,才有生存的机会,这样的社会真的就是邪恶一手遮天了。共产党最怕的就是民众的团结,害怕人群的聚集,连一些家庭聚会也在它严密的监控之下,对民众的维权行动反应最为敏感,对民间自发的组织和结社不遗余力的打击,目的就是把中国人分化成“一盘散沙”。“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 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

中共几十年的统治,成功的造就了这样一批在心灵上各自孤立的麻木人群,他们不会向他人敞开心扉,人人生活在虚假的面具之下,只管个人利益,不顾他人生死。甚至认贼作父,明知中共血债累累,为了满足个人膨胀的那点欲望,助纣为虐,视他认为敌人,变成了中共社会的既得利益人群,加剧加深了民众的苦难。这是如何形成的呢?李世雄先生说:“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已经成功的恐怖主义非但没有人去谴责、反而会受到幸存者的喝采与讴歌。开始的喝采自然是由于恐惧,可渐渐的人类求生的本能便占了上风,于是屈服了。一些识时务者,就是中国文化中所推崇的俊杰,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恐怖,就主动地参入了对别人的恐怖,‘俊杰’一多,恐怖主义就成了‘气候’,壮大起来了,继而产生了恐怖的理论依据、恐怖的国家及其法律制度,以至恐怖的文化。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恐怖主义’一栏里所阐释的:‘恐怖主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或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

“假如在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真的出现了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从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那么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真的。”中共就是这种绝对的恶的集中体现。目前,它为了镇压法轮功,把邪恶推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每年攀升的“维稳费”,大部分用于对法轮功的镇压,它把镇压法轮功真的当成战争来打了。历史上的那些暴君诸如夏桀,殷纣,秦始皇,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连希特勒、斯大林这些现代魔头也都望尘莫及。

劫匪绑架了人质,如果人质积极想方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争取被营救的机会,劫匪的下场不言而喻,一定被正义所歼灭。可人质如果与劫匪结成联盟,并与劫匪利益相同,生死与共,那我们的营救方案如何实施呢?我们只能在思想上开导人质,让他们认清劫匪的本质,主动脱离劫匪的精神控制,事情才会有根本的转机。

法轮功学员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工作。他(她)们本着大善大忍的态度,和平抗争、揭露中共血债累累的罪恶,呼吁世人三退保平安的无私无畏精神,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弥天大罪的曝光,正在全面迅速解体着中共,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这些信奉“真善忍”的人们,传播真相资料,揭露中共,目的就是在中共被解体清算的时候,那些无辜的人质,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之后,彻底摆脱中共的精神控制,不当中共恶党的陪葬品,化解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和危险。

(三)救度我们的力量:神已归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坚信:“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只有宗教才能改变人类的心灵,使其克服人类本性机能中的自我。”“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就科学的应用而言,如其不受宗教的启迪和善导,科学就会被用于满足欲望。这样的话,科学就会极有成效地为欲望服务,因而必然导致毁灭的结果。”

说到宗教,我们立即会想到一种信仰体系。当西哲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维系欧洲人的信仰就早已经松弛了。到了二十世纪,海德格尔悲凉的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就是弃神”,在回答西德《明镜周刊》的问题时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随着科学技术力量的壮大,人类越来越狂妄自大起来。西方世界虽然信仰已经颓败,但是一种表面的文明还在维持人的基本道德,信奉世俗化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更是通过上百年的实践,深入人心。而对理论的探讨也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知识体系,允许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体系相互碰撞甚至冲突,在自由讨论的环境下各自发展不同的理论体系或思想流派。所以,消解科学独尊独大的力量一直在制衡科学反人性、非人性的一面。只是随着西方恶灵——共产主义在中国成功窃取政治权力之后,中共也把西方科技文明中那些非人性、反人类的因素发展到一种极端和极致的程度。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滤,中共选择了最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共产党的出现在中国以致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灾难,它带着颠覆一切固有价值观、世界观,颠覆所有现行社会制度的目的出现,也就是要“改造世界”。匪首毛泽东则是要颠倒乾坤,来一个“天地翻覆”,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大地,弄成一片鬼魅狂舞的人间地狱。能够消解以致解除这种灾难的只有一种真正的对神的信仰体系才能胜任。

人们也许怀疑,对神的信仰就能拯救这个纷乱的世界吗?世界上最古老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这个问题一旦在一个人心里形成,就是一种莫大的机缘。人是神创造的,我们有良知,有善念,看到别人受苦我们会落泪,看到别人陷入困境我们会主动施援,那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上有神性的一面,有佛性的一面,有道心的根源。只是中共多年的无神论灌输,党文化洗脑,把我们和神佛沟通的道路堵塞了,人们的神性和佛性被尘土遮盖,那些古老的格言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无法再对人有约束力。当今时代人类文化的特点的确是在疏远神,抛弃神。这也是中共邪党能够在此时此刻逞凶于一时的社会文化基础。没有这种渎神的文化基础,邪党的任何诡计会被立即揭穿。人类有共产党这一大劫,也是自己道德的败坏造成的。所以,中国人以致全体人类,要从共产党制造的毁灭计划中得到救赎,必须听从来自拯救者的声音,把内心的善念激发出来。我们自身的神性、佛性一旦显露,将如同破晓的万道霞光,驱散共产邪灵的黑夜,结束共产党带给人类一个世纪的噩梦。

我们从《神韵》的演出中,确切的听到这种声音了!许多观众看完《神韵》之后,惊喜莫名,喜极而泣,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大欢喜,大喜乐,仿佛是人生走了这么久的路,就是要找到这个声音,这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福音!有人激动的说:“不错,神已经到来!”

看来,人类想像的末日不会出现,历史上所有的预言也将落空,唯独对邪恶的审判,不会改变,依然会如期而至。那将是共产邪恶的末日,是受难者和坚信神佛的纯洁者的新生!共产党制造的巨大罪恶,使它不可能得到神佛的宽容,它不可能再被容于天地之中,它将在人类的新纪元到来之前,被彻底销毁。这是真正的历史大戏的结局!

是啊,我们中国人,这个以勤劳和智慧著称的民族,难道真的甘心追随邪恶共产主义的灭亡而万劫不复吗?摆在我们眼前的选择是简单明了的。如同摆在《哈姆雷特》丹麦王子面前的问题一样:“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答案。我们一定多次遇到找出答案的机缘,也许,在喧嚣的闹市中,有陌生人善意的递给你一份传单,一张光碟,一本小册子,你不要拒绝,那里可能有你得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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