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1月20日讯】时至年关，中国农民工的“讨薪”行动再次被聚焦。在这类被视为“国家机密”的敏感消息大量遭到屏蔽的今天，网络上寥寥几篇、时隐时现的相关报导仍令人倍感揪心。就在数小时之前，不同的门户网站分别刊登了这样三条角度、色彩均不相同的新闻：其一、某四川籍农民工因讨要工程款而导致自己在纠纷中，被包工头驾车拖挂倒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二、某地法院在连续第七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专项办理活动中，为11161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3.33亿元；其三、某省高院院长在公开举办的《农民工守法维权100问》的口袋书首发式上，给农民工发放“农民工维权宝典”，教农民工如何讨薪维权。
不经意间已在网上浏览过这三条新闻的人，或许会觉得“揪心”显得过于矫情。农民工讨薪，是否离我们这些生活在繁华都市、衣食无忧的人太遥远？讨薪讨到丧了命的悲惨境遇又是否太过戏剧化？更何况，后两条消息似乎已乐观的呈现出了“问题被妥善解决”的局面，因此，我们这些帮不了忙的局外人，又能操些什么心呢？
不得不说，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所做的正面报导，某种程度上的确能迎合身处在动荡社会中的人们更愿意“往好的方面想”的逃避心理。就好像在“第七年”、“11161名”、“3.33亿元”这些数字中，很少人会想到，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似乎是无休无止、年年都会上演的悲情大戏、且涉及的范围之广、工资数额之大，也绝非是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所能诠释的。而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法院的院长居然扮起了维权机构、劳工组织负责人的角色，甚至还天真的希望农民工能通过“读书”、“知法”来自行解决问题。这种类似一遇到色狼就知道使用何种防狼术的弱势少女的自卫能力，如今却要体现在被人恶意抢夺、霸占工资的农民工身上，除了感慨“老赖”老板已经多到、甚至防不胜防到与色狼无异的程度，我们也的确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事实上，即便是对于那条“讨薪致死”的新闻，我们也可从不断被大量正面报导覆盖的负面信息中追根溯源、找到无数类似的案例。就连那位对农民工进行“维权教育”的高院院长，也在声嘶力竭的呐喊“讨薪时，一定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不能采取堵路、爬塔吊、跳楼等极端或暴力方式……”。从这类劝阻的话语中，我们或许应该想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无论是否使用“暴力”，最终被伤害的都只是他们自己。豁出命辛苦工作了一年，却拿不到可以让家中老老小小好几口人活命的钱，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暴力”能让他们尝到如此致命的痛苦？如果能满足“按劳取酬”的小小要求，谁又想去跳楼、寻死？
值得一提的是，新闻一中被车拖拽致死的农民工并没有采取什么极端、暴力措施，但最终却在包工头的极端、暴力行径下死于非命。尽管在后续的报导中，我们看到“死者家属已就死亡赔偿等善后事宜与相关方面达成协议，而20名川籍农民工工资也会马上兑付”，然而这样的结果却仍揭示出一个更为惨痛的事实，那便是农民工最终能讨到薪，是需要以生命来作为代价的。如此，我们不难想像，那些完成了“连续第7年”、“11161名”、“3.33亿元”的“佳绩”，又是以多少农民工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呢？
可笑的是，法院院长居然认定这是农民工不懂法、不懂维权所致。对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来讨要薪资的暗黑社会，那些只能任由欺凌、毫无权利可言的人又该如何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来替自己维权呢？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我们在中国的悲情事件中看到悲剧得以终止的希望。有文章指出，“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那位清洁工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以及代表他的弱势群体有“结社、集会、言论自由”。
然而对比之下，我们只是绝望的发现，中国那些有责任为劳工出头的工会，虽貌似“独立”，但实际却“高高在上”、“与政府界限模糊”、“工人们都找不着”。要说中国的工会能实实在在的为农民工服务是天方夜谭，那么“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则更有可能被无数的农民工兄弟视为“扯犊子”。仔细想来，这似乎也符合当前发生的事实，法院的院长都开始“兼职”、“干预”了，这不正说明了在如今中国，工会只能“集体沉默”、劳工组织、维权NGO只能“被阉割”吗？
政府的有关部门形同虚设、农民工一旦抱团维权便会被沦为“不法组织”、遭到取缔、打压，农民工到哪儿都没有话语权，……，这种既不被保护、又不让自己保护自己的处境，岂不是助长了那些“奸商”、“老赖”的嚣张气焰，使他们随时随地有漏可捡、有空子可钻吗？相比给那些从来未被赋予权利的农民工发放“维权宝典”，让用工单位铭记一旦拖欠工资、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让有关部门了解一旦再发生“讨薪致死”的案件、官员将如何担责，或许会来的更有现实意义吧。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