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05日讯】几日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下称《条例》）。由于该《条例》鼓励“经过培训、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并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有媒体将其称为“好人法”，意即，这是一项旨在保障施救者的法律。
有律师进行解读时指出，之所以“要求施救者必须有急救技能”，是为了“防止好心办坏事”。这与《条例》中针对“其他市民”所规定的“应当立即拨打‘120’电话，可以在‘120’调度人员的指导下开展紧急‘救助’”的要求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一个不懂如何施救的普通人，即便眼睁睁看着有人突发疾病或不慎摔倒、跌伤、遭受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时，也只能袖手旁观，不应该贸然、主动的对其施救。
听起来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善意”的提醒，教会人们，即便在人命关天的时刻，也要第一时间想到自保。然而仔细想来却会发现，这样的提醒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当遭遇他人处在危急关头，一个正常人的本能反应常常是被直觉告知，我能不能救；而不是不管对方死活，先来判断、甄别一下，我到底该不该救。如果伤者情况危殆、而自己又不懂如何施救，那么惊慌、情急之下，“呼救”也便顺理成章的成了下意识的反应。毕竟，事关人命，贸然施救并不是明智之选。
事实上，一个在马路上突发旧疾、生命受到威胁的不幸者，恰好能在危急时刻遇到一位具备急救知识与技能的专业人士，这种概率是否低到只会在影视剧中发生？大部分走过、路过的，显然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对完全不懂救护的普通人而言，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其实也并非那么复杂、难学，稍加培训、指导之后，就足以掌握、运用。至少，避免律师所担心的那种“好心办坏事”的场面，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这种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国民教育”，几乎从未受到重视、也未曾进行普及。
于是，一旦真需要施救者的时候，往往遇到的都是些“有心无力”的好人。而在那些状况不严重、只需要扶一扶的摔倒老人中，由于混杂着碰瓷、讹人的行骗者，因此，有心施救的好人也存在着被坑、被冤的风险。看来法律解决不了“道德困境”，这是至今中国人仍无法对“扶不扶”完全释怀的关键原因。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上述直接绕开了“普通市民”的《条例》根本保障不了主动施救的好人。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条例》本来就是为了保障专业救护人员的。但从中我们会更加绝望的发现，这些专业人士的“免担责”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他们不但要“具有相关培训经历”，还得当场拿出与之相符的“合格证书”。否则，“被救者仍可以质疑施救者没有按照规范实施救护”，并且施救者一旦被起诉，仍有“较小”的“被判赔偿的可能性”。
救人还得赔偿，道理从何说起？这哪是在保障施救者，不过是将其“生杀大权“完全交到了被施救者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得看看救护人员的运气如何了。若遇到没有歹意的还好，但要真遇到心术不正、佯装行骗的，不仅名誉、行为被污，甚至连饭碗都可能被端掉。试问，在“120急救车”迟迟等不来的今天，又有哪个专业的医疗救护人员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去救一个随时都能将自己以“伤害他人”、“违规施救”的罪名告上法庭的陌生人？
如此，《条例》中的“免担责”究竟要保障的是谁呢？据某网媒的一位记者披露，“对比去年11月一审草案，正式的《条例》删除了‘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一句”。也就是说，此前《条例》中有规定，专业人员实施救护不力、出现问题的，由政府来赔偿。
由于“急救”是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之一，因此整个急救过程是否顺利，就应该由国家扶持的急救中心或医疗单位负责。为了尽可能避免因急救失误所造成的巨额赔偿，这些拿着国家财政的机构也就应该在“万无一失”的施救上下功夫。某种程度上，急救是否得力，也反映出一个国家及政府对民众生命安全的重视程度。
有意思的是，出台前后的《条例》中都在着意强调“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从之前的“政府赔偿”到之后的“持证救护”，政府的责任就这样一下子推给了个人。然而，大家都知道，“救护”的目地正是为了给人活下去的可能和希望，又怎会动辄就造成损害呢？既然是经过了专业的培训，获得了专业的资格证书，救护人员又为何不能把人救活呢？如果不是故意为之，那就只能说明，相关机构、部门对这些专业人员的培训、考核、监督不到位。
如今，上海一地居然还想着以删除“由政府予以补偿”的法律条文来规避风险、逃脱责任，将矛盾转嫁给救护人员，甚至在细则中制造“恐怖气氛”，告诫他们，救人可能会惹上人命官司。不知这样做又与故意杀人的刽子手有何区别？若“持证救护免担责”是在庇护这些人，那么上述《条例》就只能被称为“恶法”了。
责任编辑：莆山
