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4)

重逢在高墙下

回说1990年夏天，我发出那封绝情信之后，果然，不再有泓的信息。音断讯绝，如石沉大海。又过了半年，1991年2月，突然接获起诉；3月，突然开庭。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判刑三年。这个判决，乃是比照北京对民运领袖的判决、并顾忌国际压力而作出的。在广州，三年刑期，算是对民运人士最重的判决，其他学生领袖则分别被关押或判刑一至二年。

其中，学运领袖之一易丹轩被判刑二年。陈卫被关押一年半。另一名关押于我隔壁仓的学生领袖于世文也是在看守所熬过一年半后获释，临走时，他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告知他离开的讯息，并呼喊我保重。我也大声回应，嘱他保重。声音从屋顶上往返，经厚墙过滤，显得低沉，却清晰入耳。随后，我沉默，听着铁门开合的铛啷声，以及杂沓而去的脚步声。

判刑后，我随即被移监到位于广州西北郊、称为潭岗的第二看守所。被判刑的普通犯人，随后都会被发配到劳改场，在那里，至少可以领受阳光和新鲜空气。而我，只能空自羡慕，因为，只有我，依然被封闭在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的坟墓里，连防风仓都没有。只是，因为判决，终于知道了出头的期限，只需再熬一年半。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又被密封了一年。在昏暗、潮湿而闷热的监仓里，头发干枯、皮肤溃烂的情形，日甚一日。视力也严重下降。我时不时就让自己倒立于墙，据说，倒立可以帮助维持视力。

三年刑期中，共计有两年半被活埋于坟墓，活死人墓。在我一再抗议之下，最后半年，当局对我做了特殊安排：白天在看守所范围的花园劳动，晚上则仍被关进监仓。伙食则大为改善。

原来，距刑满的日期愈近，当局愈是加紧了对我的感化工作，所谓“教育挽救”。两名公安官员，每隔一、两周，就会与我见面，仿佛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存放在这里的这件不轻的“货物”。他们对我苦口婆心，以尽量温和的口气，向我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道理。

他们甚至找到在广州一家外资企业任职的泓，试图让她也成为政府感化工作的一部分。于是，泓成为我三年牢狱生涯中唯一会见的人。那时，距出狱只剩下三个月时间。在第二看守所的附属花园，也是我白天劳动的地方，有一个四面环水的古式凉亭，由一条小木桥连接到岸边。那天晚上，泓被带到凉亭上，与我相见。生离死别近三年，重逢，竟然是在高墙下！

出现在我面前的泓，仍像从前一样精美，但意外地，却让我感到陌生；而我确信，我也让她感到陌生。这种突兀的陌生感，如时光之海，岁月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夜空中，凉风习习；水面上，蛙声四鸣。那天的谈话，东一句西一句，我甚至有些磕磕巴巴，长久的关押，竟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公安局和看守所的官员，就坐在身边，监视我们的会见。场面有些尴尬。规定的半小时很快过去，在我的请求下，现场官员让会见再延长了半小时。最后，公安官员宣布：时间到。泓起身告辞，彼此勉强地展示笑意。望着夜色下她衣袂飘飘的倩影，我怔忡良久。

公安官员还以为，出狱后，我与泓，将重聚一起。那样，有助于我的“安分”和“稳定”。然而，我的直觉更准确。面带微笑、神态淡定而极尽礼数的泓，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迁。我不应该再介入或干扰她的生活。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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