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知，如何从不确定当中得到力量？
有时候害怕自己不知道和爱面子或想让别人印象深刻无关，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出重要抉择，却缺乏足够的知识。尤其当我们觉得那些选项没有一个具吸引力时，这种焦虑最明显。普立兹小说奖得主珍．史麦莉（Jane Smiley）写到她进退维谷，不知道是否要与两个女儿的父亲离婚时，曾用一个令人难忘的句子来描述：“该留下还是离开，对我来说，这个抉择就像要选择自杀还是大屠杀。”
几年前我的朋友威尔置身相同的困境。威尔觉得自己的婚姻不美满，已经到了严重影响身心的地步，但他又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认为结束婚姻，相当于家破人亡――等于摧毁了妻儿的人生，难道他不该留下来，为他们尽一点心力吗？还是说，这样做是错的？如果他对婚姻做出错误的示范，让孩子留下深刻印象，伤害了他们日后幸福美满姻缘的可能，又该如何？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只希望能有什么启示出现，而在毫无线索之后，又陷入幻想，希望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任何可以让他不用选择就脱离这段婚姻的方法。
他的问题在于不知道的危机――或者可以说知道两种相互矛盾选择的危机。他所知道的感受足以教他明白这段婚姻注定失败，但他所知又不足以让他盲目地相信离开必然能解决问题。很长一阵子，这两种针锋相对无懈可击的知识，让他陷入无从解脱的痛苦深渊。
有一天，威尔正好看到一个有关空军伞降救援队（Pararescue Jumper, PJ）的电视节目。空军伞降救援队属于美国空军特种部队，负责执行非传统、高风险的战斗任务，飞越敌军战线，抢救遭击落的飞行员，执行人道工作，比如赴沙漠、丛林驰援，或拯救因天灾海难身陷危境的平民等工作。他们必须先经过昵称“超人学校”的两年训练，过程艰巨，淘汰率达九成――所有特种部队中淘汰率最高的。这个电视节目主要是介绍因记者杨尔（Sebastian Junger）著作《超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后改编为电影《天摇地动》）而名闻遐迩的空军伞降救援队。
在节目中，杨尔叙述空军伞降救援队队员乘着海岸防卫队的H-60直升机，在大西洋海面上拯救正下沉的民用帆船，可是直升机燃油已经用尽，必须迫降。机上两名空军伞降救援队队员史密斯（Rick Smith）和史比蓝（John Spillane）按照规定，收拾了求生用具，蹲在直升机敞开的机门旁。杨尔在书中把海面比拟为“月球表面，被风吹蚀得坑坑洞洞，疮疮疤疤，全都变了形”。海水剧烈地搅动上冲，“连究竟是波峰或波谷都分辨不清，他们只知道自己要从三百英尺的高处跃下”。也就是说，史密斯和史比蓝知道他们往下跃的时机攸关生死，也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时机根本难以预计。
史密斯一跃而下。片刻之后，史比蓝紧随其后。史比蓝直坠七十英尺，撞上水面，摔断了一只手臂、一条腿、四根肋骨，肾脏破裂，并伤及胰脏。他抱着救生筏在水面上载浮载沉，数小时后才被海防队救起，而史密斯则再也不见踪影。很可能就在两人相继跳下的千钧一发之际， 海水正好升高到足以保护史比蓝大难不死的高度。重点是，虽然史密斯和史比蓝接受了那么多训练，两人依旧无法预知何时该跳下，或者甚至该不该跳。倒是一直待在直升机上，直到飞机坠海的飞行员和飞航工程师两人存活下来，只有最轻微的伤势。
这个节目对威尔有莫大的启示。这些经过严密训练、艺高胆大的救难人员面对的是变化莫测的状况，但他们却非得做些什么不可。威尔终于领悟到：他必须采取行动，在欠缺知识也难以保证后果的情况下，为他的婚姻做出抉择。
面对不确定做出决定是人生常态，通常利害关系往往是：如果我走那条小路，会不会比较快抵达？如果我今天回他的电话，会不会显得太猴急？如果我买比较有益健康的燕麦零食，孩子们会吃吗？
但有些行业有惯常的不确定和可能极其严重的后果，消防员、外科医生、预检分诊护士、人质谈判员、矿工、伐木工、警察和士兵都常面对危急的情况，必须藉由不完整的知识来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后果可能意味着生死之别。这些人必须接受承认“我不知道”的不安焦虑，并且接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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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虚伪自白的现象，这经常发生在两种虚假的“知识”相符之时，第一种是执法官员的虚伪知识。社会心理学家塔芙瑞斯（Carol Tavris）和亚隆森（Elliot Aronson）在《错不在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中写道：
目前大部分警察、探员、法官和律师的专业训练几乎都不包括关于他们自己的认知偏见、如何尽可能改正，以及当他们的信念碰到相互矛盾的证据时，如何处理他们感受到的不协调等资讯。
一旦审问者相信他们所质问的人就是罪犯，他们便一心一意要取得对方的自白，甚至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塔芙瑞斯和亚隆森引述《纽约时报》二○○四年一桩夫妻两人遇害的残酷杀人案报导，一名警探承认他为了取得嫌犯的自白口供撒谎。嫌犯是遇害夫妻十七岁的儿子，这名警探撒谎说，嫌犯父亲临死前自昏迷中醒来，告诉警方说他儿子是凶手。《纽约时报》写道：“在胁迫、诱导式询问和反复的纠缠之下，嫌犯高声说出他的疑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时昏头，或者有双重人格，犯下逆伦大罪却毫无记忆。”他承认犯案，在狱中待了十七年才获得平反。
警探撒谎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对自己“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深信不疑。“我不是认为那是他干的。”他告诉《纽约时报》：“我知道是他干的。”这种趾高气昂的肯定不难想像，因为训练警探的技巧鼓励这样的想法，并且再三向警探保证，无辜的人绝不会承认自己犯罪。
可是其实他们会。这是造成虚伪自白更教人困惑的第二种虚假知识：被告明明没有犯罪，却很确定自己犯了罪。藉由DNA测试和“无辜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等冤案平反组织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无辜的人也会做出虚伪的自白。究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许多人依旧认定只要遭到定罪的人就一定有罪，这种想法令人大惑不解。
半世纪前，心理学家勒纳（Melvin Lerner）提出“公平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假说，这项假说的重点是，有些人把罪行发生的原因怪罪于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信念，认为世界公平而有保障。可是虚伪自白仍然使我们无法置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我们承认明明自己没做的事？这非但证明了讯问技巧的阴险狡诈，也证明了我们自以为能够承受它们的狂妄自大。我们确定自己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
当然，有时候嫌犯刻意做出虚伪自白，避免审讯的痛苦。但有时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犯了他没犯的罪。人怎么可能对自己产生这样混乱的想法？贺伯特（Ian Herbert）在美国心理学会期刊《观察者》（Observer）中写道：“警察讯问嫌犯的时间越长，越强调他的罪，并且在讯问中穿插罪行的细节，嫌犯越容易相信自己犯案。”
心理学家罗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对人类记忆可塑性的研究举世瞩目。在一项知名的研究中，她安插错误的记忆，让受测者误以为他们幼时曾在购物中心走失。结果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受测者不但宣称他们记得走失的事，甚至可以提供鲜明的“记忆”细节。
换言之，他们确实认为自己知道这桩捏造的事件曾发生。
“这就是骇人的地方，”罗芙托斯说：“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全心全意相信的事实，未必是真相，这是真正恐怖的想法。”
这的确是说“我不知道”的另一层意义。想到我们对自己所知的感觉竟然如此容易曲折、如此不可靠、如此站不住脚、如此脆弱，实在教人心惊。放下控制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容易受到伤害。但放下我们掌控一切的幻觉，会为我们带来莫大的平静――以及可能。
摘自 《我不知道》 脸谱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